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但与此同时，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情况却并不理想。

至新中国成立时，越南领土的大部分，包括各战略要冲、公路港口、大中城市、物产基地等仍在法国殖民军手中，中越边境越方一侧也完全由法军控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则只能从河内迁移到越北山区的深山老林之中，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

此时，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同越南建立联系。正像一些西方媒体所说，胡志明领导的共和国就是一个“幽灵”国家。所以，当时的越南没有任何国际地位，也得不到任何外援。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使孤立无援地战斗在反法前线的胡志明和他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异常兴奋，也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决定重新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电报联系，并请求新中国援助。

1949年9月，胡志明决定派李碧山、阮德瑞(李碧山，即李班，印度支那共产党党员，时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华侨司司长、印度支那共产党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阮德瑞，印度支那共产党内精通汉语的干部，当时对外身份是商人)两位同志作为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代表，前往北京，以重建两党因为各自的解放战争而中断的联系，并向中共中央请求武器弹药及医药和财政援助。

为此，胡志明亲笔写了一封中文信，请他们带交周恩来和邓颖超。为了保密，在信的开头，胡志明用了“恩哥颖姐”这样的称呼，信的内容则以亲友之间谈生意的方式来表示。胡志明在信中写道：

“弟与哥姐相别十年了，时时思念，且有许多心事要告诉你们。”“弟谨代表敝店祝贺贵公司的伟大发展。”“敝店近年来生意颇好，兹欲争取时机，打胜对方，谨派亲信伙计两人赶紧求你们帮助。”

信末的署名，用的是胡志明于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使用的化名“胡光”。

1949年11月，李碧山、阮德瑞来到北京，将密信交给刘少奇，此后，中越两党重建了电报联系。中共中央也开始着手研究并与两位代表磋商中越建交及援助的有关事宜。

12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胡志明，同意“即时建立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但“为了实现此事，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建议：即由胡志明同志以越南民主共和国名义发一公开文告，声明愿意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由你们电台广播”。

在收到中共中央电报后，胡志明于1950年1月14日发表声明，向全世界各国政府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越南全体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为了人民的普遍利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准备与任何愿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及领土的基础上一致合作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谋共同保卫世界的和平与民主。”

次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黄明鉴致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交换大使”。

18日，周恩来回复黄明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借以巩固两国邦交，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

在中国承认并表示愿意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后，苏联、朝鲜和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政府也先后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至此，越南民主共和国终于彻底摆脱了“幽灵”国家的厄运，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背景下翻开了反法斗争新的一页。

由于中越之间的电台联络极不便利，一事来往磋商需十余日，越南在北京的两位代表又不能确切说明需要何种帮助及可能运输与实现的数目；而且，因为他们在越共党内地位不高，得到的授权不多，只能向中共中央转达越共中央的意见和要求，而无最后决定权。所以，他们对中共提出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无法予以回答。

在这种情况下，两位代表即发电给越共中央，明确建议中央派一位常委到北京，以澄清一切问题，同时借此机会同各兄弟党密切联系，争取世界进步力量对越南革命更大的帮助。

越南代表的建议与中共中央的考虑不谋而合。1949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胡志明及越共中央，希望越共中央能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来北京，以便讨论和共同决定有关的各项问题。

接到中共中央的建议后，胡志明高度重视，决定亲自率团前往中国。但是，为了保密起见，胡志明只是说越南派了—个中央委员陈登宁率随员9人来中国，而并没有告知中共中央他亲自前来。

在经过17天艰难的步行跋涉后，胡志明一行于1950年1月16日来到中国广西龙州县水口关。在到达中国境内后，胡志明秘密来华的消息，才由广西上报至中共中央中南局，并由中南局上报给了主持中央各项事务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

在得知胡志明率团前来的消息后，刘少奇于1月26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南局，让他们热情招待胡志明一行，并周密护送来京。同日，刘少奇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告知胡志明即将来北京的消息，并请示胡到京后的应对事宜。对此，毛泽东回电称：“对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

胡志明抵达北京

1950年1月30日，胡志明和陈登宁等一行5人来到北京，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等人的热情接待。在之后举行的中越会谈中，胡志明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中国帮助越南训练部队、进行作战指挥和在物力上支援越南的请求。对于胡志明的上述请求，刘少奇基本上都答应帮助。

同时，刘少奇指出：“我们党认为，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责任。中国刚刚解放，一切工作均在从头做起，特别是肃清匪特、经济恢复、土地改革等等任务极其繁重，但是我们决心对越南的抗法战争给予支援。”

在中国的访问使胡志明收获颇丰，他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决定援助越南的正式表态。但是，胡志明此行的目的并非仅限于此。他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在莫斯科同时见到斯大林、毛泽东和周恩来，向他们汇报越南抗法斗争的进展，并寻求中苏两国或者更多国家共同的援助。

早在来北京途中，胡志明即通过刘少奇致电斯大林、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秘密前往莫斯科报告。

1950年2月3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时指出：“胡志明甚愿能在莫斯科见到你，他要求苏联外交部能采取必要办法，在你离开莫斯科之前保证他到达莫斯科。”在收到胡志明的电报后，毛泽东即以电话向斯大林通告了胡志明的请求，并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

1950年2月3日，胡志明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2月6日，胡志明在维辛斯基的陪同下抵达莫斯科，并在当晚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款待。但是出于各种考虑，斯大林对胡志明并不热情。斯大林不但没有出席欢迎胡志明的晚宴，而且好几天都不与他见面。一直到几天后，斯大林才最终决定与胡志明见面。但是，当胡志明会见斯大林并向其提出请求苏联援助越南的考虑后，斯大林直接予以回绝。他告诉胡志明，他已经与中国同志商量过，援助越南抗法战争的工作，主要由中国负责更为适宜。

在苏联秘密访问期间，胡志明还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能像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样，签订一个苏越友好条约，也遭到了斯大林的明确拒绝。

不但如此，就连胡志明索要斯大林签名的请求都无法实现。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担忧，斯大林对胡志明的任何请求都显得小心翼翼，从而使胡志明对苏联的秘密访问没有得到任何他预期的成果。

因此，在与毛泽东、周恩来同车回北京的路上，胡志明无奈地向毛泽东提出：“毛主席啊！斯大林不准备直接援助我们，也不同我们签订一个条约，越南今后的抗法战争只有靠中国援助了。”

胡志明与毛泽东

对此，毛泽东答道：“我们是兄弟党，又是近邻嘛！在军事物资上尽量援助你们是应该做的，这当然是我个人意见，决定还要由中央去做。”紧接着，毛泽东指出：“关于向越南派军事顾问的事，与援助军事物资一样，我是赞同的。你要武元甲同志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我们回到北京后，中央也要具体研究一下，做出正式决定。”

1950年3月4日，胡志明与毛泽东、周恩来同时回到北京。在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即召开会议，具体研讨并决定同意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支援越南的反法斗争。胡志明最终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结果，得到了中国即将援助越南的正式答复。

在得到中共中央有关援越的正式答复并协商了援越工作的具体步骤后，胡志明于1950年3月11日动身返越。

在胡志明回国后不久，中国的第一批援越物资开始运进越北根据地。同时，第一批越军主力部队也进入云南砚山等地接受装备、训练。

1950年7月初，中共中央代表陈赓率领20多人组成的工作组开赴越南，并开始领导筹备边界战役。

陈赓和胡志明在一起

1950年8月，以韦国清为团长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抵达越南。

至此，新中国的援越抗法工作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