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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已被囚禁54年的张学良重获自由，这个昔日光芒满身的少帅经过五十四年的软禁生活已经变得十分黯淡，但是他的消息仍然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张学良重获自由以后，许多媒体争相采访他，其中有一位记者问了他一个问题：“这辈子，您最佩服的人是谁？”

张学良陷入了片刻沉思，随即缓缓说道三个名字：“我的父亲张作霖、毛主席毛泽东、周恩来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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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答，既是对他一生历程的深刻总结，也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那段风云激荡的年代——从张作霖的铁腕统治，到毛泽东的伟大智慧，再到周恩来的患难真情，他们三人的身影，成为张学良人生中不可抹去的烙印。

那么，张学良为何会对这三人推崇备至？他们又分别在他的生命与历史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背后，隐藏着张学良怎样的深情与敬仰？

张学良的一生，都活在父亲张作霖的影子里，这个名字不仅在他心中是挥之不去的印记，也深深镌刻在中国现代史的版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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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父亲，张学良曾多次公开表达过钦佩与崇敬的情感，他甚至不避讳谈起父亲的缺点——嗜赌、迷信、暴躁，但这些性格瑕疵，丝毫不能削减张作霖作为一代“东北王”身上的耀眼光芒。

张作霖出生在清朝末年的一个穷苦家庭，幼时便尝尽人间疾苦，早年当过兽医，混迹江湖，靠着一把枪和一腔热血，硬生生从社会底层一步步爬上权力巅峰，成为统帅数十万东北军的奉系主帅。

张作霖早年读过不到半年私塾，算是文盲中的半文盲，可这并不妨碍他在日军、奉军、北洋政府乃至列强的复杂博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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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不仅仅是一个铁血的军人，他的身上也有普通人的市井气息。

张学良回忆说，父亲有两个特别让人头疼的“毛病”，一个是嗜赌，一个是迷信。

张作霖酷爱打麻将，这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更成了他招待客人的特殊方式。

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只要走进张府，第一个“考验”就是陪张作霖打一局麻将。

在张作霖看来，麻将不仅是赌博工具，更是一种独特的心理博弈，通过一局麻将，他可以迅速判断出一个人的性格、品行，甚至是对方的用心是否可靠。

这种看似随意的娱乐，其实暗藏着他驭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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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作霖的“迷信”，却显得更加戏剧化。

他的身边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算卦先生“包瞎子”，包瞎子的卦象被张作霖视为至高无上的指引，所有重大的决定，张作霖几乎都会先请包瞎子占卜吉凶。

甚至有一次，袁世凯称帝，张作霖为了讨好对方，专门把包瞎子介绍过去，结果包瞎子断言袁世凯“非失败不可”，后来袁果然败得一塌糊涂，这让张作霖对他的信任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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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现代人的眼中，这种“迷信”显得滑稽可笑，但在当时却是张作霖性格的一部分——他坚信天命，也坚信自己的选择能够改变命运。

张作霖的统治力，也是张学良崇拜的核心原因之一。

在奉系军阀中，张作霖起初资历最浅，背景最弱，但却凭借手腕成为所有人公认的领袖。

这种统治力并非来源于血腥和暴力，而是他身上天生散发出的威严和魄力。

这一生，张学良始终以父亲为楷模，既效仿他治军治国的手段，也吸取他人生中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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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虽然有着暴躁、嗜赌、迷信的缺点，但他身上的家国情怀、军人品格以及对百姓的深厚情感，让他成为张学良一生最钦佩的“第一人”。

在张学良漫长而曲折的一生中，他始终对一位伟人怀有深深的敬仰，这位伟人，就是毛泽东。

尽管两人从未谋面，但毛主席的名字在张学良心中，仿佛一道高山般伟岸的存在。张学良对毛主席的敬仰，其实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已经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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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东北，与时任少帅的张学良相识，双方因共同的兴趣爱好很快成了朋友。

作为当时在华的国际记者，斯诺后来得以深入陕北苏区，成为最早接触中共领袖毛泽东的西方人。

斯诺从延安归来后，便带着满腔的震撼与敬佩向张学良提起毛泽东。

他告诉张学良：“毛主席是个真正伟大的领袖，他与国民党宣传中所描绘的形象完全不同。他是那个能给中国带来希望的人。”

斯诺甚至鼓励张学良去陕北见一见毛泽东，因为那个人也许会告诉他一个全然不同的中国未来。

正是斯诺的这番话，在张学良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毛泽东，这个一生未曾谋面的男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种敬仰在西安事变期间被进一步升华。

彼时，张学良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在国家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之时，蒋介石固执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中国引向了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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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陕北的毛泽东却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沿，主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各阶级和党派一致对外。

张学良从毛泽东传来的电报中，读到了一个领导人的智慧和远见。

他开始更加坚定地相信，只有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才能让中国摆脱内乱和侵略的双重桎梏。

1936年4月，他曾计划飞赴陕北，与毛泽东亲自会面，但到达洛川机场时，却收到了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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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中说，毛主席因为要处理重要事务，无法前来与他见面，已派遣周恩来全权代表中共中央与其会谈。

尽管没能与毛主席见面，但张学良和周恩来在那次谈话中，结下了一生的深厚友谊。

周总理的谈吐与智慧，也让张学良感受到了中共领导层的魅力和魄力。

在随后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毛泽东的联系则更为密切。

张学良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试图逼迫他与中共达成一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为了避免局势失控，他向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试图与毛泽东保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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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毛主席未能亲赴西安，但他通过电报向张学良表达了坚定的支持，并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建议。

张学良深知，正是毛主席的政治智慧和高瞻远瞩，使得这次事件得以和平收场，避免了国家再次陷入内战的泥淖。

如果说张学良对毛泽东的崇拜更多源自敬仰与遥不可及的遗憾，那么他对周恩来的感情，则是一份穿越时光的真挚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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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深厚的友谊，始于1936年的西安事变，但在此之前，两人早已因机缘结下了特殊的缘分。

周恩来的博学、睿智、豁达与忠诚，成为张学良一生中最为珍视的品质。

即便被软禁的半个世纪中，他依然对这位患难之交念念不忘。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可以追溯到1936年6月，在此之前，他们甚至可以算作“师出同门”。

周恩来早年曾在东北求学，拜在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门下，而张学良也因为张伯苓帮助他戒掉烟瘾，拜了这位教育家为师，两人因此有了一层“师兄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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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特殊的缘分，让他们在第一次见面时便显得格外亲切。

那次见面，周恩来的谈吐、见识和儒雅风度，深深折服了张学良，两人聊得投机，迅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真正奠定两人深厚友情的，还是西安事变这场改变中国历史的风云大戏。

在这次事变中，张学良冒着巨大风险扣押蒋介石，试图以武力逼迫其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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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兵谏之后的局势迅速复杂化，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一经传出，国共两党以及各方势力纷纷介入，局势一度变得难以收拾。

在这关键时刻，张学良选择与周恩来合作。

他深知，只有依靠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智慧与支持，才能将这场事变和平化解，避免内战全面爆发。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第一次深度合作，发生在1936年12月的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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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共两党对立、信任几乎破裂的背景下，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抵达西安，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展开谈判，力图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

周恩来的到来，犹如一股清风，迅速稳住了局势。

他以冷静而缜密的逻辑分析局面，以诚恳而坚定的态度化解矛盾。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中共展现了极大的宽容与智慧，提出既保证蒋介石生命安全，又促使国民党联合抗日的方案。

这种和平谈判的策略，与张学良的内心诉求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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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希望事变以血腥冲突告终，而周恩来的到来，让他看到了避免流血、达成抗日合作的希望。

谈判过程中，周恩来与张学良之间建立了极深的信任，张学良钦佩周恩来的才华，更被他的从容与豁达所打动。

后来在张学良被软禁期间，他与周恩来的联系被迫中断，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位挚友。

在孤寂的囚禁岁月中，他无数次试图通过各种渠道给周恩来写信，但这些信件几乎从未成功送达。

尽管相隔两岸，周恩来也始终惦记着这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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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5年的重庆谈判到解放战争后新中国成立，周恩来多次在公开场合为张学良发声，谴责蒋介石对他的软禁行为，并呼吁国民党尽快释放他。

197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病逝，得知消息后，仍被软禁的张学良悲痛不已。

他无法发唁电，也无法公开表达哀悼，只能在心中默默追忆这位挚友。

在张学良被囚禁的五十四年里，他从未停止对信仰的坚守，也从未背弃他珍视的友情与原则，而他对“最佩服的三个人”的回忆，正是他一生坚守与释然的缩影。

面对蒋介石的多次施压，他始终坚持原则，从未为了换取自由而污蔑共产党，也从未将自己曾经的决定推脱给毛泽东、周恩来或是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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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在被审问时斩钉截铁地说：“西安事变的所有决定，都是我的想法，与任何人无关。”

正是这种无畏的担当，让张学良成为了被历史铭记的“爱国将领”，即便身陷囹圄，他的气节和胆魄依旧令人敬佩。

1990年获释后不久，当有记者问起张学良这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是否让他后悔时，他只是轻轻一笑：“不后悔，我一生无愧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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