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四野12兵团正式组建的任命书下发时，许多人都对副司令排序感到意外——号称"旋风司令"的韩先楚竟屈居第二，第一副司令则是陈伯钧。

早在井冈山时期，陈伯钧就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这位湖南青年已是排长，而比他小五岁的韩先楚还在湖北黄安的农民协会扛红缨枪。1932年，当陈伯钧担任红15军军长时，韩先楚不过是鄂豫皖游击队里带三十多人的排长。这种资历差距，在革命队伍讲究"先来后到"的传统中，始终影响着人事安排。

抗战中，两人的轨迹开始分化。陈伯钧在抗大主持教学工作，带着学员们在河北山沟里转移办学。韩先楚则带着115师688团在平型关与日军拼刺刀，长乐村阻击战里五次白刃冲锋，杀得刺刀卷刃。刘伯承观战后拍着大腿说："这个韩先楚，真是一头下山虎！"到1940年，韩已升任新3旅旅长，而陈伯钧仍在后方担任联防军副司令。

解放战争给了韩先楚更大的舞台。1946年新开岭战役，他顶着大雪率部奔袭百里，全歼国军精锐25师。四保临江时，面对杜聿明十万大军，他带着三个师在冰天雪地里穿插迂回，硬是拖垮了国军的进攻节奏。林彪在双城指挥部看着地图感叹："韩先楚打仗，就像旋风刮过战场。"相比之下，陈伯钧直到1948年才从合江军区调回野战部队，担任东野第一前线指挥所副职。

但组织任命自有考量。当四野整编兵团时，陈伯钧的革命履历簿上写着：秋收起义骨干、红六军团军团长、359旅首任旅长。这些资历符号，在强调组织传承的建军体系中分量十足。更何况他与毛泽东的特殊渊源——1936年升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时，毛泽东亲笔写信称其为"红军干才"；长征到陕北后，更被请到枣园窑洞吃家常饭。这种经历，在将领中堪称凤毛麟角。

韩先楚的劣势恰在于此。他1930年才加入红军，虽在鄂豫皖根据地崭露头角，但直到长征结束仍是营级干部。抗战期间虽屡立战功，但在八路军初期建制中，副团长与旅长之间隔着难以跨越的职级鸿沟。1947年东总整编时，两人同为纵队司令，但陈伯钧的"老井冈"身份，让他在组织排序中始终压过一头。

兵团成立前夕，四野政治部讨论副司令人选时，有人提议按战功优先。但罗荣桓拿着两人的档案说："陈伯钧同志在井冈山就是主席亲自带出来的兵，这个资历是革命的本钱。"最终，组织选择了后者。这份任命背后，既有对革命传统的尊重，也暗含着特殊时期稳定军心的考量。

当命令传到前线时，韩先楚正带着部队强渡长江。他看完电报只说了一句："服从组织安排。"转头就带着突击队登上了渡江第一船。江面上炮火连天，这个从大别山走出来的战将明白，在革命的洪流里，个人的得失永远要服从更大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