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北大高材生， 在民族危亡之际义无反顾投身革命； 他打入汪伪政府、成为大汉奸陈公博的亲信。混入军统，戴笠给他少将军衔。 但他一心向着共产党，周旋于汪伪、军统之间， 凭着机智果敢， 为中共党组织提供了大量具有很高价值的情报。抗战胜利后，他被军统扣押，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11949年，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的他， 回首在龙潭虎穴战斗的岁月， 挥笔写下了“敌营搏斗十五年， 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 换上军装笑开颜”诗句。
他， 就是中共秘密战线上的英勇战士——李时雨。
穿上解放军军装的李时雨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因少年时代看了《水浒传》后，对以“及时雨”宋江为首的杀富济贫仗义疏财的梁山好汉十分敬佩，故改名为“时雨”。至此，以李时雨的名字，投身于进步事业。
1924年春，李时雨来到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先入省立一中补习班。学习半年后，暑期招生时，考入省立一中初中一年级。
1926年，只上了一年多中学的李时雨和张敬载(注：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人，曾任中共甘肃工委副书记，1946年牺牲于兰州)一起来到天津，同时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并在那里结识了林枫(黑龙江省望奎县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等职) 等进步青年。
1927年春节过后，李时雨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弘达学院中学部。中学毕业后又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后改名“北大法学院”)。李时雨在上大学期间，头两年只是埋头读书，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时雨看到国破家亡的现实，感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救中国后，经夏尚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二轻工业部计划司司长等职)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12月，李时雨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打入东北军，后又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1936年后潜入天津，在中 共北方局社会部领导下，以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又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去上海参加了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共搜集了许多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第一手情报。
年轻时的李时雨
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被任命为立法委员。在取得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后，为中 共获取了许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在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长的1941年至1944年期间，李时雨兼任过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等职。
日本投降后，李时雨又打入军统内部，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少将军衔)，就在特务头子戴笠的眼皮底下搜集情报。1946年9月，李时雨被军统以"汉奸"的罪名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获释放后，在上海以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从事地下工作。同年4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由上海到达香港后，带着一部用线装书伪装的情报，取道天津来到北平，将情报交给了童小鹏，同时也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工作过。1982年离休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99年12月28日病逝于北京。
巴彦政协文史资料《李时雨革命回忆录》
李时雨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关于他的事迹，黑龙江巴彦县党史办为他出版了《李时雨革命回忆录》，新华出版社出版《李时雨传奇》一书，1982年离休，李时雨还曾撰写了回忆录《敌营十五年》（李时雨口述，张德旺执笔）、《敌营八年》和《烽火历程》等革命回忆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各大图书馆阅读。本文从李时雨、张德旺先生的《敌营十五年》中，整理出几个片段，供读者阅读。
1937年，李时雨进入伪天津高等法院后，举家由法租界迁至英租界达尔文区住， 负责往返于北京、 天津之间，为中共党组织搜集情报。1939年，李时雨接到其直接领导人、中共党员何松亭交代的两项艰巨任务：一是将党组织获得的一批电台机件运出租界至指定转运站； 二是营救共产党员冯骥出狱。从被日军封锁的天津英法租界向外运送大物件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救人谈何容易， 在伪法院任职的李时雨想方设法弄到了一张日本特务机关发的“派司” 。
经过审慎考虑，最终李时雨确定了行动方案。 电台机件分装3个箱子，分两次运到了李时雨的家里，第一次先运来两箱， 由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妥善隐藏。 李时雨以要进租界办事为由， 几天后从伪法院借了一辆汽车。
运送当天， 李时雨把装有电台机件的两个箱子放进了车里， 到达法租界交界的日军检查站时， 李时雨镇定自如， 成功通过了哨卡， 把两箱电台机件安全地送进了伪法院， 并放在了他自己的办公室。 没过多久， 另一个箱子又送到了李时雨家里， 这次不能故技重施了， 但运送又比较紧急， 他只好另谋对策。 这次， 李时雨带着一箱子东西坐着三轮车出发， 来到“法国桥” 边， 却遇到日军拦阻， 不让三轮车通行， 李时雨只好下车， 扛着箱子步行， 好在也顺利成功过关。 不久，
李时雨与妻子中共党员孙静云
李时雨就把3箱电台机件送到了指定的转运站， 此次任务的成功完成使李时雨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在执行营救冯骥任务时，李时雨制订了周密的计划。 首先， 李时雨趁没人之机烧毁了冯骥的卷宗， 在接到负责案宗的书记官汇报后， 李时雨先是佯装责备， 然后顺势“指点” 书记官称卷宗在法院被炸时毁掉了，书记官怕担罪责，依此说法照办。 之后，李时雨以检查监所的名义到看守所和犯人交谈， 趁机告诉冯骥翻案， 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 而是因为与人打架， 被仇人陷害入狱。 李时雨还运用人际关系和官场手段， 最终帮助冯骥洗清罪责并无罪释放。
1939年8月， 叛国投敌的汪精卫一伙策划建立伪政权， 并计划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此， 汪精卫派人到各地网罗代表， 其中国民党改组派的朱晶华负责到北方召集代表。 中共党组织得知这个消息后， 深感这是一个好机会， 因为当时中共搜集汪精卫卖国投敌活动情报的渠道不多， 情报不及时也不具体， 组织上希望李时雨能够冒充国民党的北方代表出席他们的“六全代会” 。 通过关系， 李时雨和朱晶华见面， 朱晶华直言自己是打人汪伪政权为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搜集情报的， 并保证能带着李时雨打进去， 声称是有“保险带” 的。 他们商定了李时雨的履历， 即李时雨在北方上大学时由朱晶华介绍加入国民党， 并跟随他参加了改组派， 但一直专心于读书学习， 没有参加什么活动， 所以在国民党中认识的人不多。
李时雨夫妇载上海哈同公园
1939年8月下旬， 李时雨便跟伪国民党六大代表团出发至上海。 大会召开的地点在沪西吉斯菲尔路76号，在开会的前一晚， 汪精卫特地派他的亲信陈春圃、 林伯生前去饭店， 通过吹嘘汪精卫“冒险” 逃离重庆以及和Et本方面谈判的艰辛来拉拢各代表团。 大会召开当天， 代表们在武装巡捕的监视下入场， 并走马灯似的通过了整理党务、 修改国民党政纲、 调整中日关系等大会提案， 以及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名单等文件。 李时雨在会上详细记录了搜集到的各种有用情报， 回到天津后， 第一时间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以及所搜集到的关于汪精卫卖国投降的情报资料。 李时雨此次行动再次得到中共党组织肯定。
1940年4月， 李时雨从天津到南京赴任， 担任伪“立法院” 立法委员， 而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陈公博则是伪“立法院” 院长，李时雨就在他的手下工作。他利用这个契机接近陈公博， 逐步进入了汪伪高层圈子。
李时雨手迹
李时雨得到陈公博的赏识是在伪立法院第一次例会上。 当时各委员对于立法程序中的“三读通过” 产生了分歧， 李时雨利用发言机会， 运用自己专业的法律知识在例会中侃侃而谈， 令陈公博刮目相看， 之后又得到陈公博亲赠手书。 逐渐获得赏识和重用的李时雨， 在外界看来俨然是陈公博的亲信，这层关系无形中掩护了李时雨的地下工作。 李时雨在敌伪政权内“官运亨通” ， 职务节节攀升，先后担任伪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司法处长、军法处长。随着官位提升， 李时雨有更多机会和汪伪政权高层官员搭上关系， 更频繁地出入各种上层人士的交际场合。 在与汪伪各类人员的周旋中， 李时雨把汪伪政府的人事组织和活动了解得很清楚， 搜集了许多中共急需的战略情报资料。
李时雨一家
李时雨在隐蔽战线工作时， 一方面和中共地下党员妻子孙静云配合， 积极搜集、 传递情报， 另一方面也利用自己的地位职权， 尽可能多地做削弱敌人、 利于人民的工作。 李时雨兼任上海伪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期间， 陈公博责令他严肃整顿军法处。 李时雨于是便拿着陈公博“廉洁政治” “奉公守法”的“尚方宝剑” 开始假戏真做。 他提出废除刑讯， 依法办事并成立保障人权协会， 许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因此得以释放。 李时雨还新设防范科， 以宣传预防犯罪，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惩治了许多刑事犯罪分子。
右为李时雨
由于李时雨的“廉洁政治” 工作对治安管理颇有成效， 连日本的联络官都夸他“执法如山” 。
成功打入军统汉奸汪精卫于1944年11月病死后， 周佛海出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和上海伪市长， 周佛海点名留下了李时雨。 李时雨仍凭借其高强的办事能力， 很快成为周佛海信任的助手， 能够经常出入周佛海的公馆送批文件和汇报工作， 并及时将搜集到的情报送出。 蒋介石公开和周佛海勾结后，周佛海任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 李时雨被任命为军法处副处长。 在此期间， 李时雨还和假冒国民党高参的范纪曼冒险营救了杨靖宇的弟弟杨树田。
1945年， 日本投降后， 李时雨曾经的律师“朋友” 余祥琴拉拢李时雨加入军统， 原来他是潜伏在上海的隶属军统领导的沪交指挥站负责人。 余祥琴跟李时雨一再表示“军统拉汪伪组织人员使用， 叫作‘运用人员’ ，不是正式参加军统组织， 不会认真查对， 可冒用假身份” 。在得到中共党组织批准后， 李时雨将计就计， 成功打入军统， 由此获得接近戴笠的机会。 李时雨之后被任命为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
在戴笠的身边， 李时雨不断与各大特务接触， 利用各种机会了解军统的人事组织和特务活动以及国民党接收上海的情况， 并且利用职务之便， 将搜集到的军统所属区、 站的指令、 通报、 通知等重要文件内容以及受军统迫害的中共党员的名单及时传递出来。 由于情报传递的及时， 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得以脱离险境。
《李时雨回忆录》
一次， 一个军统下属向李时雨报告了中共地下党将召开秘密会议的情报， 李时雨一面应付下达抓捕行动命令， 一边火速让妻子孙静云通知相关人员取消会议， 成功保护了我党隐蔽战线的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 李时雨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这位久经考验深潜敌营的共产党员， 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解放军军装， 并向世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此后， 李时雨出任河南省政协秘书长，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 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 1999年12月28日， 李时雨于北京病逝。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 1908 年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县一个大地主家庭， 1929 年考入国立北京政法大学， 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 事变后， 李时雨受组织派遣打入东北军， 任“剿总” 第四处中尉办事员， 开启了他传奇的潜伏生涯。 李时雨从中尉办事员一路升到国民党少将， 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淞沪行动总指挥部军法处长等要职， 成为隐藏在敌人上层核心部门的红色“窃听器” 。
1937年 7 月，国民党天津高等法院来了一位从西安“剿总”调来的年轻“书记官长” 他就是由党组织安排到天津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的李时雨。此时，天津党组织从英法租界外国人电料行中采购了一批电台机械和设备， 急需送出天津。
李时雨手上虽然有日本特务机关批发的通行证， 但租界唯一的出口“法国桥” 由凶恶的日本军警把守， 想把严格禁运的三大箱电台设备运送出去， 实非易事。正当李时雨苦思冥想时， 接到了妻子孙静云的电报， 李时雨眼前一亮。 他来到伪高等法院院长家中， 表示想“充充面子” ，借院长的菲尔特轿车去车站接妻子，院长本就对李时雨十分看重，便欣然应允了他这个“爱慕虚荣” 的请求。 李时雨借到车后， 打着院长的“大旗” ， 顺利通过“法国桥” 。但是运送第三个箱子时， 李时雨没有理由再去借车， 只得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向外运送， 经过“法国桥” 时， 三轮车不能过桥， 李时雨便一手提箱子， 一手拿“派司” ， 昂首挺胸混在人群中， 看似轻松潇洒， 让日本人以为箱子不重， “大摇大摆” 地将电台提了出去。
80年年代的李时雨
地下党员冯骥被捕，伪法院已掌握了一些证据，营救难度大。经深思熟虑， 李时雨利用书记官长有检查案卷之权， 借检查康姓书记官工作之名， 趁其外出抽出了冯骥全部案卷， 带回家中付之一炬。 过了几天他又去检查， 点名要看冯骥的案卷，康书记官自然找不到。 正在着急之时， 李时雨“善意” 提醒是不是被前次日本人炸丢了， 康书记官怕受责备， 连连称是。 既已销毁了实证，李时雨便谎称冯骥是自己朋友的亲戚， 乃是被诬陷入狱， 多次暗中活动后， 冯骥被无罪释放。
“平步青云” 获密报， 抢盖大印送武器1939 年， 汪精卫加快投敌卖国步伐， 在上海筹备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策划建立伪政权。 派遣人员到各地网罗代表， 由朱晶华等 3 人负责平津“选区” 。 朱晶华到天津后，经曾任东北联军驻津代表的地下党员孟幻飞介绍，见到了李时雨。朱晶华把这个法学人才网罗为代表。
1939年 8 月28 日至 30 日，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极斯菲尔路 76 号（ 汪伪特工总部） 秘密举行。 作为“六大” 代表的李时雨详细记录了会议情况， 回到天津后， 立即向北方分局社会部汇报，为党中央提供了汪精卫政权卖国投敌内幕和伪“六大” 若干决定等第一手情报。
1939 年 12 月， 汪精卫主持六届一次常委会， 李时雨被指定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并受到了汪精卫的接见。
80年代的李时雨
交谈中， 汪精卫透露了他与日方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 及《秘密谅解事项》 ， 这是汪伪中央的最高机密， 也被李时雨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 传给中共北方分局。
1940年 3 月30 日， 南京汪伪政府成立， 李时雨被任命为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法制委员， 直接在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手下工作。 李时雨为陈公博解决了不少难题， 很快博得陈的信任与赏识， 倚为亲信。
1941年 4 月，陈公博担任上海伪政府市长兼上海保安司令，任命李时雨为党部常务委员兼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授少将军衔。 1942 年 5 月， 李时雨接任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为对我新四军进行“清剿” ， 汪伪政府成立了“全国清乡委员会” 。 陈公博兼任上海分会主任委员， 任命李时雨兼任第四处处长。 有了职务之便， 1942 年 12 月， 李时雨及时将日本派遣军司令部与汪伪政府“军政部” 秘密制订的春季“清乡” 计划送到新四军军部。 陈毅依照情报提前部署、 抢先行动， 使日伪军首批“清乡” 计划惨败， 他赞扬李时雨提供的情报“起码帮助我们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 。
1943 年 8 月， 汪伪政府接收上海租界， 李时雨兼任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处长。 身兼汪伪政权三大处处长， 一时间， 李时雨成了上海滩炙手可热的人物， 各色人物都来巴结。 在汪伪政府走向末路、 人心惶惶的关键时刻， 李时雨抓住时机， 在武器调拨单上盖上司令部大印， 直接从保安司令部军火库中提取出 20 支德国手枪、100 支美国卡宾枪、 两种子弹各 3 万发， 堂而皇之运出上海交给新四军。
老年代李时雨摄于北京
1946 年 9 月， 李时雨被军统特务逮捕， 严刑拷打也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 7 年零 6 个月， 1949年 2 月被取保释放。
1949年4月初，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和孙静云由上海乘飞机到达香港后，与我党驻港办事处的万景光接上了关系。几天后，李时雨带着万景光交给的一部用线装书伪装的情报资料，乘坐开往天津的轮船离开香港，取道天津来到北平，将情报面交童小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等职)，同时也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4月29 日，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在北平香山接见了李时雨，褒奖他在敌垒多年的革命功绩。随后，李时雨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孙静云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李时雨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总署，军委联络部、统战部等单位工作。1982年离休前，由于身体原因，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离休后，为报答家乡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李时雨把自己积蓄的1万元人民币捐献给家乡人民，在黑龙江省巴彦县设立了“李时雨奖学基金会”，鼓励巴彦县青年学生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大学深造。1999年12月28日，91岁的李时雨病逝于北京。
李时雨、张德旺著《敌营十五年》
李时雨在烽火弥漫的漫长岁月，无论是去张学良西北剿总司令部的要害部门内，还是在汪精卫伪政权的心脏里，以及在上海军统机构的旋涡中，都以无比赤诚的党性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不畏艰险，出生入死，机智勇敢地利用复杂的环境，周旋于恶魔群丑之中，深入敌营十五年，出色的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成为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