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古代有悖人伦的制度，“立子杀母”绝对位列其中。所谓“立子杀母”，便是在册立太子之前，要先将其生母处死。不过，该制度虽然是由汉武帝刘彻首创，但却并未在西汉沿用，反而被四百年后的北魏所继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自西汉建立以来，从第一代太后吕雉开始，太后干政的情况便始终较为严重，这即与西汉初期的政治格局有关，同样也与倡导的孝道联系紧密，而汉武帝刘彻早年便深受其害，这也是其晚年开创“立子杀母”制度的原因。

汉高后吕雉就不必说了，早在皇后时期便开始干政，在汉高祖刘邦去世后更是长期大权独揽，执掌朝政长达十四年，汉惠帝刘盈、前少帝刘恭、后少帝刘弘全部沦为傀儡，一度威胁到了刘氏江山。

到了汉文帝刘恒时期，由于“诸吕之乱”的关系，汉文帝为了降低功臣集团对皇权的威胁，在官员选拔机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开启了外戚入朝为官的先河。正因如此，其母薄姬家族因此受到厚待，而皇后窦漪房家族更是有多人入朝为官。

到了汉景帝时期，继续沿用汉文帝的政策，不仅其母窦太后的族人仍然在朝中为官，宠妃王娡的亲属也开始进入朝堂。

由于前朝的积累，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后，太皇太后窦漪房和太后王娡的外戚势力极为庞大，导致汉武帝多受掣肘。

汉武帝即位之初本想推行改革，但窦太后却坚持奉行汉初以来的黄老之术，不仅导致汉武帝重用的赵绾、王臧被杀，就连外戚田蚡、窦婴也被罢相，甚至就连汉武帝自己的皇位都受到了威胁。

汉武帝后来虽然清除了窦氏外戚和王氏外戚，但随着针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以卫青、霍去病为首的卫氏外戚又深受重用，虽然霍去病和卫青都没能熬过汉武帝，但凭借多年来的经营，卫氏外戚早已形成了一张庞大的权力网。

汉武帝晚年爆发的“巫蛊之祸”，或许就是汉武帝在有意清除超重的卫氏集团，为太子将来即位铺路，只是令汉武帝没有想到的是，卫氏集团虽然因此事被基本清除，但太子刘据也因此而死，结果导致自己的布置成空。

由于太子刘据身死，其他几位皇子又先后被淘汰，结果等到汉武帝想要立太子时，竟然只能选择尚且年幼的刘弗陵。回想起自己曾经的经历，为了防止“主幼母壮”的局面出现，他最终选择了处死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

汉武帝对此解释为“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资治通鉴》）

“立子杀母”制度虽然是汉武帝首创，但由于两汉选官制度的不完善，外戚乃是极为重要的一股政治势力，因此这项制度却并未延续下去，而三国以后门阀制度崛起，外戚力量严重被限制，这项制度便也失去了意义，直到南北朝时期的北魏。

拓跋氏在建立北魏之前极为落后，由于刚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不久，当时的女性地位极高，《魏书·序记》中便将当时的妇女称为“天女”，当时的鲜卑族甚至还保持着“先母而后父”的传统。

当时，拓跋氏一族长期面临着“母强子立”的局面，新任的君主通常要依靠母舅族的力量来稳固地位，与之相对应的，只有母舅族力量比较强大的王子才能成为君主。作为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自己之所以能够建立政权，便离不开母舅族贺兰部的支持。

拓跋珪作为一位雄才大略之主，虽然自己是借助母舅一族崛起，但他却也不愿自己的后代再受到外族的掣肘，而要真正实现“父子家天下”的专制政权，就必须要对根深蒂固的“母权制”下手。

为此，拓跋珪在崛起扩张的过程中，不仅大败母舅族贺兰部和妻族独孤部，在决定立长子拓跋珪为储君时，更是将其生母、出自独孤部的刘氏赐死。

拓跋珪赐死刘氏时，对外公布的理由虽然是拓跋部有“子贵母死”的祖制，但在教导儿子拓跋嗣时，却说出了真正的原因，“昔日汉武帝立刘弗陵而杀死其母钩弋夫人，为的便是防止外戚乱政。你理应继承大统，我这么做就是效仿汉武帝，为你的长久考虑”。

拓跋珪不仅处死了刘氏，而且以祖制的形式将该制度延续了下去，自此之后，多有后妃因为生子而被杀，例如“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后生明元……后以旧法薨”，又如“文成元皇后李氏，生献文……依故事薨”，再如“孝文贞皇后林氏，生皇子恂……后依旧制薨”，在《魏书·皇后传》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在这种制度下，后宫嫔妃因为担心被杀，竟然出现了皆不愿生子的情形，为此甚至不惜不顾身体疼痛的自行堕胎。结果到了宣武帝元恪在位时，竟然出现了难有皇嗣的局面，后来还是胡氏不顾生死，生下了皇子元诩，才不至于让其绝嗣，胡氏也因此被晋封为充华。

延昌元年（512年）十月，元诩被立为太子，原本按照旧制，其生母胡氏也要被处死，但由于经过孝文帝改革后，母族势力已经很难威胁到皇权，再加上大臣刘腾、于忠、崔光等人的劝谏，胡氏最终幸免于难，“立子杀母”的制度也被宣武帝元恪废除。

不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孝明帝元诩即位之后，果然出现了太后干政的现象，胡太后不仅临朝称制、擅国政，更与其小叔子清河王元怿等人淫乱宫帏，最终竟与人合谋鸩杀亲子孝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