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起于青萍之末。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战斗檄文，成为引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校园大饭厅东墙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大字报指责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彭佩云等三人对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等人书写的这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司马洪涛《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长篇文章，矛头直刺北京大学党委和时任北大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的翦伯赞。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火药味呛人的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
同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紧急插播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消息：
“新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第二书记。”“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了工作组，到该校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
随之而来的是全国高校及中学陆续停课，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兴起。
历史系教授汪篯在院系调整后，一度跟随翦伯赞与吴晗等人，他与翦、吴二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参与编写《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历史常识”小丛书的同时，继续在北大历史系，主讲中国古代史专业的隋唐史。
北师大学生在学习批斗三家村材料
并且，他还把陈寅恪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列为研究生的必读之书，并要求写出读书报告，借此可见，一介书生汪氏对自己的恩师，仍是一往情深，学术观点也还有所保留。
——或许陈寅恪的学术成果太庞大坚实了，已容不得汪氏不加以关注也未可知。但是，无论如何，此时已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了头脑的汪篯，继续在课堂上讲授陈氏学说确是不争的事实。
据当时在北大历史系读书的学生胡戟回忆说：
“业师汪篯先生（1916—1966）早年是陈寅恪先生的门生，因为曾常年住在先生家中，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入室弟子，又曾协助先生完成于1950年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所以，先生在此书末的作者附记里提到：‘此稿得以写成实赖汪篯、王永兴、程曦三君之助。’
后来，有的书说到1947年在清华修改该书书稿时，只提‘时助先生工作者为研究生陈庆华、王永兴等’，甚至，还提了一句‘原燕大毕业生程曦时亦在北平’。惟独汪篯先生的名字不见了，这自然是与那‘逐出师门’有关。”
胡戟所说的“后来有的书”，显然是指蒋天枢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蒋著除了1947年条下没提汪篯的名字，在著中编年“庚寅一九五〇年先生六十一岁”条下说道：
“仍任教广州岭南大学。助教程曦。将前所著有关元白诗各篇，整理为《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初冬，由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作为该室丛书之一，印成直行线装本。
后来，又经助教黄萱协助修改，乃交上海中华书局改为直行平装普及本。”
也就是说，在蒋著中，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与汪篯没有一点儿关系。
此点是否与“逐出师门”有关，或别有隐情，尚有待考证。
但是，据胡戟说，他拜在汪篯门下读研究生时，“汪先生也谈到了1953年的那件事，说他是自告奋勇主动要去的，自以为有把握把先生请来北京，结果是苦笑着说没想到碰了壁。不过，没有对我讲‘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的那句话。
……对十五年的恩师下的逐客令，他甚至没有能力感受到痛苦。其实，先生（南按：指陈寅恪）用严厉到不近人情的态度给上的这最后一课，实出自对这往日的学生的一片爱心，击这一猛掌是要汪篯回到与政治无涉，做一个纯粹的学术人的路上来。
天真的汪先生还是不懂。于是，在1959年和所有‘为民鼓与呼’的党员干部一起被扣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事实上，自“反右”斗争兴起，特别是郭沫若于1958年公开点名指斥陈寅恪之后，作为陈门弟子的汪篯，在北大的地位随之一落千丈，而且遭到了来自同一阵营“革命战友”的批判和围攻。
面对由“红”变“黑”、突如其来的巨变奇劫，不谙世事的汪篯如同挨了一记闷棍，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大病一场，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
待其起死回生之后，汪篯面对前来探望的学生胡戟指着一张贴在证件上的照片让其辨认。
据胡氏回忆说：“那是个大胖子，我认不出来，于是告诉我就是他。我只是感到难以置信。
汪先生告诉我，经过1959年的批判，他从一个体重一百五六十斤的大胖子变成现在这样一身病。
看他当时瘦得弱不禁风的样子，我猜大概不够一百斤了。”
“反右”运动之后，重新返回阳间的汪篯，大病初愈后又重新登台讲授他的隋唐史课业，并鼓起勇气，以孱弱之身，投入到当时兴行的“勤工俭学、开门办学”等等甚多的教育革命中。
当吴晗与翦伯赞被高层发出的锋镝射中之后，北京大学历史系部分经受“文化大革命”战斗风潮洗礼的师生，对准了汪篯。
红卫兵特意在汪宅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翌日，当“革命小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上飘摇。
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下来。
愤怒的“闯将”见状，指责汪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捣乱，事情很快被告发到中央“文化大革命”驻北大工作组。
工作组主事者立即把汪氏找来，命令他当面向“闯将”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而后等待研究后的惩罚措施。
汪篯心中不服，但又不敢也无力抵抗，只得在“闯将”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彻底摧毁了他往日的理想与信念。
就在当天夜里，汪篯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终于爆发，遂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
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氏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墙壁，众人强行将门撞开，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
——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仅五十一岁。
对于他的死，后世评说不一。有人说他性格脆弱经不起打击，有人谓汪氏此前已对生活失去信心早有死志云云。
但是，他的学生胡戟却做了这样的评价：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才对陈寅恪的教导大彻大悟，并以“软弱的坚强，表明他没有遗忘师教，便把最后的生命奉献给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祭坛上去了”。
胡氏之说略有牵强，但细加深思，亦有一些道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报刊登载的批判“刘邓文艺黑线”的漫画
继汪篯之死五个月后，与汪同在历史系任教的向达，也命赴黄泉。
1944年，作为北大教授的向达（字觉明），受傅斯年、李济等学界大师聘请，离开昆明西南联大，携家赴四川南溪李庄，继之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合组的西北考察团，与夏鼐、闫文儒等人，第二次远征西部大漠，赴敦煌等一带考察文明遗迹。
他的妻子儿女在李庄板栗坳与史语所同仁，共同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直到1945年底，考察任务告一段落，向达才回李庄携家眷重返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在这段时间，向达与傅斯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胜利后，向达继续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向达一度受到重视，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历史系教授，并接替南渡台湾的毛子水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1954年，他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
此时的向达“已走向了历史学家最美好的年华”。可惜，好景过于短暂，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向达“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
当时，社会上正在播放一部反映云南大理人民生活的电影《五朵金花》，向达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等五个热门问题）。
不仅如此，向达曾公开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比如，考据学和考古学，他形象地比喻：“怎么能说明考古发掘中，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那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
此语，引起了一些自誉为马列主义史学家的强烈不满，遂“聚而歼之”。
向达出身湘西一个土家族家庭，但在当时的社会中，对少数民族成分没有认识，向达认为自己是汉族。
新中国成立前后，他曾与湖南老家有些联系，并请户籍警在“民族”一栏里由“汉族”改为“土家族”。按向氏的说法，他这样做是为了不“数典忘祖”。
根据这条线索，部分位高权重者无端认为向氏有攫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职位，欲谋不轨的野心。于是，双箭齐发，向达被戴上了史学界四大“右派”之首的帽子。
据新华社1957年10月18日播发的电讯，四大“右派”依次是向达、雷海宗、荣孟源、陈梦家。
1959年国庆节前夕，向达的“右派”帽子被摘掉，总算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
面对这一变数，北京学术界各色人等仍怀揣惊恐之心伸头缩头地悄然观望，无一人应声。第一个向他致书道贺，祝其躲过一劫的，竟是远在岭南双目失明的陈寅恪。
陈寅恪与向达交往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抗战之前，而在西南联大时期，他俩更为友善并相互引为知己。
当年在李庄时，因傅斯年对向达的学问、人品极为推崇，从而引发了以向达为首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行，经过对敦煌洞窟、汉代烽燧、长城关隘、西域古国废墟、流沙坠简、草纱文书等文明遗迹、遗物的探寻考证，向达一跃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中西交通史专家，他对这一领域研究之深透广博，整个中国学术界无人能够匹敌。
而历史上的中西交通史，实以汉代开端于唐代达到繁盛，而这一段历史与文化交流史也正是陈寅恪抗战期间研究的范围，于是，陈、向二人自然地交往日多，视为莫逆。
傅斯年在台湾不幸病逝后，陈寅恪那首仿傅青主诗而作的悼亡诗，首先由岭南秘密转到北京大学向达手中，向达又暗中传给郑天挺和汪篯等人，然后，渐渐被北方学界小圈子中的同人所知。
由这篇在当时看来需冒很大政治风险的诗作传递路径，可见陈寅恪与向达的交情之深，以及对向达人品的看重。
1949年以后，向达贴在工作证上的照片
1953年初冬，当汪篯代表中国科学院跑到中山大学，“不知天高地厚”地约请陈寅恪出任历史二所所长而引得对方大怒，直至被赶出师门，灰头土脸地返回北京时，陈寅恪对此仍心中耿耿，怒火未消，遂疾书一封，寄往北大的汤用彤、邵循正、周一良、向达等诸友生，对汪篯的所作所为大加痛斥。
在致向达与周一良的函中，陈寅恪特地提出，将此中情形转告已调往南开大学任教的老友郑天挺。
1953年12月6日，向达在致郑天挺的信中说道：
毅生先生左右：
上月科学院派汪篯去广州，邀请寅恪先生北上。不料，汪君抵粤后语言不慎，以致寅恪先生大怒，血压增高。
最近致书锡予（指汤用彤）、心恒（指邵循正）、（周）一良先生及弟，痛斥汪君，大发牢骚，其致弟及一良函末，并属（嘱）将情形特告先生，而陈师母另函又谓不必将函转陈。
锡予先生亦同此意，谓如此可以不致广为宣扬，云云。其实陈先生致汤、邵、周及弟共二函，俱已原件交科学院矣。用陈梗概，尚祈察鉴，幸甚！幸甚！敬颂
道安！
弟向达谨上十二月六日
当时，陈寅恪除当面痛斥汪篯的冒失、莽撞与不懂事理，对第二所所长的人选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并以平和的口气对汪说过如下的话：
“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点，向达对此素有研究。”
其意为让向达担当该所重任。不过，后来由陈寅恪荐举的陈垣担任了二所所长，向达与侯外庐分别担任副所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两年，即1964年3月，向达专程赴广州中山大学拜谒陈寅恪，就他正在进行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涉及梵文的问题进行请教。
懂四门外语的向达对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一些梵文描述，无法尽懂，而深谙十几种文字的陈寅恪显然要比向达技高一筹。
当时，中科院的领导不同意出资让向氏去拜见，此次岭南之行，系向达憋着一股湖南人的“霸蛮”之劲儿，大着胆子自费而来。
陈寅恪的名声光照日月，而向达的名气也是光芒四射，冠盖学界，两位大师级史学巨擘在岭南这块潮湿之地的会晤，自然成为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在整个中山大学引起了轰动。
借这一难得的契机，中大历史系专门安排向达做了一场《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报告，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与激赏，陈寅恪与向达之间的友谊再度得到了升华。
分别时，已很少作诗赠人的陈寅恪诗兴大发，特作《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首绝句相赠。
最后一首曰：
握手重逢庾岭南，失明膑足我何堪。
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
历史让后人看到的是，一厢情愿的陈寅恪这个“八十身犹健”的梦想似乎太遥远了，遥远得如同西天的彩虹，而向达也同样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当过“右派”分子的向达自是在劫难逃，所面临的是无情的批斗、折磨。随后，向达被关进牛棚。
但是，他仍天真地对未来充满希望，认为“将来每一个人大约都要入八卦炉中一煅，经此一烧，然后可以凤凰涅槃，获得新生！”并暗中嘱咐友人“不必耿耿”，只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一定可以过去的”，云云。
无奈事与愿违，本已身患重病的他经过批斗之后，身体已难支撑，但造反派仍“勒令”其在烈日下，收集全国到北大串联的红卫兵小将们扔得满校园的西瓜皮。
向达在捡西瓜皮时，因暴晒过度突然晕倒在地，昏迷不醒，因未得及时救治，肾严重衰竭。
9月底，向达和历史系其他“牛鬼蛇神”又被押到昌平县太平庄农场劳动，晚上寝室门被锁住，包括夜间出门上厕所之类的活动一概不准。
向达的肾病越发严重，全身浮肿，排不出尿，疼得满地打滚，负责监工的红卫兵为图清净，索性将其用车拉回到北大校园内，但仍不准送医院救治，此时，向达已不能行动，尿更排不出。
延至11月24日，一代史学巨匠在极度的痛苦中逝去，终年六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