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0月间，新四军两大军政主官的矛盾公开化了，陈毅和饶漱石在黄花塘军部驻地，连续几天争吵到深夜，连隔壁的秘书和警卫员们都不敢入睡，须知战争年代，各战略区实行的是一元化领导，“一把手”拥有最终决定权，因此一、二号首长之间爆发如此激烈争论，无论在党史军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事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一方面，陈老总是井冈山下来的红军元老，坚持了三年南方游击战争，在新四军队伍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东进以后成为一方军事主官，民国三十年（1941年）更是全面执掌新四军的作战，未来的元帅级人物，

而饶漱石虽然党内资格老，却长期从事白区地下工作，军队资历太浅，事实上，饶在之前担任东南局副书记时期，在新四军尚无明确军职，直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重建军部以后，才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另一方面，两个人当时的职务确实比较尴尬，或者说都有些“名不正言不顺”：陈毅是新四军“代军长”、新四军军分会“代书记”；饶漱石是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亦即分别担任的四个重要职务，均属“代理”性质。

而且两个人的职务还有所交叉，在组织层面“华中局”的机构里，陈毅是饶漱石的下级；在军事范畴的“新四军军分会”，陈毅又是掌总的书记，并未形成绝对的“一元化领导”。

刘绍选

某种意义上，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晚些时候的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一元化领导”的概念是有些模糊的，很难说谁是真正的一把手，这也是刘少奇突然奉调返回延安后，特殊时期出现的特殊状况。

胡服同志原本担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军分会书记，是毫无争议的一把手，临行之前向中央推荐，由饶漱石接任自己的全部职务，偏偏延安的电令只是代书记代政委，同时任命陈毅为军分会代书记。

这才出现了看起来“很绕很晕”的情况，也造成陈、饶之间难以理顺上下级关系，难免出现矛盾。这里只说抗战深水区，新四军的军政主官为什么都是“代理”呢？

新四军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虽然是我党领导的队伍，但在抗战时期，名义上仍属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序列，军事主官的任命，只能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叶挺将军到职，手持的便是军委会颁发的委任状，这个没有办法。

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军部和直属队损失殆尽，叶挺军长被无理扣押，延安单方面指示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这一操作，显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重庆当局的批准，自然也拿不到军委会的委任状。

那么直接任命军长是不合适的，在政治上会陷入被动，毕竟是联合抗日时期。有人会问，既然已经撕破脸了，还需要在乎所谓的“程序合理”吗？须知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方最终确定的应对方针是“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

政治上通过舆论和宣传，来揭露重庆的丑恶行径，但在军事上保持克制，还要维护统一战线的大局，如果真的大面积同室操戈，那不是让日寇拣便宜嘛！在重庆的政治攻势确实颇有成效，美苏等盟国纷纷提出质问。

军事上如何保持克制？一方面是不能主动对顽军发起反击，避免更大的军事冲突，让日本人无机可乘；另一方面，八路军和新四军至少在表面上还得服从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否则联合抗日就无从谈起了。

历史真相是，无论是115师师长负伤还是新四军军长不能履职，延安都不方便直接任命新的军事主官。事变发生后，重庆当局更诬新四军为“叛军”，军委会已明令撤销该军番号，如果延安再任命一个新军长，无疑是火上浇油。

如果按程序，向军委会推荐新军长的人选呢？不可能得到同意，因此最妥当的办法，便是跟指定陈光“代理”115师师长一样，暂时指定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方方面面留有余地。

叶为询

政治上的进攻最终取得重大战果，在国内外舆论以及盟国的压力下，重庆当局特别狼狈，不得不表态“今后再无剿共之军事”，关于新四军撤销番号一事，最终也不了了之，叶挺军长虽被扣押，却并没有明令撤职。

那么对于延安指定的“陈代军长”，重庆方面也是无可奈何，既不公开承认也不否认，可见我方的斗争艺术之高明，不过因此带来的影响，是陈老总自民国三十年（1941年）起，只能长期担任新四军“代军长”。

军长职务延安不方便正式任命，但是政委职务可是我方专属，理论上说，在党内军内直接宣布任职命令并无不妥，比如罗荣桓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以后在山东的职务，即为“115师代师长兼政委”，师政委并不是代理。

那为什么饶漱石的新四军政委一职也长时间属于“代理”性质呢？一方面，是饶漱石在皖南突围期间，曾被顽军俘虏，是通过贿赂敌军官蒙混过关的。

这个短暂的被俘经历，饶漱石脱险以后，必须向组织进行汇报，包括他从皖南辗转到上海，直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4月才到达苏北根据地的盐城，期间历时三个多月，也是要跟组织上说清楚的，同时接受审查，战争年代的规定。

陈庶康

而在汇报和审查阶段，关于当事干部的任用，原则上暂时不能担任重要职务，否则事后查出来是叛徒怎么办？当年陈赓大将从南昌逃出虎口回到苏区，也是经历了近两年时间的审查和考察：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陈赓脱险，到达苏区以后仅被任命为红军步兵学校的校长，长征路上是干部团长，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底，才正式任命为红1师师长（后拟任红31军军长），后期军职为何晋升迅速？因为结束了审查期。

饶漱石的情况差不许多，尽管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5月17日的华中局高层会议上，肯定了饶漱石的汇报是真实的，同时作出了“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的结论，但必需的审查期还是要有的。

另一方面，饶漱石归队后，仅仅担任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尤其是军队职务，明显排在陈毅代军长、张云逸副军长等首长之后，突然跃升为华中局和新四军的一号人物，恐怕难以服众。

梁朴

不过既然有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力荐，而刘少奇已确定返回延安出任“五大书记”之一，中央对他的意见，自然要给予足够的尊重，至于饶漱石是否能够胜任、是否能够得到其他首长的认可，还是未知数。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延安任命饶漱石为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是留有余地的最佳办法，但是这两个“代理”，确实让饶漱石在新四军的地位并不稳固，尤其是跟陈老总的关系更加复杂，黄花塘事件就是一个侧影。

直到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26日，延安正式发布命令，以陈毅为新四军军长、饶漱石为政委，接受华中地区的日伪投降，这就意味着，陈毅和饶漱石的职务双双摘掉了“代理”二字，成为新四军正式的军政主官。

为什么抗战胜利以后，两个人同时得以“转正”呢？就国内情况来说，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投降，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矛盾正从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不再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束缚，该出手时就出手了。

当时重庆当局的命令，是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就地驻防”，不允许接受日伪投降，面对这道无理和无耻的命令，延安针锋相对，下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坚决消灭负隅顽抗的日伪，此时陈老总再以“代理军长”的名头指挥部队，显然不合适了。

陈世俊

陈老总转正的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叶挺仍然健在，到黑茶山空难发生时，已经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的事情了。

黄花塘事件后陈毅奉命前往延安，饶漱石开始全面主持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党史上的描述是：“他和张云逸、赖传珠、粟裕等人一道，成功地组织指挥了车桥战役、挺进苏浙皖边和1945年春季攻势”。更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七大”上，顺利当选为新一届中央委员，意味着得到了认可并解除了审查期，转正也就顺理成章了。

饶漱石稍后参与了军调工作，当时延安给派往各地的我方军调代表，都临时授予了军衔，上将仅周公一人，饶漱石和叶帅同挂中将衔，而未来的开国大将陈赓、许光达均只授了少将衔，政治地位可见一斑。

陈世俊

鲜为人知的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9月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合兵之际，双方主要首长之间意见多有不一，而致电中央请求饶漱石速返华东“主持大局”的，就包括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初，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宣告成立，存续了十年之久的新编第四军番号，至此奉令撤销。此后陈毅担任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饶漱石担任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