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场的神秘病人,我悄悄看护40天

真实战争近代史 2023-09-22 22:47:01

那是1952年初,我们几个护士都感到医院的气氛有些不对。

跟大战前的紧张气氛完全不一样。

起初,铁道兵一师医院开展了大范围消毒工作,将周围五十米以内的杂草、垃圾都清理掉了。

随后,医院迎来了一批神秘病人,五官都被遮住,避免被其他病人看到,有几个负责护理的男护士看到他们的脸时,吓得都怔住了。

这些病人被单独安置起来,来一个死一个,来一个死一个,遗体要立刻就地掩埋。

最后剩下两个重症病人,医院讨论要隔离治疗,因为传染实在太厉害了。

可这冰天雪地中,怎么隔离?谁去看护?

都是问题。

这天,院长对我们说,那两个病人病得很重,而且很容易传染,万一把其他伤员感染上,造成更多死亡,事情了不得。

现在呢,医院准备把病人送到几里外的病房,进行隔离治疗。隔离病房在一个山沟沟里,两间朝鲜老乡的房子,距离医院总部一两里路。

介绍完情况,我还记得院长说:“美帝国主义搞细菌战,咱们不怕。可万一从医院传出去,到了前线,造成死亡,那就是给铁一师脸上抹灰。”

领导接着强调,我们医护工作者要践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

领导一番苦口婆心的动员后,准备安排两到三名护士,轮流去照顾病人,一个人去照顾两个重病传染,也顾不过来噻。

去照顾病人的护士,领导说了可以轮流休息,但是,不能回总医院,还是怕感染。

结果,根本就没人报名。

组织上又动员了一通,就是没人站出来。

没办法,组织上就只能点名,一共点了两个人,都是男护士,而且都是1949年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一个是党员,另一个跟我一样,是共青团员。

院长说,你去。

他们就说,不去。

院长说,这是命令。

他们就顶嘴,是命令也不去。

有一个说着还一股劲往后面躲,又害怕,又害羞的样子。

他们知道去照顾危险,但不去,总显得自己胆子小,怕死,况且直接顶领导,让领导没面子,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就只能低着头往后躲。

领导没法,连“党员要发挥先锋作用”这种话都说了,还是没人去。

这种事和扛枪打仗还不太一样,打仗上去一阵冲杀,是死是活也有个痛快。天寒地冻去看护两个重度传染病患,何时是个头,也都没个准。

场面一度僵住了。

我在一旁看不下去了,就站出来,说,“我去,我去。”

护士长汤德章见状,半开玩笑说:“罗圣清,你一个女同志,照顾病人不太方便,万一传染上,好了也是一脸大麻子,不好看。”

说我傻也行,说我单纯也可以,我当时确实管不了这么多了,为了战友,宁可牺牲我自己。再说,我这人最看不惯扭扭捏捏的事。

都来当兵了,还前怕狼后怕虎的,那怎么行。

这一去,就待了四十多天。

两个病人都还在重度昏迷中,我一个人无法把他们带走。

出发时,院长组织四个男兵用担架帮我一起送到隔离病房。

北朝鲜的山区非常冷,雪很深,有些地方能没过膝盖。

我戴着大皮帽,穿上大头鞋,揣着必备的棉球和消毒水,跟在担架后面。

总医院跟隔离病房中间,还隔着一道冰河,我因为是成都人,不会滑冰,只能在冰上慢慢溜着走,稍不注意还要摔跟头。

一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也没能体现出来。

男兵们比我快,先一步进了隔离病房,放下两个病人拔腿就走了,只留下我一个在外面。

说是隔离病房,其实就是两间简陋的茅草屋。我在茅草屋外认真戴好两层棉口罩,穿上两件工作服,这才推开了门。

只见屋里面黑黢黢的,没有一点生气。我摸黑踩着台阶向下走了几步,这才接触到地面,这里就是厨房,有一个灶台。

朝鲜的民居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炕,两个病人就躺在炕上面,要一直烧火,才能保证屋子里温暖。

我在黑暗中摸索着点燃马灯,小小的灯火一下照亮了房间,透过火光我看到两个病人躺在炕上,他们就是我的看护对象了。

两个人从脸到脖子,密密麻麻的脓包像黄豆大,脸肿得像一个小盆一样,根本看不到眼睛。

你问我怕不怕。

事情过去七八十年,当时的真实感觉到底是怎么样我也描述不准,但不管怕还是不怕,我都来了,就得给他们看护好,不能让他们在我的手里没了。

这种病很奇怪,病人从出现症状到死亡,有时只要三四天,很快,像山崩一样。

最早送到我们医院的几个战士,死的时候全身光溜溜的,一个脓包都没有,只在皮下有大块瘀斑。

院长告诉我们,这种“不出痘”的病人,才是最绝望的,看着没有伤痕,其实早就因为内脏大出血死掉了。

所以,只要病人“出痘”,长出满脸的脓疱,反而还有一丝希望。

然而,照顾这种病人也是最凶险的。

要定时给他们用消毒水擦拭皮肤,这个过程必须非常小心,万一脓包破了,很容易导致感染,战士的命就保不住了,而且自己也有被传染的风险。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照顾这样的病患,除了害怕传染,也不想病患死在自己手上不是。

而这工作,将成为我的日常。

看着眼前两个面目全非的铁道兵战士,心里恨死那些背地里使“阴招”的美国人了。

美军在朝鲜战场接二连三败退后,不甘心就这样失败,开始向志愿军驻扎地投放生化武器。

他们先是投下了很多空壳炸弹,雪地上出现了很多苍蝇、跳蚤、蜘蛛等毒虫,这些毒虫在雪地上密密麻麻的一片。

美军投下的四格空心“细菌弹”

我们房前房后,五十米以内的杂草都清除得干干净净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些毒虫靠近。

幸好当时是冬天,毒虫的活动性不大,没有给志愿军带来很大的困扰,彭德怀总司令接到通知后,还专门找来了专家,对昆虫样本进行检验。

据说,美军使用细菌弹的事情上报到中央,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十分生气,表示:“要在世界人民面前控诉美国, 动员舆论进行反对细菌战。”

中朝双方对美国的控诉,得到了以苏联为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但美国对于这样的控诉根本不放在眼里,继续密谋下一次行动。

这就是散布天花病毒。

天花跟霍乱、猩红热、鼠疫并称为中国四大传染病。

这种病毒一旦感染,发病率几乎100%,因为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很难治愈。

天花病毒散播后,导致朝鲜北部的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传播的现象。有个叫李湘的军长就是死于天花传染,当时消息被封锁了,后来才解密。

所以那时,我们铁一师医院都在忙着要怎么预防天花,怎么消毒,全是这些事情。

气氛很紧张。

但还是防不胜防,不久医院就送来感染天花的铁道兵,最早一批是贵州兵,来一个死一个,来一个死一个。

医疗条件有限,也没有对症的药,只能靠精心护理,天花病人能活下来是奇迹。之前感染的都死了,就剩下这么两个。

虽然两个都不能说话,又是重度昏迷,但他们的生命力是旺盛的。不管结局如何,此刻我眼前的,怎么说也是两条活生生的人命。

我拿起棉球,蘸着消毒水小心给他们擦脸上的脓疱,轻轻地,全神贯注盯着那么密密麻麻的脓疱,生怕弄破了。

慢慢我也掌握了窍门,就是要顺着皮肤纹理擦,这样就不容易刮破脓包。

我擦拭完一个,换另外一个,虽然两个都还没有任何反应,但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好起来的。

擦拭完,就要给他们打针,用的是青霉素,那时还叫盘尼西林。

这种药当时我们中国还不能生产,要从香港辗转才能买到,我还记得给病人用的是液体青霉素,不像现在是冻干粉状的。

我身体好,不怕传染,是真的。

可我毕竟只是个20岁的女孩,要说我什么都不怕,那是假的。

刚去没几天,一个晚上,外面北风呼呼地吹,我在外屋,不关门,为的是防传染,那时候年轻也不知道冷,忽然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怪声。

哎呀,那个声音说不出来。“咔吧、咔吧”,像是什么东西碎了的声音。

我从来不怕鬼,但听着这个声音还是觉得汗毛直竖。

这时候,只见院长打着手电,来查房,询问我病人的情况。

我就把当天的工作汇报了。

院长看我神色有点不太对,还以为病人出事了,我给瞒住了,就问怎么回事。

我说,院长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我们院长参加过解放战争,见的事情多,胆子大,说哪有什么声音。

我说,你仔细听。

院长听了一阵,说你别怕,那只是晚上气温低,河面上的冰被冻裂的声音。

我一个南方人,不知道还会有这种声音,院长这么一说,我心里才踏实。

当时,院领导怕我一个人在隔离病房会出事,就派了战士在门外站岗,每一小时换一班。

我不知道外面站岗的人是谁,他们也从未踏进病房一步,我也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话。

除了这件事,我从来没害怕过。

前半个月,两个战士一直在发高烧,昏迷不醒,有时即使醒过来,也没法说话,因为他们嘴里也都是脓疱,吞咽都成问题。

每天早晨喂饭也是个大工程,我要先把他们的身体扳过来,侧着身子躺着,这样不容易呛到,再用勺掰开嘴,把温度适宜的米浆浆,一点一点喂给他们。

每天要能多吃一口,我心里都高兴,说明情况在转好。

吃喝拉撒,人能吃,就得拉,大小便当然也由我负责打理。

一开始,他们两个人躺在床上,说不出话,想大小便只能乱比画,时间长了,我们三人有了默契,只要一抬手,我就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你说心里咋想?做医护工作的,首先就是不怕苦不怕脏,这些事根本没多想都得做,还要想怎么做好,帮患者解决痛苦。

什么叫人道主义精神,这就是。

当时美军轰炸厉害,这些朝鲜老百姓都逃难去了,这个隔离病房也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连个盆都没有。

没有便溺器,怎么办?我看到平时吃的空罐头盒,突然有了主意,就用空罐头盒代替接屎接尿,然后端出去,挖个坑就近埋掉。

哎!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那半个月是怎么过来的。

虽然只有两个病人,但我一个人连轴转也忙得很,一天根本没有空闲的时间。

困了、累了,只能倒在炕边休息一会。其实忙起来的时候还好,闲下来,我就想起我的两个弟弟。

参军的时候,最小的弟弟才四五岁,还是个“奶娃娃”,拉着衣服不让我走。

想起这一幕,就鼻子酸,想哭。

有人问,怎么不想父母?那时我还真不想。

1932年,我出生在成都,父母都是回民。小的时候,四川军阀派系林立,相互之间打来打去,我父亲一开始还是四川刘湘手下的一个团长,后来可能是他所属的军阀派系失势,只能回老家成都谋生,生活很困苦。

母亲心疼我,就带着我去重庆生活。

我母亲马蜀岚祖屋在重庆江北马家大院,是一个大家族,这里四世同堂,和谐生辉。

踏着石板路走进去,曲径通幽,有花园、有假山,枝繁叶茂的绿荫向四处伸展,绿树掩映中的西式洋楼,在万花丛中格外醒目。

院子里植被很多,每当花开的时候 ,我和几个表姐捡着落地的花儿,追着蝴蝶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我们一帮小孩子,从小一起在重庆马家大院长大,孩子们当中,我年纪最小,我极受三代马家人的喜爱,大家亲切地叫我罗妹妹。

五岁的罗圣清与母亲的合影(1937年摄)

我爱唱爱跳,性格开朗活泼,走到哪儿都是一片欢乐的笑声。给大家印象就是一个天真美丽的小公主。

后来抗战爆发,重庆作为陪都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到处硝烟弥漫,残砖碎瓦。为了躲日本飞机,我又住到了二外公家,在重庆江北宝胜寺上小学,但日本飞机轰炸越来越频繁,为了躲警报,我不得不离开重庆回成都。

亲人们告诉我,母亲接我回成都的那天,我穿了一件湖蓝色的小旗袍,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步一回头地去寸滩乘轮船。

印象中的记忆很美,记得轮船远去,水里荡起了涟漪,望着那一圈圈的波纹渐行渐远的时候,我是那样地依依不舍。

回到成都后,我们就跟着父亲住在四川清真寺附近的回民区,家里没有什么财产。母亲身体又不好,经常咳嗽,一咳就吐血,应该是肺痨。

在我12岁那年,母亲就撒手人寰了。父亲没太管我们小孩。我勉强读完初中后,就留在家里照顾两个弟弟,大的弟弟用手牵着,小的弟弟用背条条绑在我身后,一家子就这么生活的。

好日子我过过,苦日子我也尝过,所以上了战场,我什么都想得开。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解放大军进城,老百姓都跑到街上去看,我听到外面很热闹,也跑去看。

哎呀!我一看在大街上走过的一队队解放军战士,他们都好精神啊!

战士全是北方大个子,个个红光满面,穿的是布鞋,态度还很好,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卡车、大炮,很威武。

想到我之前见过那些当兵的,要么是军阀兵,军纪很差,还抽鸦片。要么是国民党抓壮丁来的,又瘦又矮,穿的是草鞋。

反正都比不上解放军。

我当时心里想:“解放军真好,我也想参加解放军。”

那时候,我其实并不懂共产主义,就是看到解放军真好,当时我们成都街道两侧都站满了人,就看到解放军还带着大炮、卡车,一长串,我们都没见过。

我很想就这样跟着解放军走。

后来,我们几个女孩,就去四川军区报名,正好护校招人。当时父亲起义还在集中训练,天天学习,家里一点也管不了。得知自己可以去参军了,我又担心起两个弟弟怎么办。

带队的政委就说,你参军了就是革命军人,两个弟弟有国家管,你放心。

多亏了这个政委,我参军后,两个弟弟就去了解放军子弟学校,才有了他们的人生。

我是在1951年2月正式进了四川军区的护士学校。几个月后,部队来学校挑人,我跟其他四名女护士,被挑选入朝参战。

志愿军时期的罗圣清

离开家时,幺弟弟扒着我的膝盖,哭着不要我走,长姐如母,我心疼他呢。

入朝的时候,我们坐的是装货的“闷罐车”,中间只有一节是绿皮客车厢,就住着我们团长、政委和卫生队的几个女兵。

每到一个站,就有人敲锣打鼓来迎接,这时候,我们这些女兵就跟杜青平政委他们一起休息聊天,我就问他:“杜政委,你多大参军的?”

“十二岁。”

“你那么小,红军要你吗?”

杜政委说,当时他正在老家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乞讨,饿得没饭吃,红军来了就给他喂活了。

之后,红军要转移,他就拉住红军不放,其中一个老红军就把他抱上马,带上他走了,就这样当上了红军。

嘿,听着怪好玩的。

刚入朝的时候,我们分在第四野战军四野卫生队,就跟着团部住在山洞里。这个山洞在半山腰,里头很潮湿,我们就把背包放在地上,然后背靠背,就这样睡觉。

住了几天,美国飞机不停地来轰炸,一起入朝的两个女兵太害怕,就被送回国了,还有一个也被吓哭了,领导说害怕就回去,她坚决不回,慢慢也习惯了战场的炮火。

我是一点也不害怕,后来想,可能是小时候经历过重庆大轰炸,这些算不得什么。

不久,我们这个卫生队就整体被编入铁道兵,当时还叫“铁道兵团”,一共四个师,后来扩大到十个师。

我之前就非常仰慕志愿军,现在当然得铆足了力气干。

说起铁道兵,你们年轻人可能觉得奇怪,修铁路可以找工程队,干嘛非要铁道兵噻?

其实,铁道兵太重要了。

铁路对志愿军来说,是生命线。

依靠北朝鲜的铁路,我们才能在短时间内把粮食、弹药运到前线,没有铁路,光靠人背马驮,能运多少东西?

所以,美国空军就专炸铁路线。

运输线路被阻断了,前线的战士没有食物,枪炮没了弹药,还怎么打仗。

他们美国人炸铁路,我们铁道兵就负责抢修。

那些战场上的铁道兵,他们的工作才是最艰辛的。白天要躲避美国飞机的轰炸,一到傍晚,战士们就抢修被炸断的铁路,不能正常吃饭,要没日没夜地干。

美国空军非常狡猾,他们会投下很多定时炸弹,落在铁道附近的草丛中、雪堆里,很难被发现,有的几分钟爆炸,有的几小时才爆炸,真是防不胜防,给铁道兵带来了不小的伤亡。

这时候就会明白,战争年代上哪里找工程队为军队顶着轰炸修铁路,只能靠咱们自己的铁道兵。

我们“铁道兵”这三个字还是毛主席题的词,可见中央有多么重视。

毛主席亲自题写的“铁道兵”

我们铁一师医院就负责抢救被炸弹炸伤的铁道兵。说是医院,其实就是七八间朝鲜民居,分散在几个山沟沟之间。

战地医疗工作压力很大,常常是我们正在吃饭,就送来了几名被炸伤的战士,我们就立即放下饭碗,背的背,抬的抬,组织抢救。

我作为护士,要换下战士的带血衣服,在零下30几度的寒风中,敲开结冰的河面,给伤病员洗衣服,双手关节都冻破了。

那时候跟现在不同,没有奖金,跟钱一点也不挂钩,都是供给制,每个月发给我的津贴费换算到现在才一两块钱,我跟另外一个女兵就买了一块香皂,切两半,这样用。

但我热情很高,一点也不觉得苦。而且我的身体还特别好,在朝鲜战场上,得夜盲症的战士很多,我也没有蔬菜吃,偏就没有得过夜盲症。

很多前线战士受伤流血过多,在抢救时,需要及时输血,我参加过三次献血。头一次抽完血的时候,只觉得心里发慌,来不及休息,就要继续抢救伤员。

后面两次,我有了经验,就好了很多。

由于献血身体虚弱,组织上给我一脸盆的鸡蛋,让我补身体,我一个都没舍得吃,全都端到厨房,给了那些受伤的战士。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奇怪,自己的热情怎么这么旺盛,领导表扬一下,干劲足得很。

我这个人天性乐观,再苦再难,我也是人到哪里,笑声就到哪里,大家都打趣叫我“文艺部长”。

也正是这种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让我毫无怨言接下看护两个天花病人的任务。

是任务,就得完成好。

熬过最艰难的前半个月,第二个周期开始了。

两个病人脸上的脓疱出现了变化,之前亮晶晶的,现在干瘪了下去,烧也退了,但还是不能自理。

每天除了消毒、打针、吃喝拉撒的工作,还有一件事也是雷打不动,就是烧好炕,因为隔离病房不关门,外面零下几十度呀,没炕过不下去。

所以早上天亮后,我第一时间就要先去摸炕,探探温度,如果冷了,就要赶快上山拾柴,回来把炕烧热。

屋外冰天雪地,但山上的柴火倒是不愁,到处都被美军轰炸过,全是没烧尽的断木,黑黝黝的在雪中很显目。

美军燃烧弹轰炸过的朝鲜山地

我踏着齐膝的白雪,大步向山上走去,边走边大声唱歌,除了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纺织姑娘》这类的老歌,还有就是刚学会的志愿军军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

歌声在雪山间回荡开来,全当给自己壮胆。

当我扛着几十斤被烧煳的柴火回来时,头脸、肩膀、脖子也都被木炭染得黑乎乎的,成了大花猫。

还好隔离病房两个都不能说话,也没人笑话我。人是很奇怪的生物,我也渐渐适应了隔离医院的工作,孤独呀、寂寞呀这些都没有,每天忙得很。

到了第三个周期,也就是最后十五天,情况终于有了起色。两个战士脸上的脓疱开始结痂了,神志也基本清醒,只是身体还很虚弱。

院长来查房,听了我的汇报,估计这两个小伙子很快就能出院了。

我的护理工作强度还是很大,每天还是要拾柴、烧炕、消毒,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差点闯了大祸。

有一天,我蹲在灶旁烧炕,不知是不是太累了,烧着烧着就睡着了。

那时候,我穿的工作服、军服都是棉质的,火星子崩到腿上,衣服立刻烧着了,我硬是没察觉。

火烧穿了裤子,一直燎到了膝盖,我才被烫醒,赶紧把火踩灭。还好、还好,没有闯祸,这个隔离病房都是茅草屋,要是燃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年轻,膝盖的烧伤一个多月就好了,但这个疤痕跟了我一辈子。

就当是奖励我的一枚勋章吧。

四十多天后,我跟两名痊愈的战士,小心踏过那条即将融化的冰河,回到铁一师医院。

几个男护士见了我,给我开玩笑:“罗圣清,你活着回来了!看看你脸上有没有麻子?”

脸上倒是没麻子,脚上多了一个疤,真是万幸。

医院跟我去隔离病房前一样,一点也没有变,还是忙忙碌碌的,只是听养病的战士们跟我说,美军的细菌战被我们打退了,志愿军战士们正在前线战斗。

几个月后,上海慰问团来朝鲜慰问我们铁道兵一师,我作为铁一师唯一立过三等功的女战士,上台给大家做报告,还被战友们称作“小天使”。

铁道兵团立功战士合影,我(前排左二)是唯一的女兵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一段插曲:

当时上海慰问团给我们铁一师每个士兵,都发了一瓶葡萄酒,我就把酒放在自己屋里。

过了几天,我跟另一个女兵就说把葡萄酒拿出来,尝尝什么味道。

我们都没喝过葡萄酒,倒出来一看,黑乎乎的。

一尝也不甜呀?那个女兵就说,可能是糖放少了,加点糖再尝尝。

那时候,我们啥也不懂,就真的加了点糖。

这下就甜了,可喝到最后怎么有沙子呢?

这下轮到我来圆场了,说可能是糖里面有沙子。

到了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是隔壁的男兵恶作剧,偷喝了我们的葡萄酒,在里面灌的是喂牛的牛槽水。

你看,那时候我们多傻,什么都不懂,就知道干活、工作。

至于,那两个痊愈的战士,一个回了部队,另一个我只记得姓黄,留在我们医院做了卫生员,本来一个漂漂亮亮的小伙子,现在满脸的大麻子。

我也不知道,是医院要求他留下,还是他自己想留下。我这四十多天无微不至的看护,应该让他对医护工作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那时候,大家都很单纯,都忙着工作,也不觉得我就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自己也从没这么想过。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已经是一个90岁的老人了,回想起在隔离病房的四十多天,我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很大的好事,救了两条命呐。

医务工作者是要有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在战争年代更是如此。

那时候很落后,不像现在有B超、彩超,这个化验、那个化验,当时物资很匮乏,只能靠人的护理,说了你们不信,连张手纸都没有,我还不是给他们照顾得好好的。

现在这两个人在哪里?还在不在?也不知道,真想见一见。

可惜名字什么的全忘了,根本记不得,只记得他们都是中等个头,不胖,长得很结实。

要是真的见了面,该说点什么呢?也不知道,就是想看一看。

哪怕都是麻子脸也没什么,就是想看一看。

我们在回忆往事时,习惯性要给很多事去赋予意义,或者寻找合适的理由去解释它存在的合理性。

但和罗圣清奶奶交流时,你就会发现,很多选择,于她,不需要理由,就是她的本能。

比如,雷厉风行;比如,吃苦耐劳;比如,乐观积极。

她20岁如此,90岁也一样。

于私,奶奶是个粗线条的人,我们预设的好多问题,她都不记得了,因为之前压根没在乎过。

但一说到工作,就会发现,奶奶超级细心,我相信,职业的责任感会帮她战胜一切困难。

奶奶目前生活在湖北的一家养老院,状态非常好,一点不像90多岁的老人。

祝福奶奶。

她永远是我们的小天使。

编辑:西周 霞姐

(文中照片为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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