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腥风血雨

1965年9月30日，那天晚上，印尼爆发了一场未遂政变，后来被叫做“9·30事件”。这场政变本来是军方内部几个派系的权力争斗，一群军官试图推翻苏加诺政府，结果没搞成，反而被镇压下去。

当时的陆军将领苏哈托趁乱站了出来，靠着果断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手腕，愣是把局势扭转到自己这边，逐渐爬上了权力顶峰。可他上台后，日子并不安稳，为了把自己的位置坐稳，他得找个办法转移大家的注意力，稳住国内的乱局。于是，华人就成了他眼里的靶子。

苏哈托开始到处放风，说这场政变背后有中国的影子，指责中国政府暗中支持印尼共产党，搞乱印尼，真假对他来说压根不是重点。他要的就是一个借口，一个能让民众把火气撒出去的理由。很快，他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报纸、电台到处散布反华言论，硬生生把华人跟“共产主义威胁”画上了等号。

结果可想而知，印尼各地就像点着了火药桶，普通老百姓被煽动得红了眼，开始对华人社区下手。雅加达、泗水、棉兰这些地方，华人开的商店被砸得稀巴烂，玻璃碎了一地，货架被掀翻，东西抢光了还不解恨，有些直接被泼上汽油点火烧掉。工厂也没逃过一劫，机器被砸坏，厂房被烧成空壳，浓烟滚滚，连空气里都弥漫着刺鼻的焦味。

更过分的是，连中国大使馆都没能躲过去。1965年10月以后，愤怒的人群围在大使馆门口，扔石头、烧东西，墙上被涂满乱七八糟的标语，大门被撞得摇摇欲坠。使馆工作人员只能守在里面，电话线忙得打不通，外交抗议一封接一封发出去，可外面的混乱压根停不下来。

整个华人社区都陷入了恐慌，街上不敢随便走，家里门窗紧锁，连晚上睡觉都不踏实，生怕半夜有人冲进来。那时候，华人的日子真是过得提心吊胆，财产没了是小事，命能不能保住才是大问题。统计数据后来显示，光是1965到1966年间，就有数千家华人商铺被毁，损失没法细算，受伤和失踪的人更是数不清。

中国政府那边看不下去了，面对印尼华人传回来的求救信和惨状报告，赶紧行动起来。从1965年底到1966年，北京组织了好几批撤侨行动，派出了“光华轮”这样的船，冒着海上风险开到印尼港口，把一批批侨民接回国。光是1966年一年，就有好几万人被接回国内，海南、广东的农场和安置点都忙着接收这些人。

98年的经济塌方与暴力再起

1997年夏天开始，泰国的泰铢崩盘，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波及东南亚，印尼的卢比也扛不住，汇率一天比一天低，到1998年初已经贬值了70%以上。银行接连倒闭，企业还不起外债，工厂关门大吉，失业率蹭蹭往上涨，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街上到处是讨生活的摊贩和游荡的人群。苏哈托那时候还在台上，已经掌权30多年，面对这场经济烂摊子，他没啥好招，手底下的人却又开始玩老把戏——把矛头转向华人。

998年年初，政府这边没明确表态制止暴力，反而有些官员在背后推波助澜。到了5月，雅加达、泗水这些大城市彻底乱了套，街头上的暴徒专门盯着华人开的店下手。据统计，仅雅加达就有上千家华人商铺被砸被抢，超市里的货被哄抢一空，电器店的电视机、冰箱被拖走，剩下的被砸得七零八落。

棉兰那边更惨，好几家华人开的工厂被烧毁，工人跑得跑散的散，连消防队都没能及时赶到。暴力还不止于抢东西，5月13日到15日这几天，雅加达的唐人街成了重灾区，数百名华人被打死，官方数字说是500多人，但民间统计远超这个数。更让人没法直视的是，很多华人妇女被拖出去侮辱，事后统计至少有168起这样的案件被记录下来。

中国政府那边收到消息后坐不住了，5月14日外交部就公开发声，对印尼的暴力事件表示“深切关切”，要求苏哈托政府保护华人安全。可苏哈托那边忙着应付国内的抗议，根本没把这话放心上。

直到5月21日，苏哈托扛不住全国抗议的压力，被迫宣布下台，新上来的哈比比政府才开始收拾局面。军队被派到街头维持秩序，暴乱才一点点消停下来。官方后来承认，这场风波死了12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华人，财产损失更是没法细算。

留下来，因为这里是家

60年代那场反华风波刚过去30多年，90年代又来了一场，印尼华人算是吃了两次大亏，可他们愣是没全跑光，这是为啥？其实道理挺实在，几百年前，华人就开始漂洋过海到印尼谋生，到20世纪，很多人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了。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盖起了房子，生儿育女，开店做生意，日子过得跟当地人没啥两样。早年从福建、广东来的移民，到了60年代已经习惯了印尼的热带气候，学会了用印尼语跟邻居聊天，逢年过节还会跟当地人一起吃沙爹、喝椰汁。虽说血脉上跟中国还有联系，可他们的生活早就染上了浓浓的印尼味儿，逢年过节的舞狮表演里，鼓点都带上了爪哇的节奏。

再说，苏哈托1998年倒台后，印尼的政局变了样，新政府不像以前那样拿华人当出气筒。1999年，哈比比上台后废除了苏哈托时代的一些歧视性法规，比如禁止华人用中文名字的规定。

到了2000年，瓦希德当总统，直接宣布春节可以公开庆祝，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政策一松，华人社区的日子也好过了起来。雅加达的唐人街修起了新的商场，泗水的华人学校重新开张，连三宝垄这种小地方都办起了文化节。2003年，印尼政府正式把春节定为法定假日，华人可以光明正大挂灯笼、放鞭炮，街上多了几分热闹。

经济上，华人也慢慢找回了位置。90年代末那场危机过去后，印尼经济缓过劲来，华人开的超市、餐馆、工厂又支棱起来了。统计说，到2010年，印尼GDP里华人贡献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商场里卖的衣服、吃的零食，好多都是华人品牌。

地下室里开出的汉语花

在印尼华人选择坚守的漫长岁月里，有人悄悄点亮了文化的火种。三宝垄的郑氏家族就是这样一群人。2003年，他们在当地开了个“曙光书院”，表面上是个教人做饭和缝衣服的地方，课程表上写满了烹饪技巧和裁缝基础。

真正的故事发生在地下室。那时候，印尼对华文教育还有不少限制，苏哈托时代留下的禁令还没完全解开，公开教汉语得冒着被查的风险。郑氏家族没声张，偷偷在地下室摆了几张桌子，找来几本从中国带回来的旧课本，开始教起汉字和拼音。学生不多，来的都是些对祖先语言好奇的华人后代，课上讲的是“人、山、水”，课下还教几首简单的童谣。

2003年到2008年这几年，地下室的教室一直没停过，学生从十几个增加到几十个，年龄小的才上小学，大的已经工作几年。消息传开后，当地华人圈子里开始叫它“地下室教室”。

到了2010年，印尼的政策松动，华文教育不再是禁区，曙光书院终于从地下室搬到了地面，挂上了正规的牌子。2018年，他们教出来的学生陈美玲站上了“汉语桥”比赛的舞台，这是个全球华人学生的中文比拼，她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季军，名字还上了印尼的华人报纸头条。

如今，曙光书院已经彻底转型，成了三宝垄一带知名的语言学校。课程从基础汉语扩展到文化课，教书法、讲历史，连印尼当地的非华人学生也跑来报名。学校还跟广东的几所大学搭上了线，从2015年开始，每年挑30个成绩好的学生送到中国做交换生，学一年的语言和专业课。这些学生回来后，有的当了中文老师，有的进了中资企业。

离开的人也在写传奇

不是每个印尼华人都选择留下，有些人走了，却也在别处把根扎得更深。2010年离开印尼的吴天福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是个珠宝商，家里几代人都在雅加达做金银生意，用的是一种印尼传统的金银丝工艺，能把金属拉成细丝编出花纹。

他没赶上60年代的撤侨，可98年的暴乱让他决定换个地方闯荡，最后选了新加坡。到那儿后，他没扔掉老手艺，而是把金银丝跟现代设计结合起来，做成了戒指、项链这些新玩意儿。

2015年，他的作品被巴黎时装周看中，模特戴着他的首饰走秀，标签上特意写着“印度尼西亚传统技艺”。这标签不是随便写的，吴天福每次设计都留着印尼的痕迹，花纹里藏着爪哇岛的图腾，工艺还是他爷爷传下来的。

他的首饰后来卖到了欧美，2018年还在新加坡开了个小作坊，专门教年轻人学这门手艺，里面还有几个从印尼来的徒弟。

参考资料：[1]Aimee Dawis,李启辉(译).印尼华人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启示[J].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24,42(6):3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