处于“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心的北京大学校园，并没有因为向达等几个教授的最新暴毙，停止的脚步，相反，暴力与命运的劫难愈演愈烈。
一时间，被关、被斗的“反动学术权威”达500多人，北大校园内跳楼和上吊自杀者，未出三个月，著名教授就达24名。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掀起大规模高潮并处于失控状态的日子，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四处抄家、烧毁文物、没收财产。
这一天，孤身一人住在燕东园30号的北大西语系著名女教授俞大絪，被闯进的红卫兵三拳两脚打翻在地，然后，被扒去上衣用扎腰的铜头皮带猛力抽打，直至被打得昏死过去后，将其家中的财产查抄，装上卡车拉走。
俞大絪乃俞大维胞妹，曾国藩侄重孙曾昭抡的夫人，时与其姊俞大缜皆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
1948年底，南京国民党方面组织人力“抢救”北方学人时，她正随曾昭抡由英访学返国，因交通阻塞暂时滞留香港。
其间，俞大缜及其家人属于理所当然地被“抢救”之列。
为此，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在调度飞机时，特向傅斯年说明，一定要想法把大缜“抢救”出来。
傅斯年自是心领神会，拍发电报给北京大学负责“抢救”的郑天挺，特别说明俞大维对其妹的挂念，并有“乞兄务必问她一下，给她一个机会，至感！”之语。
出乎俞大维和傅斯年意料的是，此前在香港的俞大絪与胞姐通信，劝其坚决不跟国民党去台湾，继续留在北大教书。
俞大缜也同意了妹妹的劝说，对找上门来的郑天挺表示不愿南飞，继续留在北平等待共产党解放，万般无奈中，俞大维与傅斯年只好放弃。
1950年，俞大絪由香港返回北平，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任英国文学教授。1952年，随着全国教育界院系调整，她进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与其姊俞大缜同台教授英国文学，
这时，其夫曾昭抡已由北大教务长调任全国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可谓福禄双全。
但是，“文化大革命”中， 她与曾昭抡终于未能跨过这道鬼门关。
1966年8月，在这个炎热的夏日，被红卫兵毒打得昏死过去的她，苏醒过后，夜幕已降临大地，俞大絪悲不自胜，当天晚上，即在家中服药自杀——这是北京大学自杀的第一位女教授。
此时，已被打成“右派”分子，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职务的曾昭抡被赶出京城，正在武汉大学任教，不久，也被折磨而死。
曾昭抡与夫人俞大絪1965年5月摄于北京大学燕园
而此前的1964年12月22日，曾昭抡的胞妹、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因不堪政治运动的压力，于南京郊外灵谷寺跳塔身亡。
至此，兴盛百年的曾氏家族，连同其他世家的文化遗存，在精神层面上已香消玉殒，消散殆尽。
据后世研究者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识分子自杀方式，除了上吊、服毒、用尖物割腕等自残手段，跳湖、跳河亦成为特色。
而早在这股投湖自杀风潮之前，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早已跳湖自尽。
傅乐焕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济南著名的豪绅张英麟（1837—1925）。
自傅氏家族于晚清趋于没落后，傅乐焕的父亲携家离开聊城，到济南投靠岳父张家谋生。
随着军阀混战、刀兵四起的社会大环境形成，靠生意致富的张家也一步步走向衰落。
乐焕的父亲虽在先人的余荫下，跻身于绅士阶层，然而，随着家庭破败，生活拮据，再也没有绅士的风采与派头了。
当时，在济南的傅家可谓上有老下有小，不仅乐焕有胞弟乐炘、妹妹乐淑，另外，还有孀居的婶娘与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
按当时社会风俗，那些所谓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肯把困难透露给外人，只有悄悄变卖家中的衣物维持生活，更不肯厚颜向亲友借贷求援。
而像傅乐焕家族，更是多了一层顾虑，担心出面借贷，会有失傅家和乐焕的外祖父张氏家族的体面。
在这两难处境夹击下，乐焕的父亲既不能尽当家人的责任，又无法周旋于亲朋好友之间，以引桥补路渡过难关，于长期穷困潦倒而看不见希望的境遇中，乐焕之父终于忍受不住物质与精神双重的挤压与煎熬，对人生彻底绝望。
1929年年关即将到来之夜，他冒着零零星星的雪花，独自来到济南火车站旁的一个小卖店，用兜里仅有的三元钱打了二两白酒，买了一袋平时最爱吃的盐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进肚中。
而后，借着酒劲，迎着刺骨的寒风与凉爽的雪花，踉踉跄跄爬上了碎石铺就的路基，卧轨自杀。
噩耗传来，傅家老小悲恸不已。时年十六岁、正在初中读书的傅乐焕突遭如此惨痛打击，心情更感苦痛，待坚持读完初中，已无力继续升学。
此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傅斯年得知此情，顾及同族之情，于1930年把傅乐焕叫到北平，以勤工俭学的性质，让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语所抄写员（时傅尚未与俞大綵结婚）。
与此同时，为了弟弟妹妹能够继续读书和维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傅乐焕主持把济南泺源门外好一点儿的住宅卖掉，全家迁居城里历山顶街南头大湾街，一个小巷的贫民窟中，艰难度日。
身兼管家和抄写员的傅乐焕在北平的日子并不轻松，对于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学生而言，置身于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佣人和同事、朋友之间，就须头脑灵活，事事加倍小心谨慎，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否则，饭碗不保，未来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设想。
好在，傅乐焕是个聪明伶俐又有志气的青年，除了把工作与人事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还挤时间刻苦自学，终于得到了族叔傅斯年的赏识和信任。
1932年寒假后，在傅斯年支持下，傅乐焕得以到北平私立立达学校高三班就读，并于暑假前，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不久，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1932年，傅乐焕考入北大后留影并自题
其时，傅乐焕在济南时一个叫严薇青的初中同学也考入北大历史系，两个人被分到同一宿舍。
除星期天外，平时傅乐焕还要经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务，以便取得经济上的资助。
据严薇青回忆：
“从一些生活细节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气可能不小。比如，有一个初冬下午，我和乐焕约好，跟他到西铁匠营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乐焕原来住的房间。
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乐焕屋里头坐了一会，他带我去看傅的书斋兼客厅。
那是三大间北房（乐焕住的就是最西头的一间耳房），房内虽是旧式的方砖铺地，没有地毯，但是，打扫得非常干净，写字台上也是一尘不染。
书橱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而且是物理方面的。据乐焕介绍，傅斯年出国最初学的是物理。
等我看过出屋的时候，乐焕小心翼翼地又仔细检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进屋的痕迹，而后，才把门关好。
傅斯年的卫生间，在院内西南角上一座小屋里，也是抽水马桶。由于没有暖气设备，屋里生着炉子。在我用过并冲洗之后，乐焕又重新冲洗、检查一遍。
从乐焕这些细心检查的活动来看，傅斯年对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过去为这些琐事发过脾气，所以，乐焕才不厌其烦地一再查看。
同时，也说明过去乐焕住在他家，大概总是提心吊胆，看来这家主人并不是好伺候的。”
严薇青还说：
“有一次，一个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学来看我们，当我谈到想家、想济南时，他说：‘你不过是想家，乐焕却是“挂家”，挂着家里如何生活！’”
这一说法，在严薇青看来“是十分中肯的”。
1936年，傅乐焕于北大历史系毕业，在傅斯年的关照下，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工作，直接受陈寅恪领导和栽培。
抗战爆发后，乐焕陪伴傅斯年的母亲，先入安徽避难，而后转长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亲没有逃出来，在暴跳如雷的同时，当场扇了两个侄子耳光事，其中一个，就是傅乐焕（另一个是傅乐成）。
后来，史语所迁昆明，乐焕随往，并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与杨志玖、张政烺、邓广铭等友善。
当史语所迁李庄后，傅乐焕以副研究员的身份，在板栗坳主要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仍受陈寅恪直接指导。
1942年，傅乐焕发表了著名的《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考察。
此文，对了解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具有重大价值。由于这项研究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贡献，傅乐焕荣获中央研究院颁发的杨铨奖金。
傅乐焕在李庄时，他的老母仍在济南，妹妹傅乐淑则在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乐焕挣的薪水要拿出大部分分别寄往昆明与济南，以尽家中长子之责。
当时济南已经沦陷，连寄款的线路都已成了问题。据乐焕的同窗好友、北大毕业后在济南刘鲁中学高中部任教的严薇青说：
“这时乐焕的母亲来找我，说是乐焕来信，让商量一个从后方寄钱来济南的办法。
以后，通过我父亲的朋友柳老先生在西安的亲戚，让乐焕设法把钱交给家在西安的友人，由友人如数送钱给柳老亲戚家，柳老在济南接信后，再如数把钱给我，我再转交乐焕家里。这个拨款的办法，大概一直用到抗战胜利。”
由于困在李庄，医疗条件极差，加之长期焚膏继晷攻读著述，傅乐焕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以致到了抗战胜利返京复员之日，由于病情极其严重，而不能随复员南京的史语所众人同行。
乐焕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道，“事实上必不可能”，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只有暂留”李庄，一个人孤独地等待病情好转。
身在重庆的傅斯年读罢此信，念侄子早年丧父，命运多舛，流徙西南而只能翘首北望，家有老母而不能即行相见，想到此处，不禁潸然泪下。
傅斯年最后一次回到李庄时，察看了傅乐焕的病情，确认在短时间内无法回京，万般无奈中，只好托李庄乡绅罗南陔，在镇内找了个稍好一点儿的房子，为其日后养病之居所，慢慢等待病情好转。
1946年秋，史语所人员全部复员回归南京，傅乐焕因心脏病持续恶化而不能长途行动，只好一人滞留在李庄休养。
这年的10月31日，他在答傅斯年的问询时说道：“侄病近月来一般情形，略有进步，唯心脏趋弱，听之而已。早日回家事，非今日体力所能支。”
直到次年春，傅乐焕的病情有所好转，才告别了生活六年之久的李庄，乘船返回南京，任史语所副研究员。
1947年，傅乐焕获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向史语所请假，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深造，从事藏文、波斯文、政治经济思想史、欧洲中古经济史及欧洲中古近代史大纲等的学习和研究，后获博士学位。
在英国期间，傅乐焕思想发生了巨变，1948年4月3日，他以教训的口吻致信正在美国治病疗养的傅斯年说：
“昨间接闻人言，我叔近在美常做演讲，协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倾学生，颇为失望。今日政府之颓局，完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分神也。”
在以往的叔侄通信中，傅斯年总是以长辈的口气，居高临下地对这位侄子发号施令，而傅乐焕也都是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点头奉命行事。
乐焕每有致傅斯年的书信，也只是谈些读书做学问，甚或家务之类的琐事，从不涉及政治。
想不到，出洋没一年，这位侄子竟开始涉及政治，且在国民政府尚未倒台，自己正为蒋家王朝四处奔波，企图挽狂澜于既倒之时，教训起自己来了。
此举在心高气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看来，真如太岁头上动土，佛头抹粪，犯上作乱。
于是，他勃然大怒，恨不得立即把这位侄子拉出来像抗战初期一样当场扇几个响亮的耳光，再给他来个“下马威”。
无奈远隔大洋，力不能及，只好把满腔怒火化作凌厉的文字予以反击，来了一顿真真切切的臭骂，也就从这时起，叔侄二人在政治上，已呈分道扬镳之势。
尽管如此，傅斯年到了台湾之后，念及旧情以及乐焕的才学，曾多次致信致电，召其在英学成后直接赴台就事，并云，另一位与乐焕经常在一起的本家弟弟傅乐成已赴台岛，出任台大助教，等等。
但是，傅乐焕此时如同一只出巢的雄鹰，面对海阔天空的大千世界，再也不想回到国民党政府与叔叔掌控的机构中做事谋职，他要寻求一种天地清新的新社会，回到共产党领导的大陆，并将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的学术事业。
“文革”期间北京大学召开的“反帝反修”大会现场
傅乐焕拒绝来自傅斯年的劝说与各方面的利诱，排除种种干扰，于1951年毅然返回大陆，初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副主任，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
其间，他与学术大师、史学界“二陈”之一的陈垣侄女结婚，并陆续有了三个女儿。
在相对安静舒心的生活环境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发表了《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分和识别问题》等研究成果。
他还主编了《满族简史》《金史》，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图集》，点校“二十四史”，参与编纂《辞海》《中国地震史料辑录》，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等。
傅乐焕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事业，做出了划时代贡献，并以此跻身于国内外最有影响的辽金史学专家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