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自称为“书生”，却在生活中常常表现出一丝迂腐，甚至闹出不少笑话。1967年，正值他事业巅峰，却因与第三任妻子刘叔晏关系紧张，最终不得不让她离开北京，前往青岛疗养。此后陈伯达搬到米粮库胡同，居住在一座四合院内，设立了书库和书房，并雇佣了炊事员来照顾饮食。

面对江青的讽刺，他一时气愤辞掉了所有炊事员，结果不得不让秘书代为做饭。尽管秘书的厨艺无法与炊事员相比，陈伯达却自嘲称自己“差点要亲自下厨”，他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保持身为中央领导人的风范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陈伯达于1904年出生于福建，尽管家境并不富裕，但家庭成员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因此省吃俭用、勤俭持家，全力支持他上学。陈伯达的早期生活与许多早期党的干部相似，他出生于福建一个普通家庭，虽然他的祖辈曾是前朝的秀才，但在他出生时，封建制度已被摧毁，家庭的经济状况迅速下滑。

尽管如此年轻的陈伯达继承了知识分子的传统，从小就展现出卓越的学习才能，家人对他寄予厚望，供他就读当地最好的学校。年少的陈伯达没有辜负家人的期待，他努力学习，在十五岁时考上了当地最优秀的师范学校。

此时的他对教育充满热情，立志成为一名教师。毕业后他如愿以偿，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教师，热爱教育的他在岗位上认真工作，很快被调往厦门的小学继续任教。作为一名典型的知识分子，陈伯达对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常常阅读课外书籍，参与当时年轻人中流行的诗歌创作。

他尤其崇拜郭沫若，常常沉浸于郭沫若的诗歌与文章中。陈伯达甚至大胆给郭沫若写信，寻求建议，令他惊喜的是，郭沫若竟然给他回信。这一经历坚定了他在文学和教育事业上发展的决心。为了进一步深造，陈伯达考入了上海大学中文系，开启了他新的学术旅程。

在大学期间，陈伯达接触到了一些先进的西方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国共合作破裂后，局势迅速变化，目睹蒋介石的恐怖行动，陈伯达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尽管当时上海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但他毫不犹豫地递交了入党申请。

随后党组织将他安排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陈伯达在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前往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开始了他人生的新篇章。在前往异国他乡的漫长旅途中，他注意到了坐在自己邻座的女孩诸有仁，她那明丽动人的笑容令陈伯达心生倾慕。

正值23岁风华正茂的陈伯达与诸有仁之间产生了美好的情愫，两颗心灵在异国他乡碰撞出爱的火花。抵达目的地后，两人频繁联系，感情迅速升温，不久后便走到了一起。在三年的异国恋情中，他们携手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最终在回国后不久便结为夫妻，随后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

在为孩子起名时，陈伯达陷入了犹豫，尽管试过多个名字，却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此时，诸有仁因儿子的降生感到无比欢喜，脱口而出：“以后就叫你小陈伯达了！”陈伯达灵光一现，连忙回应：“小陈伯达，小陈伯达……陈晓达，这个名字不错，就叫陈晓达吧！”

抗战爆发后，陈伯达被调派至延安，最初担任教员。由于他的闽南口音，学生们在课堂上常常难以听懂他的讲解，这使得他的教学风格不得不转变为“写课”，频繁在黑板上书写。这种情况令他感到非常沮丧，也让他在组织中的重用机会大大减少。面对事业上的挫折，陈伯达的不满情绪逐渐向妻子诸有仁发泄，尽管她深知丈夫的困境，始终忍让和支持，但内心的委屈与疲惫也在增加。

一次偶然的机会，毛主席注意到了陈伯达。在一次关于孙中山思想的理论座谈会上，双方因观点对立而争论不休。陈伯达勇敢地站出来，总结各方观点，深入分析其优缺点，赢得了在场人士的赞赏。毛主席听完他的发言后，立刻记住了他的名字，并当晚邀请他共进晚餐。此后陈伯达逐渐获得了重用，工作上的表现也日益出色，得到了不断的提拔。

就在陈伯达的职业生涯蒸蒸日上的同时，他与诸有仁之间的感情却出现了裂痕。事业的成功让他投入了更多精力，渐渐忽视了家庭和婚姻，诸有仁则敏感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最终在1942年，他们结束了长达十二年的婚姻，从相识到离婚，这段曾经美好的时光就此落幕。虽然两人曾携手共度无数风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之间的距离却愈发明显。

1949年底，毛主席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进行了一次重要的私人会谈，话题围绕中国的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展开。毛主席指出：“蒋介石的崛起源于浙江商团，后又与上海青帮等流氓团体勾结，这体现了国民党右派的根本缺陷。尽管历史给予他们执政的机会，但他们却未能取得实质成就，反而与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因为他们始终代表的是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才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斯大林突然说道：“我读过《人民公敌蒋介石》，通过这篇文章，我对你们的看法有了清晰的了解。”在谈话中除了翻译外，陈伯达也在场。作为早年在莫斯科留学的学者，他精通俄语，因此在翻译之前，他就听懂了斯大林的话，忍不住发出笑声，显得非常自信。

谈话结束后，斯大林与毛主席握手告别，随后，他走向陈伯达，举杯说道：“为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这一举动让陈伯达心中充满骄傲，甚至不顾身份，回应道：“也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哲学家、革命家斯大林同志干杯。”斯大林作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以及战后全球仅有的两位超级强国领导人之一，能够阅读并记住陈伯达的名字，足以说明其才华的非凡。

这一事件也暴露了陈伯达的一个缺点，那就是在革命胜利后他有些自满，甚至不顾外交礼仪。他将自己与斯大林视为平等，这种态度最终导致他受到组织的批评。尽管如此毛主席依然对陈伯达十分器重，令他对组织的批评不以为意，这种自信与疏忽也为他未来的命运埋下了隐患。

1966年，陈伯达晋升为政治局常委，成功进入党的领导核心，这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刻。凭借此职位，他享有的权力、地位和声望，彰显了党和国家对他的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思想逐渐偏离了初心，对一些阴谋集团的想法表示全力支持，甚至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尽管毛主席曾多次警告他，但陈伯达并未吸取教训，最终导致他的政治生涯迅速终结。

接下来的十年，曾经活跃于重要刊物上的陈伯达骤然消失，没人知道他被关押的真实情况。直到阴谋集团被摧毁，他作为其主要成员之一，和其他人一起站上审判台，才重新引起公众的注意。在审判过程中，他一度感到可能面临死刑，急于交代问题，最终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当时他已76岁，剔除此前已关押的十年，实际还需在监狱服刑8年。

1981年11月16日，组织上将陈伯达的一些生活用品返还给他，包括数量不多的书籍，尽管如此这份归还仍为他的心灵带来了一丝慰藉。尽管晚年陈伯达的思路依旧清晰，他的著作却显得缺乏年轻时的那股灵动。

晚年的作品多引用经典文献，以此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常整段整段地引述经典，虽然这让作品显得严谨，但也不免多了一些老气横秋的感觉。不过其中的一些个人见解，仍然透出独特的智慧和深邃的思考。

陈伯达热爱读书，这种习惯伴随了他多年，书籍为他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也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狱后他依然保持着这一习惯，但购买书籍的花费对他来说成了不小的负担。尽管当时书籍的价格不高，但这笔开销却占用了他生活费的一部分。此外陈伯达的健康状况不佳，频繁就医与购药让他陷入了经济困境，生活变得捉襟见肘。

大家都知道，生病时需要多吃水果，这一需求让他的生活费显得更加紧张。于是，他大胆向组织提出申请，希望能够增加生活费以便购买水果。组织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批准了他的请求，确保了他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此后陈伯达专心研究经济理论，期待能有所成就，但可惜他在未能完成研究之前便因心脏病猝发去世，享年85岁。

陈伯达的骨灰最初被安放在八宝山的老山骨灰堂，那里仅是一个临时寄放的场所，规定存放时间不超过三年。随着这段时间的结束，他的家人决定将骨灰带回故乡。

1991年2月，陈晓农与妻子一同携带父亲的骨灰，踏上了回到福建惠安县岭头村的旅程。陈伯达的骨灰最终安放在了老家的一个老屋子里，这间充满回忆的房子，承载着他一生的许多故事。

在陈伯达去世后的六年，1995年，组织再次返还了他的部分藏书，这次共计1270册。这些书籍的归还并不容易，经过多方努力才得以汇集，最终由他的儿子陈晓农接收。

回顾陈伯达的一生，可以说他的成功与失败均由自己掌控。他在高位时未能保持清醒，最终迷失了方向，忘却初心，立场动摇，成为了接受人民审判的罪人。尽管党和国家承认他曾经的贡献，仍为他提供了相对宽裕的晚年生活，但这份照顾无法掩盖他一生的悲剧。陈伯达的故事，无疑是一个关于高处不胜寒、权力与责任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