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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浏阳郊区一个偏僻安静的地方，坐落着一座墓，那是谭嗣同的墓，因为位置较为隐蔽，所以很少有游客会专门前来参观，这也使得他的墓地保持了难得的宁静。

这座位于半山腰的烈士墓，设计得非常特别，与我们常见的墓地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围栏形状像是一个大大的眼睛，由上下两块圆弧形的石板组成，守护着谭嗣同的安息之地。

墓地并不大，但非常精致，表面是用一颗颗小小的卵石镶嵌而成，这些卵石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变成了深黑色，从远处看，就像一块完整的黑土地，只有走近了，才能发现这其中的秘密。

在墓的后面，立着三块洁白如雪的碑石，它们虽然各自独立，但又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最右边的碑石上刻着立碑的时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夏”。

中间的主碑上则刻着：“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之墓”。最左边的碑石上则记录着立碑人的名字：“兼祧子谭炜立”。

在谭嗣同遇难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01年，谭家才为他立下了这块碑，其实，早在谭嗣同去世的第二年，谭家就已经将他的遗体安葬了。

但那时候，朝廷中的保守势力仍然非常强大，对维新派人士采取了高压政策，为了避免遭到迫害，谭家一直没有公开立碑，直到义和团之乱后，朝廷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谭家才敢公开为谭嗣同立碑。

主碑上的“中宪大夫”是谭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职，虽然他在政变中被处死，但朝廷并没有剥夺他的官职，所以在立碑时，家人依然沿用了这个称号。

而谭嗣同生前并没有留下子嗣，所以谭家决定让他的侄子谭炜来继承他的香火，充当他的“兼祧子”。

虽然墓地两边的石兽已经有些破损，但这里周围杂草丛生，或许这些青草也有灵性，它们自愿来到这里点缀烈士的墓地，用绿色的生命来慰藉谭嗣同的英灵，陪伴他度过那些孤独的日子。

谭嗣同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父亲谭继洵是晚清官员，曾任湖北巡抚，谭嗣同并没有因为家庭的优越条件而懈怠，反而从小就表现出对学问的浓厚兴趣。

1875年，年仅十岁的谭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开始接受系统的教育，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谭嗣同对王夫之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

谭嗣同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表达了对科举制度的不满。

1876年，谭嗣同十二岁时，曾重病昏死三日，奇迹般复活，因此得名“复生”，此后，他更加仰慕那些锄强扶弱的草莽英雄，并与当时的“义侠”大刀王五结交，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1884年，谭嗣同离开家乡，前往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人情，开阔了视野。

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了自己。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惨败，次年签订《马关条约》，丧权失地，群情愤慨，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揭开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

在民族危亡，维新思想又特别火的时期，谭嗣同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突然觉得自己过去三十年里，花太多时间在研究古文诗词这些老学问上了，这些对解决国家大事一点帮助都没有，于是，他下定决心，把那些老一套的东西都扔掉，全身心地投入到维新变法中去。

1896年至1897年，谭嗣同以父命入资为候补知府，在南京待委，此间时往上海与梁启超讨论学问，研究变法理论；潜心读书，与杨文会研讨佛学，撰成其代表性著作《仁学》（1897）。

《仁学》作为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在书中谭嗣同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

在《仁学》这本书里，谭嗣同深入地讲了自己的社会和政治想法，他还试着从哲学的角度来总结这些观点，他特别看不惯封建专制制度，说这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简直就是强盗行为，那些专制君主，都是只顾自己、不管百姓的死活的独裁者。

他还指出，那些维护君主专制的什么三纲五常，简直就是害人不浅的毒瘤，给社会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和痛苦。他不仅批判封建君主专制，而且大胆揭露清朝统治的罪恶，提出“废君统，倡民主”，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范围。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谭嗣同被荐，奉召于8月21日进京，9月5日，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刘光第同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然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反对新政，阴谋政变。

在紧急关头，谭嗣同等维新派欲说服握有军权的袁世凯，幻想得到袁对变法维新的支持，但迅即被袁世凯出卖，慈禧太后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对维新派残酷镇压。

谭嗣同从回到北京到在菜市口被处决，时间仅仅只有23天，非常短暂，他的故居也因为他的经历而见证了维新变法时期的风风雨雨。

有一次，光绪皇帝收到了一份奏折，这份奏折是由一个非常保守顽固的人——曾廉写的，曾廉在奏折里编造了很多罪名来诬陷康有为和梁启超，光绪皇帝看了之后非常担心，他怕这份奏折落到慈禧太后手里，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于是，光绪皇帝就找到了谭嗣同，让他帮忙起草一份文件，用来逐条反驳曾廉的那些无中生有的指控，谭嗣同接到任务后，立刻动手写了起来，他写得非常快，而且非常有条理。

在文件的最后，他还用非常工整有力的楷书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谭嗣同愿意用全家人的性命来担保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忠诚，如果曾廉说的那些话是真的，那么我愿意第一个接受惩罚。”

这句话充分展现了谭嗣同的勇气和担当，他愿意为了国家和朋友的清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谭嗣同拒绝出走，矢志为变法献身，24日被逮下狱，28日与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同被杀害，世称“戊戌六君子”。

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谭嗣同和其他五位勇士一起被处决，场面非常悲壮，当时，刑场上挤满了上万人，大家都来观看这一壮烈一幕。

尽管面临生死关头，谭嗣同却表现得非常镇定，没有丝毫畏惧，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大声喊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在被捕前，曾有机会逃离北京，但他拒绝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用自己的命，去证明了他相信的变法维新是对的，这条路他走得坚定又悲壮，成了咱们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让人敬佩的大英雄。

据说，在谭嗣同被捕的前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件非常聪明又让人心酸的事情，他模仿自己父亲的笔迹，写了一封断绝父子关系的信，并且故意把这封信留在了家里一个很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在这封信里，他假借父亲的口吻，严厉地指责自己“大逆不道，经常违背父亲的教导，胡说什么维新变法，还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和家规”。

所以，他决定断绝与自己的父子关系，并且说，如果以后自己因为犯了事被抓住，那么所有的责任都由自己一个人承担，与父亲没有任何关系。

后来，慈禧太后派兵去搜查谭嗣同居住的浏阳会馆，结果真的搜出了这封“家书”，正因为有了这封“家书”作为证据，谭嗣同的父亲才没有被牵连进去，得以幸免于难。

谭嗣同的思想和事迹，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提出的“废君统，倡民主”等主张，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他的牺牲精神，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奋斗。

在1899年，谭嗣同的遗体被运回了他的老家湖南浏阳，安葬在城外的一座石山下，在他的墓前，立着一根华表，上面刻着一副挽联：“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这副挽联生动地描绘了谭嗣同墓地的壮丽景象，也寄托了人们对这位爱国志士的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

谭嗣同这辈子，虽然短，但足以让人铭记，他一心想着维新变法，想让咱们中国变得更强更好，给国家的发展出了不少大力。

最后，他为了这个信念，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真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让人永远忘不了。

人民网-人民日报——舍身求义 气雄万夫(京华名人故居新探 2006-11-17

NOTER纪念网——谒谭嗣同墓

凤凰网——谭嗣同简介2014-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