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里的新起点

在太平洋彼岸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档案室里，静静地躺着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老照片。照片是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与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合影。在那个中美关系刚刚“破冰”的年代，双方的了解还相当有限，疑虑和未知远多于互信。

这时候，美国的那些智库专家们，像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等，开始扮演起一种特殊的“桥梁”角色。他们开始积极地思考和推动，如何让这两个曾经的对手在一些全球性的、绕不开的议题上找到合作的可能。他们组织研讨会，邀请可能对中国事务感兴趣的官员和学者，发布研究报告，试图向决策层和公众解释与中国接触的必要性和潜在的益处。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跟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有关。他后来回忆起那段经历时提到，像兰德公司这样的顶尖智库，在当时发挥了关键作用。针对当时一些人担心的“如果中美搞不好，甚至爆发贸易冲突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兰德公司的专家们就真的坐下来，动用他们的分析工具进行了推演测算。布热津斯基提到，当时的测算结果相当惊人：一旦中美之间爆发全面的贸易战，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可能会让全球的GDP一下子蒸发掉12%！

正是这种基于数据和理性分析的研究，开始为中美之间处理复杂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即使双方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甚至对立，但在避免共同的灾难、寻求共同的利益（比如维持全球经济稳定）方面，合作是必要且可能的。这种用数据说话、强调务实和理性的方法，可以说为后来几十年中美两国智库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奠定了一种重要的基调和范式。

咖啡馆里的马拉松

2015年，一场关乎地球未来的重要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在紧张进行中。各国代表团唇枪舌剑，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全球责任争论不休。当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能否达成一份有约束力、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全球气候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和美国——能否率先展现出合作的决心和领导力。

这两个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长期存在显著差异，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减排路径等方面的分歧根深蒂固，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悲观情绪开始在会场蔓延。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美两国的气候谈判最高负责人，美国气候特使托德·斯特恩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决定跳出大会正式谈判的框架，寻找一个更安静、更灵活的沟通空间。

他们选择的地点，据斯特恩后来在权威期刊《外交事务》上回忆，是会场外一家普通的咖啡馆。接下来的三天三夜，两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以及他们各自精干的团队，几乎是以一种“闭关”的方式，展开了一场高强度、高难度的马拉松式谈判。

谈判过程中，双方参考了大量来自学术界和研究机构的资料，其中就包括了耶鲁大学中国中心精心准备的多达237份产业报告。报告用数据清晰地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能源转型，能为两国企业开辟出一个规模高达万亿级别的巨大新兴市场。

它帮助谈判代表超越了单纯的责任分摊争论，看到了合作带来的巨大机遇。最终，正是基于这种对共同利益的深刻认知和艰苦卓绝的反复磋商，斯特恩和解振华成功敲定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明确了两国各自的减排贡献目标和行动计划。这份联合声明的发布，极大地提振了巴黎大会的士气，为最终达成历史性的《巴黎协定》扫清了最大的障碍。

吵了17小时的共识

将视线拉回到此前一年的2014年，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当时，美国正积极推动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构建一套高标准的自由贸易规则体系；而中国则倡导范围更广、更具包容性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构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与中方代表进行了一场异乎寻常的长时间闭门会谈。这场会谈持续了近17个小时，从白天一直谈到深夜，堪称一次外交“彻夜谈”。

多年后，坎贝尔在2023年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主动提及了这段令智库圈至今仍津津乐道的经历。他坦诚地回忆道，当年为了亚太自贸区的问题，双方确实“吵了17个小时”，过程无疑是艰难的。这场漫长争论最终得出的结论却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坎贝尔总结说：“我们最后发现，（双方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比分歧要大上十倍。”

智库声音不都一个调

当我们审视中美智库互动的复杂图景时，必须认识到，并非所有来自这个“思想工厂”的声音都是和谐的合作乐章。实际上，智库界本身就是一个多元观点的交锋地带，除了那些致力于寻找共同点、推动务实合作的声音外，同样存在着大量反映甚至强化两国间竞争乃至对抗性认知的观点。

有美国智库曾公开或私下地向决策圈传递这样的信息：中国的未来发展必须以同美国合作为前提，甚至暗示中国需要接受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领导地位，才能获得真正的繁荣和安全。这类论述常常出现在一些侧重于地缘战略竞争或持保守派立场的智库报告中，它们试图通过设定议程、影响舆论，来塑造一种有利于维持美国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认知。

与此同时，美国智库界也从不缺乏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严峻挑战乃至“最大威胁”的声音。特别是在军事安全、高科技竞争、意识形态等领域，众多研究报告连篇累牍地分析中国的军力发展、技术突破、海外影响，并据此提出各种形式的遏制、平衡甚至对抗性政策建议。

此外，对于美国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行为，智库界也并非只有赞歌。虽然主流声音可能倾向于为美国的全球战略辩护，但也存在一些批判性的分析，关注美国过度干预他国内政、滥用单边制裁、奉行“霸权行径”所引发的国际不满和负面后果。

一些研究可能会分析这些行为对美国软实力和国际声誉造成的损害，或者探讨其是否真正符合美国的长远国家利益。不过，即便存在这些批判声音，在美国国内将中国的和平发展明确界定为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并将其视为“头号竞争对手”的观点，在近年来的一些有影响力的智库报告和政策讨论中，依然占据着显著位置。

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和平理念的全球认可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强烈的独立自主精神，这种外交政策与和平理念逐渐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同与赞赏。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全球秩序的稳定与和平并不应由单一国家主导，而应该基于公平与合作的原则。

美国以其全球影响力，常常通过经济制裁、军事干预等手段，逼迫其他国家屈从于其意志。曾经的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美国的“强势外交”时，往往只能选择沉默或表面上的妥协，尽管内心深处或许并不认同这种霸权行为。可以说，许多国家之所以不敢站出来反对美国，更多的是出于对美国威胁的恐惧，或者出于对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虑。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计划，正是在强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合作。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各国发展道路的政策，赢得了许多国家的认可。特别是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中国一直是推动国际合作与和平解决争端的积极倡导者。通过这些外交努力，中国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巨大的信任，也逐渐成为反霸权主义立场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通过更多国际平台，公开表达对美国一系列霸权行为的反对。例如，在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上，中国的代表团常常提出针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批评，强调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在中国看来，全球治理应当是各国共同参与、共同决策的结果，而不是由少数国家单方面决定全球规则和秩序。

参考资料：[1]史博伟.情报外交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复兴[J].情报杂志,2025,44(3):19-2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