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7月6日我们讲了广州吴川传奇伟大的一家人。
在大儿子、母亲、二儿子都牺牲了的情况下，16岁的小儿子也走上革命道路，他要为家人复仇，为信仰而战。
残酷的敌后武装战斗，小儿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神枪手、善格斗。
战争虽已结束，但战争的影响还在继续。
特别是烈士牺牲时还未满周岁的女儿，她的一生，又将会面临什么样的艰难选择？
8岁的那天，很混乱。
场景很混乱，记忆也很混乱。
很多的大人在争吵，吵得很凶，目标是我。一边的人要强行把我带走，一边的人坚持不让。
有人把我藏起来，又有人把我找到了。激烈拉扯间，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哭。
他们都是为我好。
都想替我爸爸照顾好他唯一的女儿，因为爸爸牺牲了。
我至今仍模模糊糊地记得，大人们在争吵，吵得很凶。
然后母亲和继父就把我抱走，藏了起来。好像有人一直在找我，继父一家人团结一心，都在帮着母亲阻拦。
他们吵吵嚷嚷了很久，最后我还是被前来的三个人找到了。
那三人不是别人，是我爸爸的三个妹妹，我的亲姑姑们。
我的小姑找到我后，抱起我就开始往村口跑。
她才比我大11岁，一路跑得很吃力。
我的母亲和继父就在后面追，大姑和二姑则在拼命阻拦，最后两边人再次撕扯在一起。
我夹在其中，被他们的争吵声紧紧包围着。
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没办法，小姑直接抱着我找到了村公所去，要请村里的干部评理。
姑姑们说，嫂嫂已经嫁过来就算了，但是这个女孩，是大哥唯一的血脉，我们必须要领回去。
母亲当然是舍不得。
父亲牺牲以后，我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寄托。而且她才和继父成婚没两年，还没有自己的孩子。
如果我走了，那么也只剩她一个人在这个新家里孤苦无依了。
两方各有自己的理由，村公所的人也不好裁决。
最后他们就问我，愿意跟谁走。
我想了想。
母亲、继父待我不错，但继父家里还有一个老奶奶，那个奶奶有自己的孙子孙女，不怎么待见我。
于是我说，我愿意跟姑姑生活。
不记得母亲当时的反应了，只记得她向姑姑请求，说我现在还小，希望过两年大一大再把我送回去。
姑姑们商量了一下，也提出了条件，说我八岁了，要上学。留在母亲身边也行，但必须得让我上学。
母亲和继父同意了。
于是，我在那年9月上了小学，比其他的同学都大些。
我的亲生父亲庄冠周，是一名革命烈士，他牺牲时，我还没满周岁。
父亲牺牲的当晚，16岁的小叔叔就跑到我父亲所在的武工队，继承父亲的遗志，成了武工队的一员，此后一直跟着队伍在外面打游击。
奶奶也深受父亲影响，带着几个姑姑开始走街串巷宣传革命，被国民党四处围捕，甚至不敢回家。
不得已，母亲带着襁褓之中的我，躲回了邻村的外公家里。
这是父亲牺牲后，我第一次离开家。
父亲牺牲后，偌大的庄家，为了革命，奔忙的奔忙，逃命的逃命，昔日气派的老房子，也变得空空荡荡了。
有段时间家里只剩三姑姑一个人，生了病高烧不退，家里没人照顾，错过了医治，退烧后丧失了部分语言能力，无法正常与人沟通。
本来十几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一个大家闺秀，结果变得沉默寡言，极少出门。
再后来奶奶和二姑姑也被抓走了，关了三天，奶奶被拉去枪毙了。
二姑姑当时怀了身孕，亏得姑丈花钱找人说了情，才算躲过一劫，然而三天的牢狱折磨，还是给她的身体留下了不少病痛。
终于熬到了广东解放，一家人再也不必四处奔命，母亲又带着我返回了庄家。
只是日子依旧不好过。因为缺乏劳动力，家里的土地也没人耕种，生活没有着落。
最后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姑姑。
小时候的我
日子过不下去了，外公便张罗给母亲改嫁。
母亲上过9年私塾，在那个年代算很有文化了，而且性格也很大家闺秀，在庄家做媳妇时，里里外外口碑就很好。
庄家一连串的大变故，好像使母亲的精神出了点问题，平时看不出来，只是一个人干活的时候，嘴巴里会念念叨叨的，还老是走神。
我那时候太小，也不懂得理解母亲的难处。
我已经记不得是怎么跟着母亲去到继父家的了，而且母亲走的时候，也没有和两个姑姑打招呼。
继父家里的条件倒还算过得去，他好像是当地的一个村干部，主要靠种地和打渔为生。
家里有几间草房，整整齐齐的，有个不大的小院子，门口放着一个很大很大的水缸。
我随母亲嫁过去的时候，继父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大儿子估计有十七八岁了，老二是女孩，大我两岁，还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弟弟。
我晚上都是跟母亲和继父睡在一个屋子里。
继父对我还是挺不错的。村子里放露天电影，他都没带自己的小孩，特意抱着我去看的。
我这人记事晚，这些我都记不得了，是后来别人讲给我听的。
小时候母亲每天忙着干活，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玩。
在继父家的很多事我都不记得了，但有件事印象挺深。
有一天下过雨，地上留有坑坑洼洼的水坑，我一个人无聊，围着一棵大树转啊转的，最后猛的一停，一屁股坐进了水坑里，裤子都湿透了。
最后是我自己独自对着太阳晒了半天，晒得差不多了才回的家。
形单影只，说的大概就是那时的我。
因为姑姑们这一通闹，我进了学堂。
到1955年，刚要升三年级的时候，小姑姑又来接我了，这次说什么也要把我带走。
因为我当兵的小叔庄严开始有了津贴，能够补贴家里了，而我是庄家的人，更是烈士唯一的血脉。
庄家三个男儿，牺牲了两个，小叔叔是一心想撑起这个家。
刚解放时，生病的三姑也面临相亲嫁人，当时对方大概也没认真看就定下来了，后来发现三姑精神面貌与常人不同，就想反悔。
小叔知道后就去给妹妹撑腰。
对方见我小叔叔一身军装，骑着高头大马，腰间挎着枪，身边还跟了个警卫员，威风凛凛的，觉得娘家还是有些实力的，于是这件婚事就这么成了。
后来我这个三姑给夫家生了6个孩子，个个还都长得精精神神的，他们把我三姑照顾得也挺好。
现在小叔都发话让我回去读书，母亲也没有更多的借口了，就让小姑把我带回去了。
我转学到了乡里的中心小学，这里离老家山基华村有段距离，走路也得用个半天时间。
好在二姑是嫁到了这边，上小学时，我都是在二姑家吃饭。但二姑家里不大，也没有多余的地方，我便寄住在一个表叔家里。
周末再回去老屋，陪小姑。
记得回家的那一段路上都是庄稼地，夏天庄稼长得老高，我一个人走在中间的小道上心里直害怕，每次都是越走越快。
小姑姑那时候在忙生产队的事，家里除了我们姑侄俩，还住进了几个她的小姐妹，都跟她差不多的年纪，大家睡在一张大床上，有时几个人还会一起玩纸牌。
厅堂里也天天有村委会的人在办公。
有一天周末回家，小姑姑不在，左等右等不见她回来，我就琢磨着自己煮点东西吃。
我从来没有生过火，第一次用火柴，划一下，听到“嚓”的一声就害怕，赶紧把火柴棒扔了，拿新的再划，用了半盒火柴也没把火点着。
一个村干部看不过去过来帮我，给我煮了一锅粥。
父亲这一辈，留下的叔叔姑姑都挺照顾我的，但我和小姑最贴心。我俩年龄差的不大，她带我也带得最多。
但我和小姑的性格一点也不像，她性格蛮泼辣的。
我和小姑、小姑父
记得刚解放的时候政府评成分，按照我家以前的条件，把我家归成了地主。
小姑姑觉得不公平，直接闹到了政府去。
“划成分不是应该按照解放前三年开始算吗，1947年以前我们家里条件是不错，但是现在再去看看，我们家里还有什么？”
小姑说的也是实情。
当时我们家别说是土地了，家里没人住的那段时间里，厅堂里值点钱的，太师椅、条案，全都被国民党搬走了。
等我们回去的时候，连锅碗瓢盆这些都没了。
最后政府结合小姑反映的情况，给了我们一个贫下中农的身份。
我三年级刚读完，小叔觉得自己有能力照顾我了，便要把我接过去。
小叔叔那时候在惠阳空军机场上班，正好广州组织了一个空军子弟小学，我四年级往后就去那里上的。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童年一片混沌，事太乱了，又一直在换地方，很多我都记不住，直到转来广州上学以后才清晰一些。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意识到，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我没有父亲。
空军小学是寄宿制，我平时也都住在学校里。
每天要上晚自习，还有专门负责生活的老师，有洗衣房，不过平时一些小事还是要我们自己来。
我晚一年上学，比其他同学大，有些新转来的年纪更小。
我就记得五年级时班上转来一个很小的同学，比我小三岁，什么都不会，我还帮她洗过衣服、被子这些。
虽然大家平时都是住校，但到了周末，一些本地的孩子就会回家，校门口站满了来接他们的父母，而我只能和个别家远的孩子一起待在学校里。
有一年暑假，小叔叔得了灰指甲，到广州看病，那一年我也就没有回惠阳。
学校里只有我一个人，或许有值班的老师，但我完全没印象了。
就记得长长的宿舍走廊里，黑漆漆的，左边是男生宿舍，右边是女生宿舍，只有我一个人住，吓得我总是晚上做噩梦。
直到现在我都不想住大房子，就算是二房一厅，如果家里就剩我一个人，睡觉时我也要门窗紧闭，锁好才能安心睡觉。
寒暑假我会回到小叔叔那里，他工作太忙，每次都是托同事带我回去，我也从来没自己坐过车。
有一次小姑姑从乡下过来看望我，还要去看哥哥，我就自告奋勇说带她过去。
我也不太会买票，也搞不清楚该坐到哪里。我们坐到了樟木头，还得从那里转车去惠阳机场。
结果到樟木头的时候天都黑了，我俩只好在那儿住一宿。
第二天又坐公交车，那个机场位置挺偏的，好像公交车也不能直达，我们下车又一路打听。从大清早出发，晚上五六点才终于找到小叔叔。
我俩见到小叔叔的时候，都大声哭出来了，感到十分委屈——这一路太不容易了。
小叔叔也是哭笑不得，把我俩带到食堂，给我俩煮饭吃。
小叔叔只比我大15岁，当年他加入武工队时才16岁，所以他也不太懂得该怎么照顾我这个小孩。
对他来说，有的吃，有的住，这就可以了。
当时小叔叔住在集体宿舍里面，很小一个房间，也没有多余的床，所以每次我放假回去，都被安排和其他单身女同事一起住。
反而是小叔叔的同事带我玩得比较多。
原来他们随部队打游击的时候，我叔叔比较英勇，战斗故事很多，大家都知道他很厉害，对他都很尊重，所以他的同事们对我也很好。
我记得有几个叔叔经常带着我玩，有一次一个叔叔拿了把鸟枪过来，说要带我去打鸟。
他拆开枪管正在装子弹的时候，我傻乎乎的，居然用手扣动了扳机，枪管回弹时拍中他的额头。
那一下挺疼的，我当时吓得都不敢说话了，他看起来有点生气，但最后也没说什么。
跟小叔叔在一起最多的记忆应该就是他带我去军官食堂吃饭了，一日三餐，很准时。
我小时候饭量大，他的那些同事还打趣我，说我才交一半的钱，结果吃的比他们还多。
他们倒是没有恶意，只是开开玩笑，但我听了心里还挺不高兴的。
小孩子嘛，也不懂大人开的玩笑。
我到广州以后开始懂事一些，人也变得沉默寡言，总是自己闷在宿舍里面看书。
我特别害怕别人说我是烈士的女儿，一说我就想哭，有时候清明节，学校组织去烈士墓献花，还要我作为代表讲话发言，这些事我都不喜欢。
我有时候甚至幻想，父亲会不会没有牺牲，他可能去台湾了，或者去海南岛了，说不定哪天就突然出现了呢。
五年级的一天，老师突然找到我谈话。
跟我说我母亲病了，生了疮。乡下没什么正经医生，一个赤脚大夫给母亲开了个药，结果吃了也没效果，过世了。
我听完就开始哭，老师问我打算怎么办，我摇着头。
我哪知道该怎么办呢？
以前不像现在交通这么发达，我要是回去，得坐汽车、转水路，还得步行走好远。
我一个人，肯定是回不去的。
而且说实话，跟母亲分开也有几年了，母亲对我来说，和父亲一样，甚至是有点陌生的。
最后，我也没有回去。
我们那个空军子弟小学，虽然学生不多，但成绩很好。我们班一共15个人，8个女生，升学的时候全部考上了广州最好的执信女子中学。
这所学校是1921年，孙中山先生为纪念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先生而创办的，到现在为止，依旧是广州最好的中学之一，从这里出去的学生，好多考上清华北大的。
我当时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进去的。
放榜那天我都没敢想，从第十几名开始往后看的，结果我们班同学都在前十名里。
1958年我上初一
我在广州读书的时候，小叔叔结婚了。
我也不清楚他们具体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反正就是有一个暑假我回去，就看到了婶婶在家。
我记得第一次见面那天，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开襟衣服，裤子也是白色的，很洋气，一看就觉得和我们乡下姑娘穿的衣服不同。
婶婶长得也好看，我俩相差才5岁，她也还是一副学生模样，所以感觉也不太会把我当成晚辈来看。
我在情感上，好像一直就挺迟钝的，也或许是封闭了自己。
我住哪里，跟谁住，身边谁来了，谁又走了，对我好像都无所谓。
学习也是一样，虽然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初中，但我其实一直没什么目标，叔叔也不会像父亲要求女儿那样要求我。
我天天只会埋头看小说，其他啥也不管，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学姐。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会有高年级来辅导低年级，她就是来辅导我们班的。
我看到她入了团，觉得入团好像挺好的，就也争取入了团。后来又听说她考上了大学，我就觉得考大学应该是好的，于是开始下定决心考大学。
虽然我那时候连有哪几所大学都搞不清楚。
这可能就是榜样的力量吧。
但升初三那年，小叔叔工作调动，去了北京，还是在一座军用机场里。
我也跟着转学过去，当时叫南苑中学，现在改叫北京七十二中，我依旧是住校，放假回去也还是跟小叔叔的女同事住。
初三还没读完，小叔叔又要调走了，去沈阳。
这次我没跟着走，独自留在北京上高中。
我成绩一直不错，老师特意帮我找了一所寄宿中学，叫北京政法学院附属中学。
到沈阳以后，叔叔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这时候家里条件开始变得拮据。
因为叔叔的单位在郊区，单位里面没有多余的就业名额，婶婶又不方便找其他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一直是靠着叔叔一个人的工资在生活。
不得已，叔叔开始叫我申请助学金。
当时我心里还挺难过的，因为其他同学都没有申请助学金，只有我申请，我觉得好没面子。
申请下来以后，学校每个月是给我15块钱，其中12块交伙食费，剩3块钱零花。
叔叔在沈阳单位分了房子，有一室一厅。寒暑假我去的时候，夏天我在客厅里搭一张床，冬天天冷我们就在卧室里铺床一起睡。
不管怎样，叔叔不用再去找女同事让我寄睡了。
叔叔对我很好，我都高中了，他还张罗要帮我洗换下来的衣服，而且还是大冬天里。
他们那时候屋子里是没有水龙头的，外面有个长长的走廊，洗衣服得去走廊的尽头洗，很冷的。
当然，我最后也没让他洗。这件事让我觉得心里很暖。
我和叔叔一家三口
高考完的暑假我也是在沈阳度过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叔叔家里。
我在学习方面从来没有让叔叔操过心，所以他们也觉得我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时考虑到经济的原因，我专门报考了不要钱的军工大学，可惜没考上，最后上了第二志愿，北京邮电大学。
到了大学，我也还是靠助学金生活。
也许是长大了，也许是换了新环境。去了北京之后，我整个人开朗了许多。
我也交到了两个比较好的朋友，其中一个是清华教工子弟，有时候我放假没回沈阳，她还会特地过来宿舍找我玩。
后来我上了北京邮电大学，她去了中央戏剧学院，但她家住在清华园里面，离我学校很近，所以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
主要是同学们都不过问过我家里的情况，也不在乎我是不是烈士的女儿。
这让我觉得轻松许多。
我们上大学的第二年就爆发了“文革”，整个大学都处在一种热烈又混乱的氛围里，我们其实也没好好上过几节课。
自打被叔叔从老家接出来以后，我就一直没再回去过，但我和小姑姑的联系一直没有断。
我隔一段时间会给小姑姑写信，小姑姑文化不高，会读不会写，所以都是小姑父帮忙回信。
我上高中的时候小姑姑给我寄过一次腊肠，我还是拜托同学拿回家帮忙加工的，尽管那时候她自己条件也不好。之后还给我寄过两身衣裳。
感觉大学过得挺快的，毕业我被分配回了广州，在广州邮电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工作。
也是在这时候，我认识了我的爱人。我俩是一个大学的同学，他上学早，比我小一岁，还要高我一个年级。
俩人一看对眼，第二年就结婚了。
借着婚假，我带他去见了我的叔叔婶婶，算是见家长，走个过场。
叔叔在“文革”期间也受到了波及，一家人被下放到了农村。我们去的时候正是年底，赶上他家里杀猪，那几天我们天天都有猪肉吃。
叔叔在农村的日子，和一些人相比已经算不上艰苦了，我们去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也挺好的。那会儿婶婶已经生了第三个孩子，是个弟弟。
不管是继父家、姑妈家，还是小叔家，是结婚让我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
我和丈夫的结婚照
丈夫开始很不理解我的心情，他说烈士不是很光荣吗，为什么我不愿意提？
我的确最怕人提起父亲了。
我知道他是烈士，是英雄，但对于我来说，他只是我的父亲。他的这些荣誉都不属于我，而我，只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但我的婆婆能理解我的感受，虽然没怎么念过书，她却告诉自己的儿子，说：
小庄从小没有父母，你应该什么事多顺着点，她要干什么你就让她干，她要买什么就让她买，不要说她。
她很心疼我，母爱也许就是这样的感受吧。
几年以后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孩，开始为人父母。
我自己就是这么孤独着长大的，对父母的理解很少，在教育孩子上也没有啥经验。
我总觉得，我自己都是在学校长大的，所以小孩子上学以后，老师怎么讲就怎么做就好了，还用得着家长操心吗？
我对我的两个孩子，也延续了自己的放养模式。有时候一着急，说话也不是很注意。
尤其是对待老大。
他一开始学习还是很好的，后来就变得很差，特别是上初中以后，一调皮我就会骂他。
那时候我和他父亲工作每天朝九晚五，没什么时间，中午吃饭也只有一个小时。后来我调到了机关里，下班就更晚了，单位的食堂，稍微去晚了，饭都没得打。
有时候孩子还不听话，我心里就会想，为什么不能体谅一下大人呢。心里一急，说话就会很难听。
直到现在，大儿子还会抱怨，说我有些话的确是伤害到了他。
有时候我也在想，因为自小没父母，我从性格到处事多少都有一些缺失和遗憾，自己也没有成长为一个很完整的人吧。
没能做成孩子们的好妈妈。
我们一家人
父亲牺牲的时候，我还太小，对他没有任何记忆。
当时兵荒马乱的，父亲和战友阿福就临时葬在了一个靠水边的坡地上，一涨水就会淹到坟墓。
家里的姑姑们一直想要迁坟，大概在1985年吧，小姑姑联系我，说要把他们一起迁回庄家的祖坟里。
烈士阿福也不知道家是哪里的，也就一起迁过来了。
我上班没时间回去，寄了3000块钱过去，由大姑父和小姑父主持，给他们俩修了一个简单的墓。
后来政府出钱，又给他们立了一块大石碑，上面写了杨三奶、庄冠周、庄冠群、陈阿福，4位烈士的名字。
如今我78岁了，有空也会回老家看看，每次去肯定要上父亲的墓地看看。
清明节的时候，几个姑姑家的男孩们会先去准备，把墓前的杂草清理得干干净净的，摆上纸钱、花、糕点等祭品。
我们，姑姑、姑父，还有他们的孩子们，一大家子人都聚集到了烈士墓前。
曾经被战争打散的一大家人，又在这里团聚了。
他们当初所宣传的理想社会，现在已经实现了，我们一大家子也在他们的保佑下齐齐整整的。
他们在九泉之下应该也感到欣慰吧。
站在烈士墓碑前时，我心里就想：
我虽然没有做过行政干部，但也入了党，通过了高级工程师职称的考核，光荣退休。
作为烈士的女儿，应该也没有太令人失望吧？
我和庄阿姨聊天时，发现她的微信名叫：淡月。
一问才知，庄阿姨父亲牺牲时，还没来得及给她取名，叔叔庄严给她取名翠莲，因为叔叔喜欢《爱莲说》，希望她也能做个品格高尚的人。
但庄阿姨说，其实自己更喜欢月亮。
淡淡的月光，虽然不能够像太阳一样给人家很多的温暖，但是也会用它微弱的亮光照亮夜行的人，给人一点温暖。
淡月，和她很贴切。
庄阿姨的经历很特别，她让我们看到了烈士子女更真实的一面。
不管烈士的光环多么耀眼，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失去最最亲的人，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依靠。
他们的成长之路，何止是孤独。
记住这些牺牲的烈士，对烈士后人更多元的理解。
这是开设“我家有烈士”这个系列的意义所在。
编辑：霞姐 佳汇
（文中照片为口述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