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门专学
所谓“世说学”，其实就是以《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为中心的所有学术研究的总称。对此我有过撰文论述，这里择要做一介绍。
《世说学引论》
一种学术研究一旦以“学”名之，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是研究对象自身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和广阔的诠释空间；二是研究对象在其所以产生的文化语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后世的文化生态产生过深远影响；三是对此一对象的研究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在时间和空间、深度和广度上拥有相当的基础，能够形成自身较为独立的学术谱系。
只有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基础上，一种专门的学术研究，无论它是学科的、流派的、学说的，还是地域的、时代的，抑或文本的、专人的，才能真正具备成为一种“专门之学”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世说》其书，不过是1130条“丛残小语”的分类汇编，而《世说》之学，则是一门涵盖甚广、包罗颇丰、沟通文史哲等诸多学科的专门学问，它不仅包括对《世说》所反映以及所产生之时代的政治、思想、宗教、社会、人文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对其在各个时代的流传、接受和研究状况的考察。
由《世说》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深远影响所决定，“世说学”完全具有和《诗经》学、《楚辞》学、《文选》学、《龙》学、“红学”等围绕特定文本而建构的专门之学大体相当的研究空间和学术价值。《世说》所特有的文体形式和美学趣味，它所表现的那些极富“时代精神”的人类举止及其所包含的人学意义，更是蕴涵着某种“一经产生便告终结”的划时代特征和为其他文化所阙如的鲜明民族特色。
“世说学”不仅是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学术视域下现代“中国学”的一道独特景观。
最早提出“世说学”这一概念的是明朝人王世懋。
王世懋画像
据顾懋宏万历辛丑（1601）年所撰《世说补精华序》称：“近时何元朗氏（即何良俊）著《语林》，亦仿其（指《世说》）意；而弇州王长公（即王世贞）伯仲，特加删定，以续《新语》，次公敬美（即王世懋）尤嗜此书，至谓之‘世说学’。”（狄期进辑《世说精华》，万历二十九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不仅如此，王氏兄弟还亲为批点，以广其“学”。“世说学”发展到明代，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注释、批点、续仿、校释、考证、刊刻、征引等应有尽有。
应该说，王世懋对“世说学”的指认，代表了古代的《世说》研究者试图涵盖其学的一种自觉努力，这种“自觉”也许更多是出于爱好和趣味，但也不排除学术上的考虑。不过，严格说来，王氏所谓“世说学”，与我们今天不断建构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世说学”，毕竟还是两回事。
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间，《世说》研究在海内外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点。由于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引进，相关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比古代有了长足进步，不仅出现了两千余篇专题论文、二百余部相关专著、数百种版本，三百数十篇硕、博学位论文（参见拙著《世说新语资料汇编》），而且形成了一种日益明显的研究格局，和一支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使“世说学”日益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其成就有目共睹。
《世说新语资料汇编》，刘强编著，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
尤其值得高兴的是，在海内外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已先后在河南师范大学（2017）、南京大学（2019）、同济大学（2020）、洛阳师范学院（2021）、黄淮学院（2023）举办了五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大陆的专家学者总计二百余人（次）与会，四部会议论文集也陆续出版，有力地推动了“世说学”的整体、持续和有效的研究。
历代《世说》研究的文献形态十分多样，共同构成了“世说学”的学术基础。有些文献形态由于历史悠久，成果丰富，已经形成了自身的发展脉络和研究系统。择要言之，盖有以下四种：
（1）版本系统。
《世说》成书后，先以抄本流传，刘孝标“广校众本”为之注释后，流传渐广。唐宋以迄近代，坊间私门，传抄刊刻，络绎不绝。版本递嬗之间，衢路分明，各有传承，其内部之系统也颇耐探寻。
研究者将《世说》版本分为三个系统：普通本系、批点本系、《世说补》系。普通本中影响较大的有南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明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嘉趣堂刻本等，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2）校注系统。
《世说》虽是“小说家言”，但因涉及领域广、人物多、跨度大，又加语言简约玄澹，版本错综复杂，几乎甫一问世便成为一部“难以索解”之书。
《刘孝标集校注》
齐梁至于当代，为《世说》作注释、校勘、考订、笺疏者代不乏人：史敬胤、刘孝标、刘应登、王世懋、张文柱、凌濛初、张懋辰、刘淇、郝懿行、叶德辉、王先谦、李慈铭、程炎震、李详、刘盼遂、沈剑知、余嘉锡、杨勇、徐震堮、王叔岷、郭在贻、柳士镇、朱铸禹、吴金华、张永言、张万起、刘尚慈、蒋凡、龚斌等历代学者前赴后继，殚思竭虑，使《世说》文本之庐山真面日显，微义深旨渐明，以至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校注系统。
这一系统横跨古今，成果最丰，堪称“世说学”之重镇，其中，尤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影响最著，而龚斌《世说新语校释》后出转精，可谓集其大成。
（3）批点系统。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被评点的小说，《世说》一直受到文人特别是评点家的青睐，宋元之交刘应登、刘辰翁首为批点，明清以迄近代，又有王世贞、王世懋、李贽、凌濛初、杨慎、王思任、袁宏道、陈梦槐、黄辉、严复、唐鸿学、朱铸禹等都曾作过数量不等的批注评点，加上历代学者如颜之推、刘知幾、苏轼、叶梦得、朱熹、顾炎武、李慈铭、程炎震、鲁迅、陈寅恪、余嘉锡、钱锺书、余英时等人著述中的《世说》批评文字，这一系统的规模亦相当可观。
《世说新语汇校集注》
对其进行整体观照和细致考量，既是《世说》批评史的工作，也是小说评点史的任务。近年来，随着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的出版，《世说》会评工作受到重视，刘强、周兴陆、羊列荣等学者都有著作问世。
（4）续仿系统。《世说》在文言小说史上自成一体，形成了“世说体”这一独特的文体样式和文本系统。
自唐迄今，续书仿作层出不穷：唐有张询古《五代新说》、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刘肃《大唐新语》；宋有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李垕《南北史续世说》；明有何良俊《何氏语林》、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王世贞《世说新语补》、焦竑《焦氏类林》及《玉堂丛语》、李贽《初潭集》、林茂桂《南北朝新语》、郑仲夔《清言》、周应治《霞外麈谈》、曹臣《舌华录》、赵瑜《儿世说》、张墉《廿一史识馀》、江东伟《芙蓉镜寓言》、张岱《快园道古》；清有梁维枢《玉剑尊闻》、吴肃公《明语林》、王晫《今世说》、李延昰《南吴旧话录》、章抚功《汉世说》、李清《女世说》、颜从乔《僧世说》、李文胤《续世说》、汪琬《说铃》、邹统鲁、江有溶《明逸编》、徐士銮《宋艳》；民国则有易宗夔《新世说》、陈灨一《新语林》、夏敬观《清世说新语》、庄适《三国志捃华》等；近年又有《非常道》《禅机》诸编问世，体现了这一文体持久而强大的生命力。
《清世说新语校注》
续仿系统是双重的：既是《世说》认识、接受体系的显影，也是“世说体”创作、实践体系的反映。对这一系统的研究，既可理清《世说》在历代的传播接受主线，又为了解历代士人心态及精神生活之变迁，提供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世说》诞生迄今已有近一千六百年，“世说学”的历史既随时代学术思潮的发展而演进，也与历代不同的接受取向并行不悖。“世说学”之分期，实即《世说》接受之不同阶段，大体可分为四期：
（1）“史学期”：齐梁至隋唐。
《世说》既写历史上实有之人物，又多采诸史料杂记，自然也就被当作“史料”或“史馀”之作被接受。史敬胤、刘孝标的注释、史家刘知幾的讥评、刘肃《大唐新语》的模拟以及唐修《晋书》的采撰，都是这一风气的证明。在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时代，小说的全部命运都是脆弱而尴尬的。《世说》的解释权被史家运于股掌之间的局面一直要到宋代才有所松动。
明刻本《大唐新语》
（2）“说部期”：
宋代至晚明。这一时期是通俗文学的兴盛期，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地位日高。印刷技术的发展，更为《世说》的刊刻、流布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宋元之际，始有小说批点之学，《世说》首次被刘应登、刘辰翁批点在小说评点史上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
元代兴元曲，故有《世说》故事被杂剧作家们大量改编；晚明尚模拟，则“世说体”续仿作品络绎不绝。这些现象都是《世说》在接受和研究上日益通俗化的证明。
（3）“小学期”：
清代至民初。这一时期，受“乾嘉”考据之学的影响，清人的小说观念乃“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邱炜萲《菽园赘谈》），对《世说》的接受开始向经史之学复归，而更具“朴学”色彩，故训解文字、考订故实、纠谬补缺之作甚夥。其中，尤以刘淇的《助字辨略》最为特出。
这一学术趋向至民国仍未断绝，近代如刘盼遂、程炎震、李详、沈剑知诸家的研究大抵立足旧学而有所拓展，表现为传统向现代的过渡。
（4）“综合期”：
20世纪后半叶至今。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价值取向的多元，研究方法的多样，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传播渠道和接受形式的丰富，专著的系统化和论文的专题化，等等，表明“世说学”进入了一个空前宽广的领域，理应且已经贡献出了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世说新语研究史论》，刘强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如果对“世说学”的既往研究和未来发展做一番回顾与前瞻，大体可以梳理出以下“七个分支”。我们姑且以“学”名之——这里的“学”，非“专学”之“学”，而是“研究”一词的省称。
（1）《世说》文献学。
主要包含两层含义：
其一，作为对一部传世文献的研究，“世说学”首先是文献学。《世说》文献学不仅是“世说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义的“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它必然要在传统文献学的背景和基础上展开，遵循诸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等文献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基本规范。
《日本世说学文献序录》
其二，《世说》文献学也包含了为其它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提供文献依据的意思，具体地说，涉及《世说》的中古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文学史和艺术史研究，都可算是宽泛意义上的《世说》文献学。
（2）《世说》文体学。
既包括对《世说》文本、文体、语体的“内部研究”，也包括其文体如何被后世不断接力和续仿的“外部研究”，即前面所说的“世说体”研究。
宁稼雨发表于1987年的《“世说体”初探》一文率先对《世说》做了文体学和美学上的观照与梳理，嗣后，杨义的《汉魏六朝“世说体”小说的流变》更把“世说体”的渊源追溯至刘向的《说苑》和《新序》。目前，对《世说》文体风格和续仿作品的研究已经成为一大热点，出现了不少硕博士论文，这一议题值得持续关注。
（3）《世说》接受学。
广义的说，对《世说》的征引、注释、批点、刊刻、续仿、改编、考证、翻译、研究都是接受学的研究对象。其主要工作是，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爬梳和整理，勾勒《世说》的传播接受史，并在此基础上，对历代《世说》接受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展现出“读者”或“受众”在《世说》流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接受学的研究不仅须借助文献学的工具，还要融合历史学、文艺学的方法。只要把握住以接受者为中心这个基本原则，《世说》在时空二维的传播与接受状况就能够被真实、鲜活地反映出来。
《神超形越——首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比如，《世说》中的人、事、物、语在诗文中的化用已经形成了“《世说》典故学”，后世戏曲、小说对《世说》经典故事的改编和演绎又形成一种“《世说》改编学”，两者都可以归入到“《世说》接受学”的研究范畴。
（4）《世说》美学。
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世说》文本所体现的美学风格，二是《世说》所反映之时代的美学风尚与美学追求。
前者属于形式美学，包括对分类、结构、语言风格及叙事艺术的探讨，在某些方面与文体学的研究发生联系；后者则属内容层面，主要是通过对具体材料的研究，发掘《世说》在美学史乃至艺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细致地分析和研讨《世说》的美学蕴涵，至少可以在人物美学、自然（山水）美学和文艺美学等方面得到启迪和收获，而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着广阔的阐释空间。
《魏晋风流与中国文化：第二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5）《世说》文化学。
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世说》时代文化生态的各个层面进行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的还原与再现；二是对“后《世说》时代”中国乃至汉字文化圈之文化结构的各个部分进行现象学、阐释学的观照与描述。二者共同构筑了《世说》文化学开放性的、全息图式的文化景观和学术系统。
具体言之，前一类研究范围较广，举凡对《世说》时代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士人心态及行为方式、民间习俗、礼仪名物等等的研究，都在其列。而《世说》作为一部传统意义的“小说家言”，不仅对后世说部影响甚巨，而且对其它文化形态如类书、史传、诗学（尤其是诗话）、戏曲也都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显然是值得期待的。
（6）《世说》语言学。
《世说》是研究中古语言的宝库，也是数以百计的成语、典故以及许多脍炙人口的人文故事与传说的渊薮。在某种程度上，中古语言学的研究也即是以《世说》为中心的研究。
当代的《世说》语言学研究呈现出以下态势：一是词汇研究由传统训诂学向现代语义学转变；二是语法研究从词法研究向句法研究方向延伸；三是局限于辞格的修辞学研究尚有待突破。
此外，随着《世说》的日、法、英、韩等各语种译本的出现，“《世说》翻译学”也正在形成一个研究课题，早有学者指出，《世说》许多悬而未决的语言问题，反而在外译的过程中得到满意的解决。
因此，对翻译文本的分析、考察、比照，既可及时发现翻译中存在的讹误，维护《世说》文本的纯粹性与可信度，还可收到“他山之石”的功效——这对于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也是大有裨益的。
《世说新语鉴赏辞典》
（7）《世说》诠释学。
《世说》研究并非单纯的文本或文献研究，而关涉到人文学科的众多论域，若能盈科后进，左右逢源，当可释放出极大的诠释学能量。
譬如，对《世说》所承载的名士风度、玄学思想、清谈面向、家国省思等的讨论和评价，从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俨然构成了一部相当厚重的《世说》评价史和诠解史。而且，只要仔细寻绎就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着类似魏晋玄学“名教与自然之辨”的深层对话：
一方面，是基于史学乃至儒家的求真、求善诉求，自刘孝标、刘知幾、朱熹、王夫之、顾炎武、钱大昕、赵翼以至余嘉锡诸家，对所谓“魏晋风度”不无挞伐；另一方面，则是诉诸道家乃至玄家的超越美学之思，自宋高似孙、王世贞、王世懋、李贽以至近代陈寅恪、钱穆、鲁迅、宗白华、冯友兰、容肇祖、余英时、唐翼明等人，多对魏晋清谈及士风的积极一面予以“了解之同情”。
可以说，对《世说》诠解史的考察，不仅涉及对一段特定历史的不同评价，而且关乎时代环境下个人如何安身立命之现实抉择，甚至在一更深广的意义上，还能勾连诸如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独具特色的东方文明将如何回归“诗意栖居”之境并获得超越维度上的普适品格等一系列“大哉问”。目前此类研究已经兴起，但贯通式的整体研究尚待进一步开拓与推展。
以上是对“世说学”的一个简要介绍。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最近的十几年，随着国际交流的便捷，数字人文的发展，“世说学”的发展既迎来了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春天，同时也面临着进入“深水区”之后的困难，以及如何才能突破“瓶颈”的挑战。
别的不说，多年前我曾设想的“《世说新语》版本研究”和“《世说新语》域外传播研究”之类的题目，至今还是无人问津，而英、法、日、韩等《世说》全译本之外，其他语种的外译工作似乎也有待推进。往者已矣！期待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年轻的学人来弥补这些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