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 1 月 26 日，《唐璜》上海轮次的演出即将展开，洛朗·班身着剧中戏服，在休息室度过发布会与晚场演出之间的时间。

花衬衫、马甲、印花大摆裙、热情的弗朗明戈……2024 年年头，法语音乐剧《唐璜》（Don Juan）在上海连演 17 场，西班牙小镇的热烈情事上演于寒冬料峭的上海市中心。

音乐剧演员洛朗·班（Laurent Ban）数十次变身为唐·卡洛斯（Don Carlos）——舞台上，作为主角唐璜（Don Juan）的镜子、保护者和良知，唐·卡洛斯与风流的浪荡主角形成对照；然而在戏外，在各国之间“流浪”、过着候鸟般生活的，反而是洛朗·班。

洛朗·班最早在音乐剧舞台上为人所熟知，要追溯到他在千禧年前后的两个角色：《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世界巡演中的侍卫队长菲比斯（Phoebus），以及《小王子》（Le Petit Prince）中“爱慕虚荣的人（Vaniteux）”。

不过，国内观众认知度最高的，或许还是他在《摇滚莫扎特》（Mozart, L'Opéra Rock）中出演的萨列里（Salieri）。有人形容，他醇厚的嗓音与强烈的肢体语言，塑造了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果断决绝、从不自我怀疑、十分自信的“反派”版萨列里。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不到 2 个小时，舞台上进行着最后的灯光测试。

在国内音乐剧观众口中，洛朗·班有个更为亲切的名字，“老航班”。

一开始，这是出于法文名的中文谐音，再往后，他自身也似一架频繁往返于中法两地的航班。2007 年首度来到上海后，这架航班在 17 年间陆陆续续地航行近二十次，光是 2023 年，洛朗·班就来了 5 回中国，6 月至 9 月，更是轮次造访北京、上海、西安、重庆、广州、深圳、杭州。

这也让他成为国内音乐剧观众最熟悉的面孔之一。媒体用“中国观众的老朋友”来描述洛朗·班，而言及“老航班”，音乐剧爱好者则有个普遍的共识：他没有遥不可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距离感，反而像每个人身边都有的那个友好、热情、好奇的“外国朋友”，乐于融入本地生活，就比如，班活跃在小红书、b 站、微博等国内社交媒体上，保持着高密度的更新和互动频率。

因《巴黎圣母院》巡演而来到亚洲，洛朗·班在剧中饰演菲比斯。

这只往返中法 17 年的音乐剧候鸟，也用自己的记忆见证着法语音乐剧在中国的变迁。以下是“老航班”的故事。

洛朗·班出生于法国西部的布里埃（Briey），由于地理位置靠近德国，这座边境小城不可避免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战火波及。

班的父亲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于战争期间抵达法国。他原计划将法国作为去往澳大利亚的落脚地之一，没想到命运作弄，便留了下来。父辈如是，祖辈也相似——班的祖先来自蒙古，是当年蒙古开拓版图时选择留在欧洲的移民。“所以我常开玩笑，我是过了 700 年又回来了。在我的身体里，流淌着亚洲古老的血液。”

这个家族仿佛天生带着鸟类迁徙的基因。倘若说祖辈的旅程从 700 年前开始，班的旅程则正式从 2005 年起始。那一年，已在巴黎音乐剧行业小有名气的洛朗·班，先是随《巴黎圣母院》剧组来到亚洲，在韩国、新加坡、中国台北完成巡演；两年后的 2007 年，借出演《小王子》的机会，他第一次来到上海。

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个炎热、湿闷的夏日。洛朗·班和浩荡的一队外国音乐剧演员走在梧桐枝叶繁茂的街道上，引得路人频繁回头。当时没有太多人擅长说英文，交流受限，出租车司机把他们从机场载到酒店，从酒店载到剧场，走错路、闹乌龙的情况时有。

“我记得所有的事物都很庞大。剧院很漂亮，很宏伟，酒店也是，而且还是由法国建筑师建造的。我最强烈的感觉是，在中国，一切皆有可能。”班说，在艺术和创作领域，法国人时常不自觉显出过往的骄傲，“我们倾向于相信历史的经验，但在中国，人们在重新创造事物——这也是我们能来演出的原因。我感受到一种创造的活力。”

但那只是个开始，再造访已是八年后。这八年期间，法语音乐剧在中国逐渐形成一种“气候”。2011 年，上海文化广场首次引进法语音乐剧，中国观众也逐渐可以在流媒体上免费观看法语音乐剧官方摄制视频。2015 年，洛朗·班恢复了八年后的首次亚洲巡演，跟着《摇滚莫扎特》去了韩国首尔。2016 年，他与米开朗基罗·勒孔特（Mikelangelo Loconte）一同受邀来到上海开演唱会。紧接着，2017 年，参演文化广场组织的《法语音乐剧明星集锦音乐会》——这一年被称作中国音乐剧的“元年”。

在一位音乐剧观众的记述中，“不管是引进的外文剧目还是本土化的中文剧目，都呈井喷的状态。上海文化广场引进了德剧和法剧，打开了市场，也打开了其他外语剧目的新世界。”

八年时间蕴积的热情是可以直观被捕捉到的。洛朗·班回忆说，2018 年在上海巡演《摇滚莫扎特》，他刚开口说了几句萨列里的对白，就听到台下“近乎沉醉的惊呼”，而观众在谢幕时近乎疯狂的反馈——喝彩、欢呼以及跟唱，一场比一场热烈，让他当即感叹，“我一定还要再回来！”

2018 年夏天，洛朗·班又与自己的好朋友、法语音乐剧演员达米安·萨格（Damien Sargue），回到上海举办了二人的个人音乐会。（摄影：王琪舒）

这些反馈在社交网络上往往呈现得更加细致——洛朗·班的粉丝会将种种观察用文字记述下来。

他起初很难相信，观众们可以看到每一处细节。“我习惯用很多符号和习惯来表现角色，比如说我是谁、我如何说话、我如何唱歌。这些细节，每次都在跟随角色的变化而变化。有时我体重增加，有时体重减少，有时我头发长，有时头发短。每天晚上他们都能看到不同，看到我的每个手势，每个设计的细节，甚至每个眼神的方向，这太不可思议了。”对于演员来说，“被看见”无疑是最好的嘉奖。

有剧评人认为，法语音乐剧的走红，不是一场意外。在法国，音乐剧出现于 19 世纪末，当时的音乐剧之于法国，正如歌剧之于意大利；直到 20 世纪中叶，现代主义的新风吹来，在先锋艺术遍地的巴黎，音乐剧开始被视作一种“过时的艺术”，似乎逐渐变得无人问津；而此消彼长，美国纽约的百老汇和英国伦敦的西区却将它发展成一种全球性的语言；然而也依托于这一点，在 20 世纪末，法国迎来一次新音乐剧的复兴。

这种新法语音乐剧强调歌曲本身的煽动力，习惯从歌曲上先征服观众，演员在台上动辄唱半场，“早期的法国音乐剧一开始是从电台、电视台‘打歌’，大多数音乐剧都是在体育馆演出，这就决定了他们会把音乐和歌曲放在戏剧的前面，音乐剧的蛊惑性和感染力也来自于这里。”相比于百老汇和伦敦西区创作所讲究的叙事性，即歌曲紧密联系戏剧情节和人物行动，法语音乐剧讲究情绪的调动和情感的抒发，用旋律打动人心。

资深音乐剧制作人、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也曾试着分析法语音乐剧的“审美密码”，“可能因为法语音乐剧比较写意，比较追求人物的表达，戏剧性相对弱一些，中国人特别能感同身受。就像中国传统戏曲追求美大于追求真，法国人在现实世界上搭建了一个更美的世界，就像人造的天堂，看得人飘飘然。”

《唐璜》舞台上的洛朗·班（摄影：董天晔）

以班参演的《摇滚莫扎特》为例，它的歌词呈现为借喻的抒情和交错的呼应，类似于中国古典诗歌表意手法中的赋、比、兴，并能够在一首歌曲的时间内堆砌出层层叠叠的衍生意象。这种对飘渺意象的青睐，恰好勾连起中法两国文化间隐秘的共性——法语音乐剧则是将其外化的媒介之一。

洛朗·班觉得，中国观众能真正看懂法语音乐剧三联画般的主题：爱、热情与死亡。无论《摇滚莫扎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巴黎圣母院》《摇滚红与黑》或是《唐璜》，法语音乐剧往往改编自拥有扎实文本的文学名著，而这些作品直指生命的本质与核心。

但中国人对爱、热情与死亡的表达总是隐藏的。“对亚洲人来说，说出‘我爱你’的方式也是含蓄的。法国人拥抱，彼此亲吻脸颊，但亚洲人不会这样。但我想，每个人都需要情感的出口，需要宣泄和表达的时刻。”音乐剧持续的两个半小时，剧场如同一个让任何人能够自由表达情绪的安全的场域，“我认为音乐剧触动了中国观众内心深处的东西，比如说《唐璜》里的弗朗明戈舞者、西班牙音乐家，用舞台上的节奏来表达激情，接着在谢幕时，观众都像是受到了感染，开始热烈地表达自我。”

从侧台望向《唐璜》的舞台——演员、道具、烟雾和直指主题的中文歌词（摄影：董天晔）

表达这件事，或许在人人因电子屏幕而彼此疏离的现代社会更加困难，洛朗·班说起法国本土的现状，即音乐剧的再度衰落，以及年轻人对音乐剧的漠然，“在法国，目前有许多演唱会、许多戏剧演出，音乐剧却只能在海外生存。”

所以，“来看音乐剧就是一种参与，深深地感受真实的事物、真实的情感，去思考那些心里早就产生困惑的问题。”洛朗·班说，也许观众掉进兔子洞的时间短暂到只有两小时，但他相信这两小时巨大的能量，足够疗愈人们内心的压抑与创痛。

谈及“疗愈”，洛朗·班分享了刚入行时的经历。在成为音乐剧演员前，他学平面设计，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当了画家，当时的他害羞而孤独，常常掉进情绪的泥沼。

绘画总是一个人的事。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和自己相处，“在画布上表达内心深处的东西”，把画布当作最为知心的老友。人们的交流和理解则来得比创作晚许多，六个月后，借着展览的时机，班才能够和观众分享自己的世界。

而在 18 岁那年，他在巴黎看到音乐剧《星幻》（Starmania），立刻就决定要去学音乐剧。

当他第一次走上舞台，就被这种即时而强烈的反馈迷住了。“这种经历给了我如此强大的肾上腺素。你训练几周、几个月，走上舞台，然后你立即就能与观众分享情感与情绪。它治愈了我的痛苦，让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很难想象，面前这样一位积极的、爱笑的、不吝分享的人，曾经竟是孤僻的、寡言的、压抑的。

就像从小城布里埃逃往巴黎，渴望看到更大的世界，班这一次也顺应着内心，决定将音乐剧演员作为终生职业。“我所做的总是跟随我的感觉和我想要的东西。即使很难，我也喜欢挑战，喜欢做一些我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尽管挑战意味着要独自面对黎明前的暗夜。年轻的时候，这位敏感的艺术家在意是否被观众及周边共事的人喜欢，于是“花了更多时间试图让人们相信我值得被他们爱，而不是花时间和我爱的人在一起。”直到父亲过世，在那之前班忙于工作、疏忽家人、甚至未能见到临终一面，懊悔和痛彻才叫醒了他。

从那时开始，班意识到，“如果你对别人的看法太过敏感，你只活在他们的眼睛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恶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麻烦。或许别人不喜欢你，只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身体里的某些东西。而他们会责备你，只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必须通过责备获得治愈。”他选择跟随自己的内心和直觉，比如说，在所有的优先排序中，始终把舞台放到第一位。

班调侃说，自己的大半辈子都在舞台上，未来也不太可能先行退场。他早已习惯巡演期间的“马拉松”：抵达异国，克服时差，保证身体及声带的状况良好，然后，连续演出一至两个月。与其说他选择了候鸟般的生活，不如说他始终向往一个巴别塔被推翻后的世界，在那里，无所谓国界、语言、流派。音乐剧的舞台超越了边界。

在 2020 年起现场演出中止的三年后，再回上海，班发现，中国原创音乐剧在进步，而中国的音乐剧演员的平均实力也在增强。《唐璜》排演期间，他抽空去看在上海演出的《娜塔莎、皮埃尔和 1812 年的大彗星》，被“美妙的、不可思议的”声音深深打动。演出结束后，他立刻前往后台，向中国同行们表达了他的赞许。

“我喜欢这种活力！对我来说，我们不是在竞争，我反而会为大家感到高兴，因为音乐剧舞台上出现越多优秀的演员，人们也会越来越多地走进剧场，来看音乐剧，再次感受这种触动。这只会让音乐剧行业变得更好，让每个人都有成功的可能性。”

班开始设想一个更融合的未来，比如说，一部结合中法两国文化、由中法两国音乐剧演员共同参演的音乐剧。而在此之前，他终于打定主意，要认真开始学中文。他说，如果能预料到自己会一次次往返于中法，早在 2007 年时，这件事就该开始了。

演出后台，属于洛朗·班的快速换装区，贴着他的名牌。

如今再来上海，洛朗·班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流程”：抵达的第二天去静安寺上香，因为他曾在这里感受到无法言说的神奇力量，“那种力量在人生低谷的 2019 年改变了我，让我找到了内心的快乐”；彩排的闲暇去看《不眠之夜》（Sleep No More），他说喜欢那种在黑暗隧道中寻找光亮、对下一秒感到未知的紧张感；演出结束后，习惯跟演员同事们相约去上海文化广场周边的小酒馆吃饭、谈天，“让血液里的肾上腺素逐渐退去，整个人慢慢放松到入睡前的状态”；而如果不是自己的演出场次，他还会去看同期演出的其他音乐剧，无论中国原创或者国外引进，跟其他音乐剧演员交流。

上海于他，如今是可以舒适自在地乱走闲逛的一座城市。比起初来乍到、小心翼翼的“探索”，他的“回访”带着温度感，仿佛是在灼热的记忆上叠加新的记忆，以至于不让它轻易被遗忘。

“每去一个地方，我都试图去了解这座城市的过去。对我来说，中国是宝藏，每座城市都存在很多故事。”在西安，班去看兵马俑，他早在历史书中见过这支“地下的庞大军团”，亲眼目睹却仍深感震撼，古城墙更是让他还原了想象中的盛世长安；在广州、深圳，闲时租一辆共享单车，骑去城市周边的海滩看海和散步。

他知道，作为异邦人，对遥远的国家难免存在文化上陈词滥调的“刻板印象”。尽管读过许多涉及到朝代更迭、长城修建及蒙古开拓的历史书，洛朗·班依然相信“眼见为实”，“除非我们见过这个国家的人，跟他们真实地打过交道，否则永远无法得知人们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于是，和中国粉丝交流，结交中国朋友，就成了他无限趋近中国的方式之一。演出结束后，他乐于跟在门口等候的粉丝合影、签名，悠闲地聊会儿天，听听她们的意见，“这是一种分享，我希望演出结束后，能了解到大家对演出的看法和感受。”

在社交网络上的活跃，则被洛朗·班视作对“线下交流时间有限”的补充，“如果无法做到和每个人聊天，那就尽量多多分享，保持连结。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积极的能量。”

诸多中国面孔出现在洛朗·班的社交媒体上，那是他在工作过程中认识的中国朋友们，有同为音乐剧演员的叶麒圣，有配音演员阿杰，也有音乐剧制作团队的工作伙伴们，“聊艺术，聊音乐剧，聊家庭，话题并没有什么特别。也许各地文化都不太一样，但当你习惯于面带笑容与人们交往，彼此间就很容易成为朋友。”他是个真挚的交谈者，采访过程中乐意分享过往的个人经历和对现象的悉心观察，但同时保持着难得的谦和。在每个回答的结尾，他总会补上一句：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但我并不知道这是否正确。

2023 年，洛朗·班在《法语音乐剧明星集锦音乐会》上——光是这一年，他就来了中国 5 回。（摄影：郑天然）

“中国人和法国人交谈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没有相同的文化，也许很多中国人会羞于谈及私人的事。成为朋友时，必须小心我们说的话，始终保持尊重。因为我们并不知晓某些文化的禁忌，所以永远都要记住，不去做有着不好意义和态度的事。”

2020 年 1 月，人在法国的洛朗·班关注到中国的疫情状况，主动联系老搭档克里斯托弗·乌桑创作词曲，促成了公益歌曲《与你同在》的诞生。他希望告诉武汉的人们——我们虽在远方，却同样记挂着他们。

但在此之前，班先问了在台北的中文经纪人：这样做是否礼貌？对于被疫情困住的人们是否会有所帮助？得到肯定答复后，才联系 40 位音乐剧演员共同参与录制。

对洛朗·班来说，“我们在一起”的概念贯穿歌曲的创作始终，围绕这首歌的沟通、录制、制作、发行，以及来自粉丝们的热情反馈，都让他觉得，幕后团队、参演演员以及海外观众中的每一个人更加紧密地连结在了一起。事实上，连结，也是他始终在关心的话题。

洛朗·班与中国的连结还可以追溯到更深处，比方说，他闲时喜欢练书法，体味线条中的气韵；同时深信东方哲学的“阴阳相生”，用他的话来说，生活是艰难但美丽的，是苦与乐的权衡，“生活中有非常糟糕的时刻，但也只有这样才会拥有美好的时刻。而更多时候，你看待事物的方式，会决定你看到的是天堂或地狱。”

再比如，他笃信一种无为的处事原则，即“顺着河流而行”，主角或配角不重要，是否首发也不重要，“我不在乎别人是否成功和优秀，这是他们的生活，不是我的生活。而我只想跟随我自己的内心，尽可能只做那些我认为值得的事，走自己的路，始终活在舞台上。”

《唐璜》中的小道具很多，佩剑、面具、帽子、手套......洛朗·班如数家珍。

在他看来，一系列“巧合”已然证明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当他选择放弃平面设计，尝试做音乐剧演员，法语音乐剧恰好迎来重生；当这股热潮褪去，他选择出国来到意大利，恰好出演由传奇设计师皮尔·卡丹制作的音乐剧；而当他来到亚洲，来到中国，来到上海，浪潮恰好涌起，他作为见证者，眼见法语音乐剧从默默无闻到一票难求。

“每次来亚洲，我都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这很奇怪。”不过，候鸟不只向东飞。父亲是匈牙利人，祖辈是蒙古人，孩子是意法混血儿，自己对亚洲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或许班更像一位真正的世界公民。“对我来说，世界没有边界，可以自由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尽可能多地留下想留下的东西，并通过这样做来连结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