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却在南渡后又坚持了一百多年，而基本盘更好的南明却被满清摧枯拉朽般覆灭，为何？
优势——可向江南争半壁
一、经济方面
崇祯虽然死了，但淮河以南基本上仍是明朝的天下。
明末以来，北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但江南地区却一直比较平稳，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迅速，经济积累丰厚，是明朝得以支撑的最大财源，仅税收方面，江南就占了全国的一半还多。
另外，相比北京，作为大明留都、祖宗陵寝所在的南京，政治地位虽有所不如，但经济地位，有明一朝，却要远超。南京是江南的中心，明朝通过它控制着江南的钱粮。万历末年的南京人口，就已突破百万，正德年间，甚至有官员称，太宗皇帝迁都后所依仗的钱粮器物，无不取自南京。
而对比宋之江南，虽然也比较稳定，甚至更富，但横向比较，明之江南所占经济比重无疑更大。宋丢失了中原相当于失去了全国赋税的三分之二，而明丢失了中原，在经济上甚至称不上伤筋动骨。
二、军事方面
更重要的是，明朝军队在江南还保有一百多万人，远远超过清军的数量。这些军队中，力量最大的是驻守武汉的左良玉部，有八十万之多，其他如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部，人数也从数万到数十万不等。
此外，还有郑芝龙家族在东南沿海的军队，是一支能打水仗的海军力量，实力不容小觑。而远在云南的沐氏家族，更是对明王朝忠心耿耿，其手下又多骁勇善战的少数民族士兵。
而反观南宋，赵构南逃时几乎是“只身”逃窜，东京80万禁军，能回到南京的尚不足三万，这也是赵构继位后，立马放弃南京而改选杭州的根本原因，这么点兵力，他根本不敢在江边逗留。
后来，赵构重用岳家军、韩家军这些家军以及以禁军打底扩编成的私人武装也是迫不得已。
而造成如此大差别的原因，主要与宋明的军队制度有关。明朝军队采用的是卫所制度，自京师到郡县，皆设卫、所，北京一失，五军都督府瘫痪，但明朝各省的军队却并未遭受严重损失。所以，南明一亮旗帜，立马就召来百万之兵。
北宋的军制则是“强干弱枝”，东京周围驻扎了绝大多数禁军，而地方上的厢军数量少、战斗力也差。以至于，赵构南渡既无禁军跟随，也无厢军来护驾。
可以说，南宋初年，国家正规军几乎是没有的。
三、政治方面
北宋虽然有四座京城（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但中央政府机构却只有开封才有，东京陷落后，北宋的领导班子被一锅端，相当于被斩首。
而明朝实行“两京制”，南京一直保有一整套完备的中央机构。虽然以往北京政府正常运作时，南京各府衙只是象征性的虚位部门，但它毕竟是有形的实体。在南京，不仅六部完整，还有一套都察院班底，甚至通政司、大理寺等辅助部门一个都不少。
可以说，赵构在南京即位时建立的政府就是一草台班子，与弘光帝朱由崧的“备用班子”完全不能相比。
四、空间方面
空间方面也不必讲，清军入关后主要征伐的对象是大顺军。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开始，一直到当年十月，清军根本无法顾及江南的态势，当时，大顺军在山东、河北等地仍保有数十万大军，清军东扑西搏，忙个不停，根本没有任何军事力量可以抽调出来去跨越淮河收取江南。
而金人虽然破开封后即俘徽、钦北归，但次年二月就再次南下奔袭扬州，搜山检海追赵构。
时间上两者虽然相差不大，但有大顺军这第三方在其中缓冲，甚至作为屏障，意义却完全不同，南明有更多的精力，更大的筹码来应对清军的南下。
另外，金人灭亡北宋后即扶持了张邦昌和刘豫两个伪政权，对江北汉人的压力并没有多大，而多尔衮进北京之初虽然打出了“为明复仇”的旗号，但很快就采取了剃发、圈地、“逃人法”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举措，导致大批前明士人、百姓南奔，这就间接的为南明争取了人心。
五、人才方面
从人才方面讲，南京本来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江南一带又是东林、复社等士大夫集团的传统老巢，人才荟萃。加上从北方不断涌入的士人，以及驻扎于江南各地等待观望的武将，乃文乃武，比起北宋灭亡之后的南宋政权，南明无论是在经济、政治、军事，还是人心方面，都要比赵构君臣初创南宋时拥有更多的偏安条件。
但南明为何却一败涂地了呢？
劣势——恰当时机中不恰当的人
一、正统性
不要小看这“正统”二字，任何一个时代，统治者的正统性都是至关重要的。北宋的近支皇族除赵构外全部被金人一网打尽，赵构作为徽宗亲子、钦宗亲弟，几乎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南宋内部没有人怀疑过赵构即位的合法性，这就大大减少了因夺位而造成的内耗。
而反观南明，崇祯的三个成年皇子或死或逃，都没能到南京。这就导致了朝廷内讧，实力大损。
比如，当时南京最有实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属意潞王朱常汸，却因为马士英以及江北四镇总兵官贪“定策”、“拥立”之功，最终立了福王朱由崧，导致了史可法被排挤出朝，督师江北。
比如，朱由崧称帝后，政敌编造“南京太子案”，让一个叫王之明的人假扮崇祯子，动摇了其继位的合法性，并最终引发了左良玉起兵“清君侧、迎太子”的内战。
比如，朱聿键称帝后，鲁王朱以海割据浙东，自称监国，不听隆武帝号令，两相争斗下，浙东轻易失于满清之手，导致八闽无险可守。
再比如，朱由榔称帝后，唐王朱聿鐭援引“兄终弟及”在广州称帝，双方坚称自己才是正统，甚至大动干戈，互相攻伐。
南明的力量不是不雄厚，而是为争位夺权不能握成一个拳头。
二、不恰当的继位者
完颜构人品虽然不行，但不能否认他的政治手腕和厚黑能力，尤其是在“苟”的方面，南宋初建时，他就开始积极收拢各方势力，超擢岳飞，信重韩世忠，建立起了自己的嫡系班子，即便后来打压武将，也符合大多数朝臣的期望。
而反观弘光帝，就会大修宫室，搜罗美女。史可法在给马士英的信中就称福王有“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也成为后来他被马士英要挟的证据。
史料载，扬州城破后，朱由崧犹在午夜召梨园入宫演剧，次日更是在未通知百官的情况下私自出逃。戏剧《拉郎配》就是讽刺他广选美女，江南富户急着嫁女而拉郎配的故事。
隆武帝算是南明三帝中最有复国心的一位，但他上位时，南明的优势已经被朱由崧霍霍得差不多了。
三、内部环境
清人在总结明亡原因时，认为“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此言非常准确。南明成立后，党争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愈演愈烈。
以刘宗周、黄宗羲为代表的东林系痛斥马士英援引阮大铖等阉党骨干，左良玉亦火上浇油，指使在自己军中任监军的巡按御史黄澍在朝堂上攻奸马士英，并大扇其耳光，导致后者颜面无存，失去了本就不多的威望。
而马士英非但没有因此隐退，反而借弘光帝耳根软的毛病，引联群小，兴起大狱（东林党攻击马士英也兴大狱，称“逆案”，马士英发起的称“顺案”），导致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等东林党人纷纷下狱或离职。
东林党虽然也不是什么好货色，但毕竟还是有不少正直、清廉之士，马士英一伙却是武也不成，文也不就，人品更是烂大街，他们当政后就干了三件事：第一，哄皇帝高兴（大兴土木、大选秀女、迁老福王梓宫）；第二，为自己揽财；第三，报复东林党。
阮大铖兴起“顺案”，大肆杀戮，有人劝他：“天下未定，公如此罗织，专为报复，不知最后是为虏还是为贼？”
他却毫不避讳，直言：“钟鸣漏尽，时日无多，只要能及时报复仇人，管他为虏为贼？”
有这样一群人当政，弘光政权能好的了？
四、最无远见的政略
虽然赵构的绥靖政策为人诟病，但在当时情况下仍不失为明智的选择，特别是在牵涉到自身安危时，他更是坚决主战。
而南明一开始“借虏灭寇”的政略就错得离谱。
弘光继位后，立刻宣布要为崇祯帝“复仇”，把矛头直指农民军，而忘记了当下与南明争天下的不是“贼”，而是“虏”。
更可笑的是，弘光朝廷还封早已剃发降清的吴三桂为“蓟国公”，殊不知人家早已是清朝的“平西王”。
以马士英为谋主的弘光朝廷天真的以为（史可法、刘宗周这些正人君子也作为此想），借助吴三桂之力，联合清军打击农民军，可以使清军与农民军在交战中“两败俱伤”。同时，江北诸镇可以与左良玉四下出击，最终能进往山西，追堵农民军东下。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再与清军讨价还价，最终送钱送物把清军“请”出关外。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当时的清军在占领北京后，日子并不好过。北直隶人民纷纷揭竿而起，阻塞道路，而河南地也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盗贼四起。在山东，清军只有数千残兵散勇，正规军主力都去追大顺军了，当地的清朝官员心急火燎，唯恐南明会乘虚而入。
在这种形势下，南明君臣却没有任何进取的动作，最终丧失了趁乱收取山东、河南的大好机会。
当然，南明也有几个明智之士，如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吏科给事中章正宸等，都曾上疏指出，清廷表面上称为明报仇，实则“蓄谋难测”，秋高马壮之后，清军必会控弦南指，饮马江淮。可惜的是，南京朝中，无人听信。
事实上，清军初取北京，已经是意料之外的大喜，大多数满清贵族皆主张在北直隶等地饱掠一番后归关外老巢。就算雄才大略如多尔衮，也一直坚持立足于北中国，与南明划江而治。
如果这时候，南明能下决心打一两场决战，就算不胜，只要能打出一定的士气，清军怕是也不会全力南下。
可惜，南明政权在几个月内力图讨好清朝，不思进取，使黄河流域大部沦丧，也让多尔衮认识到江南朝廷的脆弱，加快了对农民军的军事行动，并最终下定了统一中国的决心。
五、武将方面
不管是不是因为赵构有识人之明，南明在武将方面确实差南宋一大截。
南宋初年名将辈出，虽然中兴四将徒有其名，但毕竟还有岳飞、韩世忠、宗泽、刘锜、吴璘、吴玠等一干名将，而南明除了一个史可法尚称忠勇，其他无一个能征惯战之将。
弘光朝出力最大，也是掌握兵权最多的有五人，分别是镇守徐泗的兴平伯高杰；镇守观阳、寿州的广昌伯刘良佐；镇守淮扬的东平伯刘泽清；镇守滁州、和州的靖南伯黄得功（合称江北四镇），以及控遏南京上游，拥兵八十余万的左良玉。
但，高杰与刘良佐原是闯王部下，势屈而降，能力不怎么样，还一身恶习，成为官军后，依然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后来刘良佐更是拥众十万向清廷投降。
刘泽清虽然略有“将才”，却是明末跋扈恶将的典型，他卑鄙残暴，好货取利，奉命去河南攻打李自成，他见贼就跑，却对当地百姓发狠猛杀，以民充贼，捞取战功。李自成围北京，崇祯命他勤王，他脱言坠马受伤，让他扼守真定，他不但不奉诏，反而大掠临清，第一个统兵南逃。之后，也是率众六万投降清军。
左良玉就更不用说了，打张献忠大败，打李自成惨败（这还是在李闯被清军追着打率余部逃亡的情况下），最后既不防贼，也不击虏，反而借“北来太子案”，乘船蔽江而下，杀往南京“清君侧”。
只有一个黄得功还算忠臣良将，曾破张献忠，擒马武，杀王兴国，但也独木难支，清军南下后，弘光帝就逃入黄得功营中，清兵分兵来袭，黄得功率军在荻港与之大战。此时刘良佐在岸上大呼招降，惹得黄得功怒斥，结果被突然一箭射穿咽喉。
此外，四镇之间为争夺地盘，扩充势力，相互间更是时常爆发冲突。黄得功、高杰二部的火并，就差点造成几十万人的大混战，如果不是史可法从中弥缝，当时窝里死斗就能让弘光小朝廷覆灭。
这样的一群武将，怎么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