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末代皇帝溥仪因尿毒症住院，周总理得知消息后十分关切，特意安排他到首都医院进行治疗，还派人专门探望。

不过，尽管溥仪接受了积极地治疗，但他依然因为病情沉重而于10月17日凌晨去世，死时61岁。

溥仪去世的时候，妻子李淑贤43岁，这个年纪虽然不小，但想要改嫁，还是来得及的，毕竟她跟溥仪没有孩子，下半辈子也需要一个依靠，但她却没有这么做。

李淑贤之所以不改嫁，倒不是说她与溥仪的感情有多好，而是因为溥仪是有遗产的，她从中获益匪浅。

在溥仪的遗产当中，有一项比较受关注，那就是由他口述，李文达代为执笔的悔过材料，也就是自传《我的前半生》，书中记载了他从3岁登基称帝到接受改造的这几十年的事情，许多都是不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极为珍贵。

这本书在1964年出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销量也以数十万计，为溥仪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为了获得这本书的版权，李淑贤与李文达及负责出版这本书的群众出版社，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官司。

溥仪可能到死都没想到，跟她过了好几年贫苦生活的妻子，竟然在他死后，为了争夺遗产而闹得满城风雨，把他的老脸都给丢尽了。

溥仪出生于1906年，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前，将他立为皇帝，但他在位仅仅三年，就于1912年宣布退位，清朝就此灭亡。

清朝虽然灭亡了，溥仪却因为《皇室优待条件》的存在，可以继续保留皇帝尊号并住在皇宫，而且每年可以得到400万元的生活费，再加上祖上传下来的大笔家产，让他得以继续过上富贵无忧的生活。

1922年，溥仪16岁的时候，在太妃们的操办下，溥仪结婚了，而且一次娶了两位妻子，即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绣。

这两位妃子，溥仪比较喜欢婉容，对文绣则比较疏远，但因为他小时候被太监们捉弄，过早享受了男女之事，导致他失去生育能力，所以两个妃子一直没给他生孩子。

1924年，北京政变爆发，溥仪被赶出皇宫，于是他带着嫔妃及大量奇珍异宝辗转来到天津，在日本人的“帮助”下生活。

在天津生活期间，溥仪经历了婚姻的巨变，由于他与日本人走得太近，又宠幸婉容而疏远文绣，导致文绣出走，后来又以“同居九年，未得一幸”为由起诉离婚。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刀妃革命”，溥仪也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离婚的皇帝，这件事对他的触动相当大，让他丢尽了颜面。

1931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被日本人送到长春当了“皇帝”，其实是傀儡，婉容曾极力劝阻，但他为了实现复辟梦而执意前往。

后来，在川岛芳子的诱骗下，婉容也被带到了长春，继续以皇后的身份示人，但她很快就发现上当受骗了，便几次试图逃走，但都没有成功。

在长春，婉容与溥仪的矛盾激化，再加上她按捺不住寂寞，与溥仪的两个侍卫私通，后来还生下一个孩子，被但溥仪扔到火炉中烧死了。

因为这件事，溥仪与婉容的感情彻底破裂，他愤怒地将婉容“打入冷宫”，以此来发泄不满。

那时候，溥仪为了身边有个女人嘘寒问暖，于是在东北进行选妃，最终选中了一个叫做谭玉龄的女学生，被她封为祥贵人。

谭玉龄当然只是个摆设了，但她温柔贤惠，知书达礼，溥仪非常喜欢她，但是在1942年的时候，22岁的她却被日本人害死。

溥仪为此感到十分愤怒和伤心，为了能缓解心中的悲伤，他再次进行选妃，又挑中了一个15岁的女学生，名字叫做李玉琴，被封为福贵人。

李玉琴是1943年入宫的，仅仅过了不到两年，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关东军被消灭，溥仪在逃亡途中被逮捕，之后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关押。

随着溥仪的被捕，他与李玉琴分道扬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两人的婚姻关系被正式终止，李玉琴随即改嫁。

通过内容我们可以知道，溥仪被捕前一共有过四位妻妾，总体而言的他的婚姻生活是悲惨的，这是他一生之痛。

因此，在1959年被特赦出狱后，溥仪为了过得更幸福，表达了强烈的再婚欲望，后经人介绍与第五位妻子，也是新社会的第一任妻子李淑贤结婚。

二、溥仪和李淑贤的婚姻生活

1950年，溥仪结束在苏联的囚禁生活后，被引渡回国，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这是溥仪获得新生的一个关键时间段，他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地告别了过去的自己，他不再是清朝的皇帝，而是新中国的公民。

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出狱，起初他在植物园上班，1961年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

1962年，溥仪偶然表达了想要再婚的愿望，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很快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周振强就拿着一张照片给他看，他很感到满意，周振强便安排见面。

照片中的人正是李淑贤，她是浙江杭州人，8岁丧母，16岁丧父，17岁的时候被继母卖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当小妾，她极力抗争，最终从杭州逃到上海，寄居在一个远房表姐家中。

后来，李淑贤到一所文化补习学校读书，学习护士专业，在她19岁的时候，嫁给了北平伪警察局的警察刘连升。

刘连升家庭富裕，日子过得不错，但他在1955年被枪毙，李淑贤因此守寡，很长时间都没嫁人。

一直到1957年，李淑贤33岁的时候，她得以再次嫁人，嫁给了一个银行会计陈庆之，两人只在一起生活了2年多，陈庆之就因病去世了。

李淑贤的人生、婚姻经历十分坎坷，但她一直想要一个家，这一点与溥仪有些许类似之处。

李淑贤被介绍对象的时候，她正在北京市朝阳区关厢医院上班，当时她并不知道对方是末代皇帝溥仪，来人只说是搞文史资料研究的人，没有家室，孤苦可怜，人也老实，她便同意了。

1962年2月，两人第一次见面前，李淑贤得知了溥仪的身份，起初她有所顾虑，但介绍人说溥仪是改造好的普通公民，她就没再说什么。

两人见面后，彼此印象不错，聊得很投缘，溥仪觉得李淑贤很温柔，也很喜欢李淑贤的职业，因为他对医学很感兴趣，很早就想当一名医生；而李淑贤则认为她温文尔雅，很有学问，说话还带点幽默感，没什么架子，更不是什么皇帝。

就这样，两人开始交往，很快就第二次见面了，这一次是溥仪邀请李淑贤参加政协的舞会，两人一起跳了支舞，临别前互相留了电话。

此后，两人开始频繁联络，这种类似于自由恋爱的感觉，让溥仪感受了极大的快乐，他很快就向李淑贤求婚了，李淑贤没有迟疑，当即答应下来。

这一年五一，溥仪和李淑贤举行了婚礼，之后李淑贤就搬到了溥仪家中。

不过，结婚后一个星期，李淑贤就发生了问题，溥仪经常大半夜不睡觉，要么一个人看书，要么戴着眼镜，在床边闻李淑贤的脸和脖子，直到把李淑贤弄醒为止，就是不碰李淑贤。

起初，李淑贤认为只是新婚燕尔，溥仪有些激动得睡不着，但后来她就发现不对劲了，溥仪一直如此，而且有一次她陪溥仪去医院，溥仪竟然在偷偷打荷尔蒙。

李淑贤当过多年护士，当然知道怎么回事了，追问之下溥仪也承认，还流着泪说自己对不起李淑贤，他实在太喜欢李淑贤了，李淑贤如果无法接受，他也不强求，但他也不想活了。

说完，溥仪还扑通跪在了地上，这把李淑贤吓得不轻，李淑贤见溥仪真诚地向自己坦白，便说以后就这样吧，但不要再打针了，对身体不好。

因为这件事，溥仪对李淑贤十分感激，他带李淑贤四处游玩，给李淑贤买各种化妆品，只要是李淑贤喜欢的东西，他都买。

但是，由于溥仪自幼生活在皇宫，大半辈子都是别人照顾的，缺乏许多基本常识，生活上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再加上他性格上一些不好的特质逐渐显现出来，李淑贤时常与他爆发矛盾，溥仪有时候气不过，也跟着吵起来。

两人最大的矛盾，其实是在孩子这个问题上，尤其是李淑贤，她孤苦伶仃，年龄越大就越想要个孩子，想了各种办法，但一直不能如愿。

因为种种不如意，李淑贤第一次向溥仪提出了离婚，溥仪每次都搪塞，再加上政协工作人员参与调解，这件事就拖延下来。

1963年11月10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溥仪和李淑贤，他对溥仪的生活表达了关切，临走时还对溥仪说：

你们夫妻要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听说你俩身体不是太好，不能生小孩儿。我不是也没有小孩儿吗......全中国的小孩儿都是我的小孩儿嘛。

周总理本来是安慰的话，却让李淑贤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离婚的意愿更加强烈，但因为周总理的接见，使她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便不好再提离婚之事了。

但是，仅仅结婚五年，溥仪就生了重病，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对李淑贤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对不起你呀，结婚五年多，又把你一个人扔下。我年岁大了，体弱多病，既没能让你生下一男半女，又没留下长物，今后你怎么办……

说完这话后不久，溥仪就去世了，李淑贤虽然不太爱溥仪，但也伤心地流下眼泪，他知道溥仪是个好人，有些事情其实是不得已。

后来，李淑贤借了100元，将溥仪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55年又改葬到清西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那里除了安葬溥仪，谭玉龄的坟墓以及婉容的衣冠冢也在那里。

溥仪去世后，李淑贤因为经济拮据而多次搬家，再加上她身体不好，经常生病，所以只好停薪挂职在家疗养，生活就更加窘迫了。

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让政协每个月给李淑贤发60元生活费，但这些钱根本不够，因为她需要生活，还时常去医院打针吃药。

那么，溥仪难道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吗，李淑贤的生活怎么会如此困难？

前文提到，溥仪在出宫的时候，携带了不少奇珍异宝，这些都是清朝历代皇帝收藏的，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之物。

但是，这些奇珍异宝，一些被他变卖以维持庞大的开销，一些被被人偷走或者骗走，一些被他拿去送人，还有一些则在颠沛流离中丢失。

到溥仪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溥仪为了立功表现，曾将一些珍贵文物上交给国家，他由此变得一穷二白，到他出狱的时候，连租房都没钱，要不是国家照顾他，他就流落街头了。

但是，这不代表溥仪是没有遗产的。

首先，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他的这一特殊身份其实是价值巨大的无形资产，可以帮李淑贤解决许多问题，比如政协提供给他60元每月的生活费，再比如她将溥仪的骨灰安葬到商业化的华龙皇家陵园，为她带来了不少利益。

溥仪的名气之大，妇孺皆知，有不少商人愿意花钱曾溥仪的热度，李淑贤作为溥仪的遗孀，自然是受益者，比如她与出版商合作出版的《溥仪与我》、《我的丈夫溥仪》等五本书，都是与溥仪有关的，这些书为她带来了不少收益；

其次，溥仪的人际关系很广，这也是李淑贤可以利用的；

再次，溥仪的自传《我的下半生》，这本书在当时的热度很高，是可以直接给李淑贤带来收益的。

《我的下半生》刚出版的时候，作者署名是溥仪和李文达，所得的收益也是一人一半，溥仪靠着这笔稿费，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坦。

但是，溥仪去世之后，这本书的著作权就被李文达拿去了，穷困潦倒的李淑贤多次找李文达和群众出版社协商版税之事，群众出版社竟然只给了她300块钱补偿金，这让她十分生气。

李文达在解放前曾参军，从事情报工作，还干过战地记者，解放后在警察局上班，当过科长，主要负责反间谍工作，还写过大量侦探小说，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军人和军旅作家。

由于李文达“红又专”，所以他被上级部门派去协助溥仪撰写悔过材料，溥仪口述，他执笔书写，最终写下了厚厚一叠草稿。

但是，书稿行文太过口语化，比较凌乱，没有章程，所以距离出版成书是很遥远的一件事。

后来，溥仪被特赦出狱，他的悔过材料可以公开，于是李文达便对草稿进行了修改和整理，最终形成了一本可以出版的书，取名为《我的前半生》，这与最初的草稿是有很大而不同的。

为了能让《我的前半生》这本书尽善尽美，李文达付出了大量心血，他无数次往溥仪家里跑，找溥仪确认每一件历史事件的细节。

并且，李文达还进行了大量实地走访，比如他曾数百次到故宫参观溥仪住过的地方，从而更深层次地了解溥仪当皇帝时候的过往，从而对写作提供灵感和帮助。

也就是说，《我的前半生》这本书，李文达是深度参与创作的，他与溥仪都是著作人，这也是他们为何与溥仪平分版税的原因所在。

《我的前半生》出版之后，在国内影响力很大，甚至引起了国外不少人的关注，比如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尼，在看了这本书之后，就深深被吸引了，一直想将其改编为电影，他连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做《末代皇帝》。

1984年，贝托鲁尼来到中国，为了取得《我的前半生》的改编权，他找到溥仪之妻李淑贤，李淑贤当时困难很大，于是在没有告知李文达的情况下，私自将版权卖给了托鲁尼，后来托鲁尼拍摄了电影，于1987年公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国际上拿奖无数。

这件事引起了李文达的不满，他认为自己作为著作人之一，应该有权决定是否出卖版权，并且获得版权收益的一半。

于是，李文达与李淑贤的矛盾开始凸显，李淑贤为了独占版权，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是溥仪的遗孀，而《我的前半生》讲的又是溥仪，她理应得到所有版权。

李文达也不甘示弱，也写信给中央，讲述了自己的创作过程，并说按照法律来讲，他是可以获得一半著作权的。

国家版权局经过详细调查，认为李文达的话属实，理应得到一半版权，李淑珍作为溥仪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也可以得到一半版权，并发函将处理结果告知双方。

群众出版社按照这一处理结果，将历年以来的版税平分给了李淑贤和李文达，但李淑贤却表达了极大不满，竟然一纸诉状将李文达和群众出版社告上了法庭。

法庭当然只讲证据了，由于年代久远，缺乏证人证词，李文达无法证明自己作为执笔人，实际参与了《我的前半生》的创作过程，因此法院倾向于将著作权判给李淑贤。

但是，还没等法院判决结果出来，李文达就在1993年75岁的时候病逝了，这一情况对于判决结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95年，法院最终判决李淑贤胜诉，她获得了《我的前半生》的所有版权，经多方协调，群众出版社给李文达的家属发放了3000元抚恤金，李文达的家属感到不公，多次提出上诉，但都被驳回。

1996年，事情出现了些许转机，在李文达家属的不懈努力下，法院最终判决《我的前半生》的著作权属于李淑贤一人，但经济收益则由李文达和李淑贤共同享有。

在这场持续了近十年的诉讼中，李淑贤为了独吞溥仪的遗产，不顾李文达参与创作的事实，提出两人独占版权的无理要求，吃相太难看，她虽然赢了官司，却丑了名声，许多人怀疑她当初之所以嫁给溥仪，就是冲着溥仪的遗产去的。

说这话的人认为，李淑贤在知道溥仪的身体情况之后，没有选择离婚；当她与溥仪闹矛盾后，依然没有离婚；溥仪去世之后，她也没有改嫁，而是以溥仪遗孀的身份出书赚钱，争夺《我的前半生》的版权，虽然有经济困难这一客观因素存在，但不是她无理取闹的理由。

1997年，李淑贤因病去世，享年72岁，由于她无儿无女，也没有家人，所以《我的前半生》的版权被法院判定为无主财产，后来版权被溥仪的亲属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