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本来身份低微，最终如何攫取大权？鲍罗廷起到了什么坏作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胆病变，病逝于北京。
据老蒋自己说，孙中山临死之前指定他为唯一的接班人。根据他的回忆，孙中山死前，口中不断呼唤“介石”，情真意切，很明显，孙中山身后的大事肯定是交付给老蒋的。
可惜，这个说法来自蒋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这属于典型的自说自话，没有任何别的资料佐证，属于“孤证”，不算数。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晚8时30分止，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撒手尘寰，魂归天国。
也就是说，孙中山临死前，喊了宋庆龄，喊了汪兆铭，就是没喊老蒋。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孙中山贴身卫士李荣的回忆，他在孙中山临终前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前。
那么有人说了，老蒋自己的修订的年谱是“孤证”，那这个卫士李荣的回忆就不是“孤证”了吗？还真不是！我们再往下看：
领袖人物对接班人的培养，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职务，就算不是领袖的副职，也至少是核心圈的大佬级人物，但老蒋当时担任什么职务呢？
当然，他是黄埔军校校长，也是粤军参谋长，但这离最高层还远，既不是中常会会员，也不是国府委员，连候补执委都没捞到。说自己是接班人，还是先生指派的“唯一接班人”，怕不是实情。
要说蒋孙共事的时间可不短，从1905年在东京认识孙中山以来，老蒋鞍前马后追随领袖多年，但一直到孙中山死，蒋介石一直算不上什么重要人物。
蒋把自己打扮得十分了得，好像孙中山一刻也离不开他。实际上，孙中山倚靠的军事人才先有黄兴和陈其美，后有许崇智和陈炯明，蒋根本排不上号。
孙中山对陈炯明曾经寄予厚望，对他说过一句话，表明自己的殷切希望：“我望竞存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这句话说得有水平，短短几十个字，捧了三个人：希望陈炯明（竞存）和黄兴（克强）和陈其美（英士）一样，我对你们是无条件信任的。
好像这里面没有提到老蒋。
当然，孙中山不是看不上老蒋，也知道他有一定水平和能力，但当时自己手下能人太多了，陈炯明、许崇智、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个个都是当世精英，比这些能文能武能掐会算又懂理财的人来说，老蒋一点儿也不突出。
当时，蒋给孙中山最大的印象就是一个不错的参谋人才。
所以，当时孙中山给他的职务，都是给各位大佬当参谋长：居正的参谋长、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以及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孙中山根本不喜欢这个性格乖张的刺头蒋中正。
老蒋年轻时脾气暴躁，最喜欢的事就是撂挑子不干，一言不合便辞职，孙中山都快烦死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18年夏到1924年，老蒋先后辞职又复职高达14次，像极了一个职场愤青。且举几个例子：
1922年，孙中山令老蒋出任粤军参谋长，顶头上司是许崇智，刚上任一个月，就以“军事无进展”为由，擅自离职回到宁波奉化老家，孙中山为了表示诚意，让廖仲恺持自己的手令前往挽留，都被有个性的老蒋冷冰冰地拒绝。
不到一年，孙中山又请老蒋担任大元帅行营参谋长，又只干了不到一个月，他觉得人际关系太复杂太紧张，和谁都处不好，再次离职返回老家溪口。
1924年初，孙中山任命老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这一次还是一个月，他又闹着回家，因为没钱办不了军校……这一波刚平了半年多，又辞黄埔军校校长！
孙中山对老蒋深感失望，本来还是很看好他，毕竟当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时候，老蒋在孙中山蒙难的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站对了队，对孙中山的算是雪中送炭。但一到关键时刻就闹离职，哪像个成熟的革命军人！
这次老蒋闹着不当军校校长，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国民党一大召开，这么重要的会，别说重要职务了，连个入场券孙中山都没给他，被伤了自尊的蒋某一气之下，再度祭起辞职大杀器，准备将孙中山一军。
对老蒋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深深伤害的孙中山决定放弃这个刺头，他在1924年11月23日应张作霖和段祺瑞之邀前往北京时，给了老蒋一个新职务：“总理令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
这是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最后一次任用，“军事秘书”！
老蒋眼前一黑，差点没昏过去。
从此以后到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共4个月的时间，老先生再无一字提到老蒋。
老蒋也感到委屈，在被赶到台湾之后，他回忆自己早年间的职务变动时，感到无限委屈：“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务，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上文说的老蒋40岁当选中委，那时孙中山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那么，如果说老蒋的发迹并不是孙中山一手安排的话，是谁导致了这个小人物的最终上台、从而把近代中国拉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个人肯定不是上文提到的汪、许、陈、廖、胡等人，因为这些人中几乎都是蒋的政敌，而且当时的地位远高于蒋，他们有什么理由提拔一个野心家来给自己制造敌人呢？
说来也怪，这个把老蒋送上王位的人，并不是孙中山圈子里的人，甚至都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来自遥远的北方邻国苏联的强人：鲍罗廷。
1903年夏，俄国社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欧洲召开，这次会议诞生了两个极其著名也极其重要的名词：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列宁当时在会上并不占多数，只是由于对于阵营中的7个成员临时倒戈，才使得列宁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所属的派别自然就成了多数派，多数派就是布尔什维克。
而在倒戈阵营中的7个人中，其中就有一个名叫格鲁森贝格的19岁年轻人，这个格鲁森贝格就是鲍罗廷——你可以相见他的资格有多老，列宁就是因他们7人的倒戈才成为布尔什维克的。
作为苏联顾问，鲍罗廷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可谓呼风唤雨，说他是那时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一点都不过分，不管是老蒋还是汪兆铭甚至陈独秀，都要看他眼色行事。
连鲍罗廷自己恐怕都没有想到，是他的举措影响了整个中国，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100年，他最大的功绩是成功改造了国民党，使之从一个“团伙”成为一个“团队”。
在鲍罗廷来中国之前，孙中山的国民党甚至称不上是一个组织，你问这些“党员”，你们的组织纲领是什么？不要说一般成员，连孙中山都答不上来；至于领导层是哪些人、怎样产生的、任期多长，一概不知；甚至，连有多少成员也没人知道，只是知道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要打手模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
早在反袁失败之后，孙中山就成立“中华革命党”，打手模向孙中山个人效忠。很多老同志不同意这样做，黄兴为此还和孙中山一度决裂。
所以，没有任何成文的资料，因为所有的纲领、章程、选举和会议都是一团糨糊，以这样一个组织想推翻反动军阀，简直是做梦。
鲍罗廷告诉孙中山，作为一个规范意义上的组织，你这个国民党根本就存在。
这句话极大刺激了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奋斗数十年，从同盟会到中华革命党，再到国民党，结局是屡战屡败，今天依附这个军阀，明天依附那个军阀，结果被各色军阀耍得团团转，好不容易在广东有了点积蓄，结果被自己最赏识的陈炯明一锅端！
孙中山也意识到问题严重，遇到鲍罗廷之后，感觉就像是天上掉下来帮助自己的，立即按鲍罗廷的意思大刀阔斧地干起来。
在鲍罗廷的一手操办下，国民党终于有了个“党”的样子，意义深远的“一大宣言”，就是由鲍罗廷亲自起草、瞿秋白翻译、汪兆铭润色的。
因为成功改造了国民党，鲍罗廷获得了空前的荣誉和声望，成为远东地区的铁腕人物，更关键的是，他是斯大林的老朋友。
当时的广州，鲍罗廷成为“东方列宁”，各方头面人物都以受邀到鲍公馆坐上一会儿为莫大的荣幸，连当时风头正劲的宋美龄，也被鲍罗廷的风度所倾倒。
就是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苏联顾问，没有更多去关心自己的中国同志，却对老蒋大捧特捧，最终被蒋所利用，成为人家上位的梯子，自己最后反倒被一脚踢开。鲍氏本人后来下场之惨，和老蒋也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孙中山去世后，无论是地位还是资历，都有大把的人比老蒋靠前，按说无论如何也轮不着他当一把手，除非奇迹发生。结果，奇迹真发生了，第一推手就是鲍罗廷。
1925年8月20日，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廖仲恺被刺身亡，而且，他被刺的地点是中央党部！对于这样一个大案要案，至今居然都没能完全搞清——不过，这对老蒋来说不重要，事实搞不搞清楚不关键，关键是他把搬开拦路石。
廖仲恺遇刺当天，广州鲍公馆云集了当时最有权势的人，大家都等着他做了裁决，鲍罗廷给出的答案是：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授予全权处理紧急状态，这个叫做“特别委员会”，集部队、警察和宪兵等大权于一身。
鲍罗廷的想法是，用这样一个特别委员会，来临机处理军国大事，人数少效率就高，在非常时期是很好用的手段。这个想法不错，鲍罗廷本人亲自担任这个委员会的顾问，这也是众望所归。
由谁来组成这个委员会呢？鲍罗廷提了三个人，前两个人大家无异议，一个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一个是军事强人许崇智，但第三个人选却是鲍罗廷看好的军事新星蒋某人！
由于鲍罗廷当时说一不二的影响力，这个三人委员会顺利得到通过——这是老蒋第一次获得如此重要的权力，在此之前，他最有影响的两个职位，一个是黄埔军校校长，一个是粤军参谋长，而在粤军中，他的顶头上司正好是许崇智。
潘多拉盒子就此被鲍罗廷打开，他并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就被他新手放出的恶魔反噬了。
其实，并非没有人提醒鲍罗廷老蒋的危险性，最直接的提醒来自他的同胞、同为苏联顾问的加伦将军。加伦告诉他，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应该蒋、许并用，但鲍罗廷不以为然，他认为许崇智的军队是旧军队，正是被改造的对象。
廖仲恺很快被隆重下葬，紧随其后的，就是许崇智、胡汉民这些老蒋政敌的“政治葬礼”。
老蒋掌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廖仲恺被刺案闹大，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老上司、老大哥许崇智。
他派兵突然包围了许崇智的住所，说他和刺廖案有瓜葛。刺刀之下的许崇智有理说不清，仓皇逃走，从此退出军界。
随后倒霉的是元老人物胡汉民，他的弟弟胡毅生和刺廖案有着比许崇智更大的疑点，最终，胡汉民先被拘留审察，后来被迫出走苏联。这样一个元老级的人物这么一折腾，政治前途顿时无望，也彻底退出了和老蒋的竞争。
这样，老蒋第一次在南中国的舞台上施展他的权谋功夫，一弹指间，廖仲恺、许崇智和胡汉民三大拦路石被轻轻搬开。
此时的鲍罗廷还很得意，自诩为老蒋的伯乐和恩人，他不知道，在老蒋羽翼渐丰的同时，鲍罗廷也一步一步把自己送上了政治生命的绞架。他完全被老蒋的吹捧所迷惑，当时西山会议派攻击蒋对鲍简直到了俯首帖耳的地步：“禀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简直把鲍罗廷当师傅保（过去皇帝的领路人，就分别是太师、太傅和太保），这就给了鲍罗廷一个错觉，在南中国，自己仍是权力中心。
鲍罗廷这种想法也大体没错，在特别委员会中，因为握有军权的许崇被赶走，因此只剩老蒋和汪兆铭二人，再加上鲍罗廷，这个铁三角才是广州说了算的人。汪本人没有军方背景，而老蒋对自己恭恭敬敬，鲍罗廷岂不是第一大佬！
在鲍罗廷的大力支持下，老蒋的地位一步一步上升。
第二次东征让老蒋达到权力的顶峰，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势力被连根拔起，他做到了先总理当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他率军凯旋的时候，各路实权人物纷纷表示由衷祝贺，包括汪兆铭、谭延闿、古应芬和宋子文。
军功赫赫，鲍氏加持，老蒋在国民党“二大”上一举成为明星，顺利当选中委，在全部249张选票中，老蒋获得了248张，另外没有投他的一票，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谦虚”的结果。
要知道，在这次选举中，孙夫人宋庆龄的得票是245张！
同样在这次大会上，庆龄先生对老蒋也是赞不绝口：“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时弄得更好。”
老谋深算的老蒋，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仍非常谦逊地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恩师鲍罗廷，成功地把这位能力卓著的苏联人变成了温水中的青蛙，因此比起鲍罗廷来，对付共产党和汪兆铭显得更紧急。
1926年3月18日，李之龙奉命把中山舰从广州开往黄埔，引起老蒋过激反应，以为是汪兆铭联合苏联顾问以及共产党联合来害他，于是立即逮捕李之龙，软禁周恩来，把广州工人纠察队武装缴械，同时包围苏联顾问驻地，还把汪兆铭限制了自由。
但老蒋的过激反应使自己陷入孤立，在广州的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和陈延年等都主张反击，汪充斥老蒋要“造反”，连老右派孙科都亲自出面招待苏联顾问以示歉意，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怒气冲冲去找老蒋理论时，老蒋理屈词穷，竟把头埋在写字台上哭了起来……
这个时候的老蒋其实很脆弱，轻轻一击就必倒无疑。
关键时刻，苏联顾问的首领布勃诺夫和鲍罗廷选择了退让，他们支持老蒋，反而把强烈主张声讨老蒋的顾问季山嘉撤回。
对于这样的措施，鲍罗廷还自鸣得意，认为是“从右派手里奔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
掌握大权的鲍罗廷这样说了，本来反对老蒋的实权人物们纷纷改变立场，可以说，老蒋这次的起死回生，第一要感谢布勃诺夫，第二要感谢鲍罗廷。
这下最被动的是汪兆铭，本来看到老蒋众叛亲离，以为自己可以咸鱼翻身，没想到鲍罗廷等人这么是非不分，但激愤异常的汪兆铭也只是激愤异常而已，他什么也做不了，最终羞愤之下跑去了法国——这一次老汪倒是主动，做了老蒋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现在的广州，只剩下两个实权人物，一个是老蒋，一个是老鲍，蒋对鲍甚至比以往更加恭顺，老蒋动不动就说：“自总理去世以后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
此时的鲍罗廷，也开始觉得老蒋恭维的背后，似乎陷藏着什么狰狞而血腥的东西。
而且，他的苏联同胞已经开始不信任他，主持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和莫斯科报告，认为鲍罗廷对蒋的无原则退让已经从根本上损害了苏联利益，明确提出撤换鲍罗廷。
维经斯基的报告送到苏联国内，引起了斯大林的暴怒。
不过，斯大林的暴怒是对着维经斯基的，还记得我们上文说的吗？鲍罗廷不仅是列宁的老战友，更是斯大林的朋友。
维经斯基给莫斯科打报告的结果是造成了鲍罗廷得到更多特权：“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廷同志领导……鲍罗廷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不仅如此，鲍罗廷还被斯大林授予红旗勋章。
得罪鲍罗廷的后果是维经斯基本人被撤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领导人换成了鲍罗廷。
鲍罗廷从此更加得意。
但不久，斯大林和鲍罗廷共同看好的老蒋却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1927年4月12日，老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人血流成河。
而这时，来自苏联的大笔援助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向老蒋的腰包，甚至就在事变前几天，斯大林刚刚把自己亲自签名的照片寄给老蒋以资纪念。
纪念什么呢？纪念老蒋的翻云覆雨？纪念自己和鲍罗廷的养虎为患？纪念中国的血雨腥风？不知道，只知道鲍罗廷一下子从“自总理去世以后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通缉犯。
老蒋对鲍罗廷的恨深入骨髓。
相对另一个苏联顾问加伦将军，老蒋的印象要好许多许多，甚至1938年加伦在苏联被害时，老蒋闻讯立即派孙科前往说情，但等他到的时候，加伦已成枪下之鬼。
而对鲍罗廷，老蒋非要把他置之死地。但老鲍是苏联人，老蒋不能把他怎么样，能处置他的只有斯大林。
按说，像鲍罗廷这样一个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人，又让斯大林打脸，应该是要重重惩处的，而苏联方面确实也“惩处”了他：“对鲍罗廷同志进行了谴责，同时认为他可以从事目前在塔斯社的工作。”1932年，鲍罗廷被斯大林任命为《莫斯科每日新闻》的主编。
典型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鲍罗廷很清楚，自己被手下留情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有斯大林在罩着他，否则，为什么几乎所有在中国当过顾问的苏联人都被杀光，而只有鲍罗廷毫发无损？“鲍罗廷知道他和他的家人为什么能幸免于这场灾难，这全靠斯大林，是斯大林保护了他。”
不但如此，鲍罗廷还把大革命的失败原因，甩锅给陈独秀：“要记住陈独秀主义是中国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但他们也有必要找出其他原因。”
陈独秀本来是个很刚烈的人，绝不屈居人下。但最终却被钱屈服，当他自己被抓时，是苏联顾问花了一大笔钱把他保出来，从那时起，陈独秀逐渐成为苏联人的应声虫。
鲍罗廷的死，跟著名的红色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直接关系（中国人都熟悉这位记者，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是经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传遍全世界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采访过毛泽东之后，到苏联会见主管新闻工作的鲍罗廷，要求出版这本书。鲍罗廷明知苏联对这本书并不满意，因为书里并没有说到苏联人对中国有什么贡献，因此莫斯科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非常不满。
但鲍罗廷还是同意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着她的面给出版社。
结果，此举触怒了一直保护他的斯大林，鲍罗廷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安上了间谍罪名，投入监狱。这是1949年1月28日的事，鲍罗廷主持的《莫斯科每日新闻》也随即停刊。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人，算是网开一面，1955年被苏联驱逐出境。而鲍罗廷就没这么幸运了，在被逮捕两年之后的1951年5月29日，67岁的鲍罗廷死于位于伊尔库茨克的一个集中营里。
伊尔库茨克远离莫斯科，倒是离蒙古和中国很近，属于东西伯利亚，就在贝加尔湖附近。以前从中国到莫斯科的飞机，经常在伊尔库茨克短暂停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