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了解放的曙光，国民党的统治宣告结束。国民党军少将、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银行董事长汪维恒，在向解放军代表进行权力交接时，却说出了一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我是1924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

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竟是一名隐藏二十多年的共产党员！他经历了怎样传奇的一生？又是如何在敌营潜伏多年，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五四运动后，在宁波一批进步青年开始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在他们心中悄然燃起。

1923年下半年的一天，两位身着长衫的年轻人走在宁波街头。张秋人和徐梅坤，这两位受党组织委派而来的共产党员，肩负着考察当地工人运动、发展党组织的重任。在与当地进步学生的交流中，他们结识了一位名叫汪益增的热血青年。

汪益增出身书香门第，才华出众。北洋军需学校的学习，让他对军事后勤有了深入了解。但内心深处，他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忧心忡忡。在与张秋人的交谈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照进了汪益增的心田。他暗下决心，要为苦难的民众奉献自己的一切。

1924年初的一个夜晚，张秋人带着汪益增来到一处简陋的民居。就这样，怀揣理想的汪益增，成为了宁波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汪益增的革命觉悟日益提高。他活跃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人学习班。凭借军校学习的专业知识，他还协助党组织开展军事训练。

1927年4月上旬，在汪益增等人的努力下，宁波地委下辖支部已超过40个，党员发展到1200余人。革命的火种，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斗争环境日益严峻。

危急关头，党组织做出一个重要决定:让汪益增以秘密身份，跨党派加入国民党，投身大革命的洪流。汪益增虽心存不舍，但深知肩负的使命。他化名＂维恒＂，从此，汪益增开始了在国民党内部的秘密工作。

回到家乡诸暨后，汪维恒与宣侠父等同志一起，参加了中共诸暨县委的成立大会。他担任县委委员、组织部长，负责发展党员、壮大组织。

但是，一场意外的变故，打乱了原本的部署。

1928年5月的一天，县委书记金城神色凝重地找到汪维恒:＂小汪，你是时候转入敌人内部了。那里更需要你，党组织会想办法与你取得联系。＂原来，中共诸暨县委原定的暴动计划遭到泄露，组织面临严峻考验。金城指示汪维恒利用在军校的关系，打入国民党内部，隐姓埋名，长期潜伏。

就这样，带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带着对苦难民众的拳拳之心，年轻的汪维恒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国民党的大门，开始了漫长而艰险的潜伏生涯。

1928年9月，汪维恒走进了国民党中央军需学校的大门。汪维恒凭借在北京军需学校的学习背景，很快找到了当年的恩师陈良。陈良是黄埔军校经理处的上校处长，对这个聪颖而刻苦的学生印象深刻。

听说汪维恒有意在军需系统任职，他欣然应允，将汪维恒安排在中央军需学校担任中校科长。就这样，汪维恒顺利打入国民党的核心机构，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潜伏生涯。

军需工作虽枯燥繁琐，但汪维恒从不敢懈怠。他兢兢业业，勤恳工作，很快就在国民党军中崭露头角。

有一次，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急需一位得力的军需官，陈良几乎不假思索地推荐了汪维恒。就这样，汪维恒跟随胡宗南转战河南、西安等地，协助其建立后勤基地。长期的相处中，胡宗南对这个清廉自守、才干出众的部下赞赏有加，对他委以重任。

汪维恒身在国民党高层，暗中关注党组织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动向。只要有机会，他就利用职务之便，竭尽所能地为党工作。

一次，几位潜伏的地下党员身份遭到怀疑，濒临暴露。汪维恒得知情况后，立即运用自己的职权和人脉，悄悄将这些同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并销毁了相关的文件记录。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只为保护革命同志的安全。

还有一次，国民党军队在一次围剿共产党的行动中，俘虏了一批革命干部和群众。汪维恒通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关押他们的秘密监狱。他假借视察军需的名义，进入监狱，给狱中的同志送去了食物和药品，并鼓励他们坚持革命信仰。他还暗中联系党组织，传递狱中同志的信息，为营救行动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1942年初，中共中央社会部秘密发来一封电报，要求汪维恒营救被困在国民党胡宗南将军＂西北劳动营＂的300多名进步青年和党员。

当时，胡宗南掌控的西北军区是国民党的重要势力范围。在那里，胡宗南对进步人士实施残酷迫害，设立集中营，强迫他们从事繁重的劳役。许多优秀的青年面临生命威胁，亟需营救。

汪维恒审时度势，决定以军需培训为名，将被困青年转移出西北。他找到胡宗南，婉言相劝。胡宗南听罢沉吟片刻，终于点头应允。他对这个忠心耿耿的部下还是信任的，况且军中也确实需要更多的后勤人才。就这样，汪维恒得到了将被困学生带离西北的许可。

营救行动在秘密进行着。汪维恒先是派出几个信得过的副官，打入劳动营，摸清了情况。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辆辆军用卡车开进了劳动营。汪维恒和他的助手们迅速将学生们安排上车，给他们分发食物和御寒的衣物。

卡车在漆黑的夜色中驶离劳动营，朝着自由的方向前行。汪维恒目送车队远去，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这次冒险行动虽然救出了300多条生命，但党在白色恐怖下仍处境艰险。潜伏在敌人内部的自己，使命远未完成。

1948年6月的一个闷热午后，陈诚在台北的办公室中召见了汪维恒。他郑重地拍了拍汪维恒的肩膀，说道：“组织上决定调你出任台湾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省供应局局长，希望你不负众望。”

从内心深处，汪维恒并不愿意前往台湾。彼时，全国解放在即，谁不渴望过上安定和平的生活？然而，他清楚地意识到，蒋介石政权一旦失败，退守台湾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自己能在关键时刻，身处要职，了解国民党军队的动向，这对解放军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情报。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接受任命，并立即向中央请示。

得到中央的同意后，汪维恒启程赴台。同时，组织上派出了中共地下党员许汉城前往台北，借助印刷厂厂长的身份，与汪维恒保持联系，伺机传递情报。

1949年4月初，形势骤变，汪维恒接到了上级的紧急命令，要求他迅速返回大陆，迎接上海的解放。恰巧此时，供应局因局势动荡宣布解散。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便向陈诚提出了返回大陆的请求。

为了不引起陈诚的怀疑，汪维恒决定将家人暂时留在台湾，自己独自一人返回大陆。他深知这一步的风险，但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义无反顾。直到1949年5月，他的家人才辗转脱离台湾，安全抵达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汪维恒被任命为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按照他的级别，上级特地为他分配了东湖路附近的一栋洋房。然而，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最终，他选择了淮海路上一套88平米的老房子，与一家十几口人共同居住，其中还包括弟弟汪益堃的五个子女。尽管生活拮据，他从未向组织提及自己的困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汪维恒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工作。但他内心最大的愿望，始终是能够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1年1月30日，汪维恒因病逝世，享年75岁。他的离世，带着未能恢复党籍的遗憾。然而，党和国家没有忘记这些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人。

198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1027号文件，正式决定恢复汪维恒的党籍，党龄从1924年1月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