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评价各野战军在朝鲜的表现。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发生过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

四十军军长温玉成率部安全撤回金化一带进行休整，突然接到彭总命令，要他去志司。

温玉成忐忑不安，害怕彭总像之前骂梁兴初一样批评他，毕竟，砥平里没打好嘛。谁知去了之后，彭总不仅没批评，还温言有加，问了两个问题。一下子把温玉成问哭了。

一、建制性损失

第一个问题，问四十军伤亡如何。

第二个问题，要留三十九和四十军继续参加第五次战役，能不能行。

《四十军在朝鲜》记述到这一段时，说温玉成军长眼角湿润了。此书带有一定文学色彩，温玉成军长到底有没有泪也不知道，或者因为哪个问题而有泪也不清楚。

但，这个问题哪怕是给七十三年后的我们看，仍然极具震撼力。

两个问题其实可以浓缩成四个字：怕不怕死！

自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打，四野的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几支主力军，已经连续打了四次战役。而且都是以机动进攻作战为主的高消耗性战役战斗，部队伤亡比较大。

入朝之初，十三兵团这4个军，各军实力在4.5万至5万之间。第三次战役结束时，除三十九军尚有4.5万人，三十八军只剩3.4万人，四十军3.5万人，四十二军3.6万人。

第四次战役是在重大损失未补充基础上打的，粮弹、兵员、衣服、器械等潜力均已压榨到极限。第四次战役又是极为漫长的边打边撤死扛硬顶之战，再度损失一部分兵力，部队战斗力已经到了极限。

再要三十九军和四十军参加第五次战役，按常人理解真是无法可想，唯死而已。

但就是这样的条件下，三十九军和四十军仍然加入一线序列，完成了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同步观察一下第九兵团。第二次战役结束之后，九兵团3个军休整了将近5个月才完全恢复战斗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首先要从伤亡上看。

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九兵团虽然重创美军陆战一师，基本干掉北极熊团，但自身付出三分之一的伤亡。

军委作战部1951年5月统计数字，九兵团减员54184人，其中战伤11391人，阵亡6756人，冻伤亡及其他35383人。

光看这个数据，我们可能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还要看伤亡的性质。这5万多人相当于一个军，假设，九兵团的某一个军基本打光，另外两个军保持完整，九兵团在三、四次战役会不会投入战斗？肯定会。甚至，在兵员充足补给管够的情况下，用另外两个军的干部骨干恢复重建一个军也不是太难。

问题在于，三分之一的损失普遍出现在各个军，出现了建制性的伤亡。

二、后勤供应之困难

据时任东北军区副政委张秀山回忆，当时到前线察看情况，了解到大部分单位都出现严重的建制性伤亡，二十军58师172团全团只编一个排，其中仅3人能走路。173团、174团各编8个班。59师每团编一个小营，每连均4到6个班。二十七军79师235团缩编为4个连，236团、237团共编3个连。94师两个团编7个连，82师239团编7个班。

团以下战斗组织，是执行战斗任务的基本依托，团以下干部伤亡、冻伤殆尽，严重到建制无法维持，番号虽然仍在，冻伤病员也在，但无法进入战位，对各军战斗力都带来极为严重的伤害。

那么问题来了。伤员大家都有，治愈归队了，干部还是干部，骨干还是骨干，不是一样能恢复战斗力吗？确实如此，但九兵团恢复的速度很慢。

笔者查阅到一份资料。据《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之《卫生类》，1951年3月中央军委向各大军区发了一份命令，要求准备卫生专列运送积压在东北的伤病员，原则上原属哪个军区（野战军）的送回哪里。共约2万人，其中回华东者6000人，回中南军区者8500人，华北4000人，西北800人。这些都是需要长期治疗的重伤病员。

属四野的虽然人数多，但这是四野共5个军在前四次战役中积累之伤病员。而九兵团仅在第二次战役中一次性损失大量兵员。

背后说明什么问题呢？

四野伤亡总数虽多，但系较长时间、较大涉及面之伤亡，一般士兵伤亡多而干部占比少，且干部伤亡是逐渐累积，这是战争一般规律。可以在战斗过程中不断培养提拔新干部，部队一线战斗指挥和经验积累不会中断，战斗力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故三十八军称，入朝各部连队的连长换了三遍，其战斗力仍保持较好。

九兵团在极短时间内，干部战士无差别大面积伤亡减员，大批营连丧失建制，想要迅速恢复战斗力太难了。

本已有建制性损失，非常依赖后勤供应补充，而补充受制于各种条件困难，无法迅速有效地补足兵员、粮弹、药品、器械、被装等。

志愿军在朝鲜基本无法就地取给，基本靠东北军区供应。前方供应主要靠分部下辖的兵站粮站等。1951年4月21日，二十军在即将发起第五次战役时，向彭总发了一封急电。

大致意思是缺粮了。原因是，东北军区后勤部四分部的粮站太靠西靠北了，距离二十军的战役发起地有点远。二十军早就向该分部协调，请求将这个粮站前移到金化地区，但迟迟未动。二十军手头只有20多输汽车，往返一趟要4天，一趟只能拉12万斤粮食，人均不到4斤口粮。二十军马上就要打仗了，却断了粮，不得已每天只吃两顿稀饭。

军长张翼翔生病回国，二十军话语权降低，协调不动，固然有一定原因。但我们不搞阴谋论式的猜想，不能无端臆测三野四野部队有矛盾。

主要原因是后勤体制本身的问题。直到洪学智出任主管后勤的副司令员之前，志愿军后勤供应一直比较麻烦，采取的是分部、兵站、粮站与固定部队挂钩的供应方式。离国境近的时候没问题，固定挂钩人情熟悉事情好办也是积极因素。但随着战线越来越往南走，后勤分部脆弱的机动能力和运输能力，根本跟不上野战部队的行进速度。

第五次战役即将发起，九兵团各军加入作战序列，后勤仍然如此拉胯，将士们要饿着肚子准备出发，宋时轮司令员在作战会上主张谨慎、谨慎再谨慎，粮弹准备不足的问题他深有体会。何况之前休整时期呢？

这也是九兵团相较十三兵团恢复起来更慢的重要原因。

三、高级人才的作用

客观因素讲完，最后分析人本身的影响。

主客观、内外因，主观的、内因从来是决定事物主要矛盾的。

四野方面派来不少很高明的指挥员。邓华极具战略眼光，韩先楚作战指挥能力在开国上将中稳居前三，洪学智将军用当下的话形容是六边形全能将领，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是三大战役时的主力纵队司令员，吴信泉、温玉成、吴瑞林都是智勇足备的勇将。

志司参谋长解方虽资历略逊，但我们站在上帝视角观察，解方拥有极为优秀的参谋、筹划和组织能力，堪称小号版刘亚楼。

如此豪华的阵容，能很好应对前四次战役的情况。

对比一下九兵团，略显寒碜。

单拎出来兵团级别的将领，宋时轮和陶勇，或许比邓华、洪学智略逊一筹，对比廖政国（二十军副军长）、张仁初（二十六军军长）和彭德清（二十七军军长）和梁、吴、温等军长，大概也只略逊一二。

但这里逊一些，哪里差一些，总体差距就出来了。单论作战，九兵团将领群够用，但异国他乡作战，一切情况均不似国内，必须有善于统抓大局、善于镇慑特情、善于应对危局的人物，也要有精于思想教育、后勤供应和处理友军友党关系的综合型人才。

九兵团的战役筹划和指挥，简单延续在国内作战的出奇制胜、大范围穿插迂回分割，这不能说错。毕竟绝大部分国内部队初进朝鲜，都会因敌情不明而犯主观臆断的错误，三十八军被彭总怒批即此之故。但四野部队胜在调整适应的快，很快就能调整状态。

不管是作战方面对美军能够稳持主动权（前三次战役），还是适应极寒天气上，都适应的不错，当年六纵过松花江冻伤3000余人的失误没有再犯。

这得益于四野体制性的底蕴。

101对四野的贡献，既有治军作战方面，更有建军打基础的方面。尤其对一线部队战术的重视，远远超过其他野战军。1947年的双城会议，把师以上干部召集起来研讨战术问题，研讨出来什么新战术不重要，重要的是再次强化树立起重视战术的导向。

越是这样的部队，面对陌生作战环境和陌生敌人，越不会手忙脚乱。

三野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1947年初山东和华中合并成军后，一直忙于作战，既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可供耐心休养总结提高，也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消化战争经验。利用战争间隙开的会，例如大矿地会议、濮阳整训、曲阜会议等等，主要精力要么用来整顿山头问题，要么敲打各路悍将，没有太多时间总结提高。

粟裕神机天纵的指挥，掩盖了华野在战术端和部队作风方面的短板，以大兵团作战指挥的高明设计，克服了战术端的粗糙。

作战方面论者已多，不多说了。举一些大家没怎么关注的案例。

仍以二十军向彭总求助那封电报为例。

东北军区后勤部四分部粮站没有足够前移是问题之一，不过从二十军后勤部自己的总结报告来看，最大的问题还是自己的后勤组织比较混乱。

该后勤部1951年10月时总结入朝以来的后勤工作，痛心疾首地记录了很多弊病。

比如组织仓促的问题，分部之下，汽车营、供运处、粮站等是供应前方的几个关键组织，二十军在这方面几乎没有有力的领导人，各处基本自行其是，既无合理的协调分工，互相之间因是临时抽调也不熟悉。

往前方运送物资时，因作战与后勤缺乏很好的统筹，后勤供应只能依据战前筹划的大概路线，预置大量物资。结果战斗打响后路线突然发生变化，第五次战役除了59师经过了预置补给站得到粮食补充，其他军师都落了空。

前电二十军报怨战斗打响前部队每天吃两顿稀饭，是东北军区后勤部不给粮食吗？早给了，二十军出发前手里掌握了46万斤粮食。但因为自己运送不得力，都积压在高原无法前运淮阳部队出发地，滞留了三个月。

彭总电告东北军区后勤部长兼前勤指挥部长周纯全，让他赶紧想办法，在周的协调下紧急从金化二分部补充了12.6万斤炒面。

二十军后勤部总结原因，主要是预见性不足，与各师沟通不畅不了解供应真实情况，设站分散不符合战斗实际等等。

第五次战役发起前尚如此情况，何况之前休整时，人力物力供应更少，且投入精力也不够，战斗力恢复得慢事出有因。

试想，若是叶飞、刘瑞龙、唐亮或钟期光等人都在九兵团，焉能有这样混乱的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