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时，我正在祖国大西南执行剿匪任务。

当第一批入朝作战部队的胜利消息传回国后，我们都倍受鼓舞，心里也痒痒的。

我们这支部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打”字贯穿始终。

一听说要组建第二批志愿军入朝参战，大家的情绪一下就上来了。

我的想法是，一定要争取入朝参战，打走了美国佬之后，回来一切都好说。

1951年，我如愿带兵入朝，很快就赶上了第五次战役。

自从进入朝鲜后，我们就一直为战事忙碌。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这才发现我的牙床发炎，医生说是急火攻心。

炒面吃不下去，人渐消瘦，左边脸却肿成半个胖子。我自己难受，军里其他领导也很着急。

不知谁说野鸡蛋清心败火，参谋长、主任都信了，派了几个战士到山上找野鸡蛋。真找回17个，用开水冲了吃。

不久，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了 ，说来也怪，牙也不疼了 ，脸也不肿了。

同志们开玩笑说：“军长就是打仗的命。”

而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战。

在朝鲜战场上，美军飞行员十分嚣张，超低空飞行，简直像是要看准脑袋扔炸弹。

飞机一来，大家就要隐蔽，漫山遍野，山巅谷底，到处躲藏。

大部队撒出去一句话，收拢要花半天时间，而且是“锣齐鼓不齐”。

敌机骚扰个两三次，一个半天就过去了，严重地影响了行军速度。

逼得没办法，军里几个首长一合计，统一了思想：大胆前进，边走边打，以打代防。

反正对于我15军来说，飞机并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儿，解放洛阳时我们就用步枪把老蒋的一架战斗机从天上揍到地上。

美国飞机就算高明一点，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是也有了高射机枪吗？

于是，军里一个号召传下去，全军为之一振：挺直腰杆子，开展对空射击。

五次战役刚开始的当天，高射机枪连仅用35发子弹就把一架敌机给揍了下来，连飞行员都被我们活捉了。

在接下来的50多天里，15军共击落、击伤敌机83架。这打掉的可不仅仅是几十架美国飞机，重要是打掉了部队中的恐美情绪。

作战室中的秦基伟将军（左二）

就在志愿军士气高昂前进时，司令部发现，我们一进攻，敌人就往后缩，看来是想诱敌深入消灭我们。

总部急令全军停止追击，回到战役开始时的出发地带集结待命。

战场形势风云突变，骤然之间，由追击转为退却，由进攻变为防御。

大部队撤退，组织得不好，几万人马，一退起来就如洪水决溃，一旦乱套，指挥就不灵了，可以说叫天天不理，叫地地不应。

值此紧要关头, 我命令全军报话机全部开通，一个命令直接下到团，一个团长一个团长地叫出来，亲口交代。

这一次，15军的通讯联络可以说立了大功。这些通讯设备还是打郑州时缴获的。

15军得以迅速收拢，神速转移，基本上没吃大亏。火烧眉毛时，人撤出去就是胜利，坛坛罐罐就顾不上了。

要不然，后勤同志这也舍不得丢，那也舍不得扔，磨磨蹭蹭到最后，不仅东西保不住，人也很难脱身了。

都说怕什么就来什么。

15军虽然及时撤离，但我军东线尚有大量部队被困在一片狭长地带里。

要打展不开，要守也展不开，几十万人窝在一堆，无后方，没供给，一旦被包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5军受命要在芝浦里地区占领要点，组织防御，以迟滞敌人行动，掩护东线主力兵团调整部署。

正式命令下达后，彭德怀总司令还不放心，又亲自跟我通话，让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坚持7至10天。

我向彭老总坚决表态：“请司令员放心，我们采取一切手段，至少顶住 10 天！”

决心虽然表得很干脆，但我自己心里明白，敌大兵压境，我全线撤退，斗争焦点集中，仅我一点支撑，坚持数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况且，15军在第五次战役连续作战中， 减员达三分之一。步兵营多数连队仅有50余人。

武器弹药损耗大，没有粮食，部队极度疲劳。受领任务紧急，仓促投入战斗，敌情不明，地形不熟……

然而，大局之下，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了。

军队的几个领导很快形成一个铁腕决心：

不惜一切代价，为了完成掩护任务，15军准备打光最后的一兵一卒。

恶战开始了。

从5月30日至6月4日，敌人的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炮火轮番轰炸，坦克轮番冲击，飞机数次俯冲，我阵地几度易手，又几度失而复得。

敌我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我方防线始终未破，近在咫尺，敌人却不能前进一步，徒奈我何，只得望线兴叹。

在芝浦里阻击战中，我45师134团与敌之战尤其残酷，几乎所有阵地打到最后都成了白刃战，涌现出不少英雄模范，其精神惊天地泣鬼神。

134团7连连长郭新年，下巴须被打掉一半，多次昏迷，只要醒过来，就坚持指挥战斗，并奋力向抵近之敌投出多枚手榴弹，毙敌30多人。

双方激战至中午，7连因伤亡过大，阵地大部被敌占领。身负重伤的副指导员刘汉和卫生员，两个人用手榴弹又击退敌人的两次冲锋后，壮烈牺牲。

目睹连长、副指导员的英雄行为，19岁的苗族战士刘兴文发誓要为他们报仇。

他提起一箱手榴弹，主动会同机枪排负伤战士赵金平，两个人坚守二排阵地，采取分工协作战术，交换战斗位置，迷惑敌人。

从当天中午打到夜幕深沉，战斗了七八个小时，击退敌人11 次冲击，毙伤敌100余人，守住了阵地。

刘兴文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立了一等功。他在后来的战斗中，也光荣牺牲。

战斗中还有一名战士，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叫柴云振。

那时候，战斗连续进行了5昼夜，敌人在我阵地前死伤千余人。

我134团的两个连仅剩下40余人，只能合编为一个连。

最后一天清晨，我方阵地被突破，7班长柴云振带领全班发起反击，一举夺回主峰阵地。

占领阵地后，柴云振又发现溃逃之敌正龟缩在一个较高的山头上构筑工事，这个山头可以居高临下，发挥火力，威胁很大。

他当即带领3个战士乘敌立足未稳之机，突然冲入敌阵。

柴云振首先击毙了敌人的指挥官。

战斗中，3名战士全部负伤，4个敌人见柴云振孤身作战，一齐猛扑过来。

柴云振挥枪打倒了3个，但一名大个子黑人士兵还是冲到了跟前，二人扭成一团。

那个黑人士兵人高力大，柴云振瘦小单薄，相比之下敌兵占了上风。

情急之下，柴云振用手指抠挖敌兵双眼，敌兵负痛，狠狠地咬掉了柴云振的一截手指。

在全身24处负伤的情况下，柴云振仍支撑拼搏，直到用石头把敌兵砸昏，才昏死过去。

关于这位战斗英雄，还有一段插曲。

1952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给柴云振记特等功，并授予了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但在庆功会上，奖章和证书却无人认领。

这是因为在那次战斗后，柴云振被友邻部队救走，把他送到了战场后方。

几天后，等柴云振苏醒过来，已经身在国内，并被单独送往包头的一所部队医院了。

他在包头住了一年多医院，养好了伤，被评为残疾军人，带着1000斤大米票证作为“复员费”，悄悄地回到了家乡，从此和原所在部队失去了联系。

柴云振回乡后，积极参加生产，表现很好，他先后当过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和乡长等职务，为群众做了许多好事。

直到九十年代，部队整理战史，分别派人到山西、山东、河北等地调查，并在《四川日报》上连续刊登了寻人启事。

此事很快在群众中传开。

柴云振的儿子看到报纸，觉得跟父亲的经历差不多，就要父亲前往部队联系。

就这样，失去音讯多年的英雄战士才有了下落。

当组织上问他有什么要求时，柴云振回答说：“我那一个班都牺牲了，只剩下我，我活在世上，应该代我的战友做点事，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

柴云振的这几句话，说得诚恳而又简朴。

志愿军特等功臣 柴云振

不久，柴云振到北京来开会，我接他到家里来吃饭，望着这个满面风霜、朴实憨厚的农村汉子，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些生龙活虎般活跃于朝鲜战场的小伙子们。

是啊，那时候我们跨过鸭绿江，就是为了保家卫国，个人生死完全置于脑后，当我们的战士们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谁会想到以后去要个名、要个利、要个什么官当呢？

世界上最纯洁最美丽的，是战士的情感啊！

我这个当军长的，真为有这样的部下而感到骄傲。

在芝浦里阻击战中，不知还有多少像柴云振这样的英雄。

我们的部队正是靠这种无私无畏、有我无敌的精神和气概，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疯狂进攻，牢牢地守住了阵地。

经过在芝浦里十昼夜的奋战，我们粉碎了敌人包围东线主力兵团的企图，完成了任务。

彭老总于激动之中，给我发了一份充满感情色彩的电报，内容是“秦基伟：我十分感谢你们！彭德怀”。

当得知彭总致电鼓励的消息时，不少战士拥抱在一起，热泪横流。

时至今日，我对我们的战士，充满了感激之情。

为什么第五次战役，志愿军打得如此惨烈？

究其原因在于，经过几个回合的交手，美军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弱点：后勤保障跟不上。

弹药、粮食全靠人背。背得再多，也只能坚持一个礼拜。

前进三天，后退三天，差不多就弹尽粮绝了。敌人称我们为“礼拜攻势”。

掌握了这个规律，就有了对策，一看我们进攻，美军往往虚晃一枪，假意招架几下，然后坐上汽车往后缩，撩逗我们去追。

他坐车走两个小时，我们要追两天。

他们到达一个位置，占据有利地形，睡上一天一夜，当然精神饱满。

我们的部队吭吭哧哧跑了一两天，又累又饿，连热水都喝不上一口。

以这样的精神状态，向敌进攻，怎么能攻上去呢？只有挨打的份儿。

不过，我们也没让对手占多少便宜，他们已遭受了多次惨败，也不敢大胆冒进了。

这样一来，朝鲜的战争样式就从根本上起了变化，由运动战转入积极防御战，积小胜为大胜。

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是“零敲牛皮糖” “积小胜为大胜”。

牛皮糖是南方的一种食物，用麦芽糖熬成，大块头，整个是啃不动的，食用的时候一点一点敲碎。

根据这些战术原则，我军接防后大力开展了冷枪、冷炮运动。上阵地头一个月，就歼灭敌人160多名。

我们的战士，不仅敢打，而且善动脑子，展现了许多可爱的聪明才智。

有个叫陈风楼的战士，还琢磨了一套简便实用的射击要领：“敌人上山就瞄头，敌人下山就瞄腿。”

实践证明，效果很好。

在战斗中的间隙，国内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也翻山越岭地来到了志愿军的军营。

当时，我有一件缴获美军的皮夹克，这件衣服熨帖合身，我穿上感觉很舒适，尤其是口袋很多， 装烟装火柴装铅笔很方便。

军直属队开会的时候，文工团一位女同志递上来一张条子，上面写道：“一切缴获要归公，请军长把皮夹克脱下来给我们演戏用。”

抗美援朝时期的秦基伟将军

我看了看，心想，穿件皮夹克，既不算贪污，也不算浪费。

我的个性也是很倔的，所以对这张条子未作理睬。

当天会后，文工团员们就议论开了，有的说，军长态度不好，不接受批评。

也有的说，不管怎样，军长下回肯定不敢穿这件衣服了。

他们哪里想到，第二天开会，我仍然穿着那件皮夹克。

又有人递上来一张条子：“军长，请尊重群众的意见，把衣服脱下来！”

我还是没脱。

这下可不得了，连警卫员都开始给我提意见。

自己好像又回到了23岁，在太行山带学生兵打游击的时候，稍有差错就要挨批评。

不管意见提得对不对准不准，我都是虚心听着。第一，思想上没包袱。第二，绝不打击报复。

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透明，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有意见提出来，一减一等于零，就没有意见了。

有意见不提，积在心里，一加一等于二，积多了，就成了隔阂，上下就不团结了。

那几个月，战斗相对减少，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研究敌情上。

我让作战处和侦察处给我搞了一个调查。

美军受不了我们的“零敲牛皮糖”，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对峙长期存在的。

只要机会成熟了，就一定会大举进攻，打破这种对峙。

进攻只是个时间问题。

进入八九月后，我们就预感到敌人可能要发动秋季攻势。

当时分析，敌人很可能以西方山为主攻，因为那一带以平原为主，便于美军机械化军团长驱直入。

因此，我们在西方山部署了第44师，而东北方向的五圣山，主要是山地，易守难攻，没有作为防御的重点。

1952年10月13日，我在日记中写下了：“估计敌人的报复可能以四十四师阵地为重点。”

此时，距离美军即将发动的“金化攻势”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了。

而敌人选择的进攻方向，却大大超乎了我们的预料。

1952年10月14日这一天，是我一生中又一个焦虑如焚的日子。

当日凌晨三时，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制定的“金化攻势”展开了。

美军集中兵力，向上甘岭地区五圣山前沿的两座高地进行了规模强大的火力准备。

高地上的阵地工事大部被摧毁，山上的岩石化成粉末。

四点半，在空中和炮兵火力、坦克的支援下，美韩联军发起猛烈进攻。阵地上空硝烟弥漫，日月无光。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从此便开始了。

这次战斗不比以往，如果美军仅仅是为了夺取两个制高点，为何一上来就集中那么大的火力和兵力？

如此规模，分明是大举进攻的架势。

可是，如果是大举进攻，为什么将突破口选在了易守难攻的山地，却不选择在我们预先判定的西方山动手呢？

那里是一片宽阔平原，更易于机械化部队向纵深推进。

经过14日一天的激战，从敌人投入的兵力及后续力量上看，战斗规模始终有增无减。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终于回过神来。

敌人不把进攻矛头放在易攻难守、易于发挥机械和装甲威力的平原地区，偏偏打我五圣山前沿。

就是钻了我们的空子，目的要打志愿军一个措手不及。

从14日至20日，敌我双方在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上，进行了7昼夜的争夺，战斗空前激烈。

第45师参战连队大部伤亡过半，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人。

连续7个昼夜，我在道德洞没有睡过一秒钟，守在电话机旁，神经高度紧张。

一会儿前面报来情况，好，上去了！夺回来了！心中自然一喜。

一会儿又来情况，阵地又被敌人夺走了，心情就很沉重。

45师崔建功师长在师指挥所里更是热油烧心，七天七夜没离开作战室，出了坑道刚放松一下，就差点晕厥过去，上厕所都要人搀扶。

第45师师长崔建功（左一）

我们两人通话，嗓子全是哑的。

他的作战科长，在向军里报告伤亡情况时，痛哭失声。

前面的情况我也知道，敌人的炮火把两个山头犁了一遍又一遍，我们伤亡那么大，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小伙子，今天已长眠九泉了，想起来实在让人心碎。

但是，作为一军之长，又是身处战斗严峻时刻，我不能被感情之潮淹没理智。

越是困难的时候，决心越是要硬，仗打到一定火候，往往就是拼意志，拼决心，拼指挥员的坚韧精神。

我对崔师长说：“告诉机关的同志，十五军的人流血不流泪。谁也不许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伤亡再大，也要打下去。为了全局，十五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国内像十五军这样的部队多的是，可上甘岭只有一个。丢了五圣山，你可不好回来见我喽！”

崔建功是一位作战经验丰富的同志，对于他独当一面的能力，我是放心的。但上甘岭战斗事关全局，举世瞩目。

因此，我的话说得就很严肃。

崔建功沙哑着嗓子说：“一号，请你放心，打剩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老崔的话说得我心里热辣辣的，阵地不能丢，伤亡也要减下来。我已经向军机关和直属队发出号召，婆娘娃娃一起上。

因此，上甘岭战役就演变为，依靠有限的兵力跟美韩联军在两座高地上比拼意志的大对决。

这就叫“在小山头上打大仗”。

敌我双方争夺7天之后，兵团首长给我打电话，给了两个方案，一是打，二是撤。

在上甘岭严酷的形势面前，这两个方案，实际上是逼我下决心。

鉴于兵力不够，有同志提出既然要打，应立即调44师增援上甘岭。

我没同意。

为什么？

作为上甘岭战役的直接指挥者，我一直心存疑窦，始终认为美军总指挥范佛里特还备有另一种不为人知的阴谋。

美军的“金化攻势”是在上甘岭开始的，就是选择我防御力量薄弱的五圣山地区作为突破口。

可如果我们因为上甘岭战事吃紧，而动用驻扎在平原地带的第44师，范佛里特极有可能杀一个回马枪，打我们一个声东击西。

毕竟美军是机械化部队，撤出战斗快，重新投入战斗也快。那样一来，战役的最后结局是什么样子，简直是不堪设想。

所以，第44师调动不得，驻守西方山，也能起到牵制敌人部分兵力的作用。

一番争论后，全军统一了思想，都支持打下去。

除15军内部调整以外，兵团又调12军31师及34师的两个团配属我军作战。

他们的到来，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研究后，决定在基本阵地上，坚守坑道，制止敌人扩张，做好反击准备。

谈到坑道战术，还要说回到“五次战役”后的阵地战阶段。

由于美军炮火占据绝对优势，给坚守阵地的志愿军带来大量伤亡，于是我们就把阵地从地表“搬到”了地下。

当时，我们在前沿阵地共筑坑道近700条，总长度100余公里，坑道内有厕所、厨房、水池，为长期坚守创造了条件。

有了坑道，我们的底气就足了。坑道顶厚一般都在30米以上，别说炮火，要是把坑道口封死，就是原子弹也无奈我何。

但在上甘岭战役阶段，坑道战却远比想象中的要复杂许多。

敌人占领我表面阵地后，在两个高地上都布置了重兵防守，一面修筑工事，一面使用各种手段对坑道口筑堡封锁，断绝水源，烟熏火烧，施放毒气。

我们的坑道被敌人炮击和炸弹轰炸越打越短，容积越来越小，人挤人不便行动，烈士遗体也只能暂时停放在坑道里。

在那样狭窄的空间里，大小便不能及时清理，伤员多还缺少医药，得不到及时治疗，坑道内硝烟、血腥、屎尿、汗臭使空气浑浊不堪，因缺氧经常导致人员窒息；

极度缺水，战士们舔吮坑道壁上渗出的一点水珠，甚至以人尿解渴。

坑道中的志愿军战士在接石缝中的水

我们不断派部队往坑道送水、送水果蔬菜。

除了后勤保障、慰问物品以外，军里领导还用自己的津贴买水果，在篓子上挂条，写上自己的名字和祝福的话语，派人往上面送。以这种方式把温暖直接传递给坑道分队的同志。

虽然从后方到前沿坑道只有上千米，但这段距离却是险情密布的死亡地带，中间有敌人的几层炮火拦阻和步兵火力控制网，越是靠近坑道，遭敌杀伤越大。

物资运输极其困难，为了送一袋萝卜或一桶水，往往有许多同志献出生命，坑道外散落着大批物资，可就是送不进去。

那时候，坚守坑道的135团7连在坑道里整整缺水7天。

当运输员刘明生将路上碰巧拾到的一个苹果送给连长张计发时，张计发又交给了步话员，步话员忍着干渴，又将苹果传给一个重伤员。

一个苹果在坑道里转了一圈，又完整地回到连长手里。

连长流着泪，带头咬了一小口，再往下传，每人都只咬一点点，一个苹果在坑道里转了两圈才吃完。

我们为什么能够守住五圣山，为什么能够坚韧不拔地抵挡住那么猛烈的攻势？

这个苹果的故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做出答案。

上甘岭战役中，我的日记始终没断。

那几天里，日记差不多用掉半本。每天都有新的战况，每天都有新的事情，我也每天都有新的感觉。

只要有空，我就把内心感受记下来，记的过程也是一个分析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总结的过程。

那些人和事，那些突如其来的敌情，全在头脑里翻滚过滤，帮助我理清思路，正确判断。

在战斗最激烈时，有线电话线被炸断，电台震坏，我们和前沿坑道的联系一度中断，虽然听不到声音了，但我坚信，我们的战士一定能够守住坑道。

坚守在坑道内各自为战的同志们也坚信，首长一定在千方百计支援我们。

就凭着上下之间这种亲密的了解和高度的信任，坑道分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退却，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秦基伟将军的“战斗日记”

上甘岭战役最激烈的时候，45师减员严重。

我们从军机关和直属分队抽调1200余名战士，为45师补充了 13个连队。军直的医院、文工团均派人抵近前沿。

我的警卫员王六也积极要求到前沿阵地。从感情上讲, 我是舍不得的，这个小伙子跟着我也有一段时间了，不仅心细，而且很有思想，有时甚至能起参谋作用。

在第五次战役的时候，一架敌机向下俯冲，我当时正在观察，王六突然扑过来把我压在身下，站起来才知道，一梭子弹掠头而过。

那一次要不是王六，我也早就“光荣”了。

如今他要求上前线，也正是按照我自己提出的“婆娘娃娃一起上”的要求做的，我感到欣慰，临行时还把派克笔送给了他。

这支笔还是1946年张蕴钰同志从军调部带回来送给我的，我把笔送给王六，是希望他在战斗之余加强学习，谁知这个良好的愿望没能实现。

王六同志下到前沿连队，战斗中很勇敢，在大反击战斗中，光荣牺牲。

回顾上甘岭战役，很多战士的牺牲与付出，常常令我不能释怀。

在坑道战阶段，有一个女战士使我印象至深，她叫王清珍，是个铁路工人的女儿，当时只有17岁。

她在五圣山后面的坑道病房负责护理20多个重伤员，喂饭、换药、洗绷带，还要背伤员出洞解大小便。

有个伤员嘴巴化脓，不能咀嚼，她先把饭嚼烂，像大人喂孩子一样，一口一口地喂到战友的嘴里。

还有一个腹部重伤的伤员，不能动弹，躺着解不下大小便，又憋又胀，十分痛苦。

这个姑娘为了解除战友的痛苦，帮助伤员排尿，令人肃然起敬。

此时，停战谈判正在板门店举行，双方都在等着上甘岭的消息。

谁的部队在上甘岭打得硬，谈判桌前谁的腰杆就硬，讲话底气就足。

上甘岭战役已经成为抗美援朝最惨烈的战役，敌人对我们志愿军两个高地倾斜了190万发炮弹，火力密度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水平。

我们虽然艰难重重，但心里也清楚，敌人比我们更困难。

通过“坑道作战”，我们把敌人死死地拖在两座小山头上，主力部队就可以补充兵员，囤积弹药，这就为大反攻争取了时间。

10月29日，我反击部队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两天血战，其中一座高地的表面阵地全部被我军收复。

美国佬为了鼓舞士气，也进行了“政治动员”，把这座高地取名为“珍妮·罗素山”。

珍妮·罗素是好莱坞女明星，在美军中很受官兵崇拜。

他们一边喊着珍妮·罗素的名字，一边往高地上冲，很多人被打死在这虚构的幻境之中。

到了11月份，敌人因伤亡惨重，兵力不足，只能以连以下兵力实施小型反扑。

其实，这种反扑已是象征性的了，是把脸打肿企图挽回面子。

开始几天，他们的空中和地面炮火也虚张声势地投几颗炸弹放几声炮。

我们的战士开玩笑说，美国佬真的已经被拖垮了，连炮声都没有过去那么响了，听起来像哼哼。

到了25日，他们连哼也哼不出来了，举步维艰，再也没有能力进攻了。

历时43天的战役遂以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了敌人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和战斗作风，打出了军威、国威。

志愿军彻底粉碎了“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战役之后，美军再也没有向志愿军发动过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三八线”上。

之所以能取得伟大的胜利，得益于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战略指导，得益于参战部队高度配合。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第12军的参战，是取得上甘岭作战最后胜利的保证。

当然，能取得这样举世瞩目的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给我们的支援和鼓舞。

所有这一切，令西方人对中国刮目相看。

秦基伟将军与朝鲜儿童

1953年6月上旬，我奉命回京。

几天后，彭德怀司令打电话对我说，他建议毛主席接见我一次。

在这等待的几天里，我又闹了一个笑话。

我在朝鲜一直都是穿布鞋，穿军用胶鞋。得知毛主席要接见，我想得“武装”整齐一点，穿这双松巴拉叽的布鞋去见主席，不成体统，便到街上买了一双皮鞋。

我过去极少上街，买东西没经验，加上又是仓促地买，买回来一穿，小了。

我只好去买了第二双。这第二双鞋我在柜台前试了试，还好，稍大一点。当时想，大一点比小了好，不挤脚，能走路就行。

谁知这个想法又错了，像跟我作对似的，第二天皮鞋穿上去，越穿越不跟脚，步子一大就往下掉。

穿这样一双鞋，怎么去见主席啊？

一怒之下，我把它往床下一扔，又去买了第三双。

有了两次经验，这一回我不紧不慢，左挑右拣，反复比试， 终于买到了一双合脚的皮鞋。

到16日上午，一辆轿车，径直把我接到毛主席的住处。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受到毛主席接见，内心很激动，也难免有点紧张。

刚刚进去，毛主席就从内房走出来，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啊，秦基伟同志。”

他微笑着坐进一张沙发上，拿出香烟并递了一支给我，问我会不会抽烟，我觉得在毛主席面前吞云吐雾不太合适，就推说不会抽烟。

毛主席有点意外，说：“噢，当军长的还不会抽烟啊！”

其实，那时候我一天没有两包烟下不来。上甘岭战役第一阶段，我的烟一支接一支，几乎昼夜不断。

毛主席见我推辞，以为我真的不会抽烟，便自己点火抽了起来，烟草香味直往我的鼻子里钻，还真的把烟瘾勾上来了。

可是，既然已经说不会抽了，再抽就不好意思了。

在谈话中毛主席很关切地询问了志愿军部队的情况，从干部战士的情绪，问到吃穿问题，然后说：“在朝鲜作战是很苦的。”

我说：“苦是苦一点，但干部战士情绪很高，都很乐观，打仗都很勇敢。战士们说，毛主席对我们最关心，专门给高岗副主席打电话，叫给志愿军吃好点。结果，高岗副主席听错了，听成让给志愿军吃炒面。所以志愿军天天吃炒面。”

毛主席听了，惊讶地说：“我没有这样说呀！”

我说：“是战士们讲高岗副主席的俏皮话，算是个笑话。”

主席听了哈哈大笑。

自从归国后，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次回国，也许就意味着我将结束战争生活。

我这个戎马征战20多年的老兵，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打仗了。

尽管我十分渴望和平，但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残忍的。

我从14岁参加了革命，在战斗中由幼稚到成熟，从参加黄麻起义一直打到抗美援朝战争。

行军打仗，占据了我生命的重要部分。

残酷的战争中倒下一批又涌现一批的英雄战友，把我从一个懵懂少年培养成一个坚强的战士。

昨天还在一起吃饭睡觉，今天他就永远告别了；亲切的弟兄上午还在一起玩笑，下午再也看不到他的笑容了；一个钟头以前还在一起开会讨论表决心，十分钟后他再也不能发言了。

这样的场面在战斗生活中天天都可遇到，这是对每个战士的考验。

当我回忆残酷战争生活的时候，很自然地想起无数的英雄烈士。

我的好同志，好兄弟，好战友，我想念你们！

秦将军生前一直说，一个不爱士兵的人，是不可能爱军队的，一个不了解士兵的人，就不可能了解军队。

因为，军队是由士兵组成的。

8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北京军区开电话会议。

秦将军在电话里说，新兵都是每一家送来的儿子，部队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爱护他们，既要严格，也要关心，不要体罚。

说到动情的时候，自己都哽咽了。

他对士兵是真的爱。

因为，他也从士兵成长起来的。

而在他的日记里，更是多次提到战友的牺牲，下级的牺牲，每年春节拜年，他最首先拜的是那些烈士的遗孀。

烈士在他的心里，是非常有分量的。

作为老兵，他无愧于心；作为将军，他无愧于国。

编写：霞姐 西周（图片来源于书籍和网络）

资料来源：《秦基伟回忆录》《秦基伟画传》《本色：秦基伟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