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预示着欧洲东西两部分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新对比。在西欧，气氛变得比战前人们所能想象的还要世界主义。伦敦成为欧洲所有流亡政府的外交枢纽以及讨论世界军事问题的会晤地点。巴黎或者柏林的咖啡馆迎来欧洲各地的顾客：战后还迎来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美国人以及非洲人，黑白肤色的面孔共聚一堂。战前很少看见外国人的德国农村地区，现在挤满了波兰人、乌克兰人、波罗的海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从未见过黑色面孔的奥地利人，不得不习惯与非洲裔美国人、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以及塞内加尔部落民混杂在一起。尽管难免存在种族主义，对“醉醺醺的波兰人”和“不守规矩的乌克兰人”也存在诸多抱怨，但这种新的世界主义还是逐渐被人们接受。

在东欧，正好相反，数百年来的世界主义被部分地甚至全部地摧毁了。战争消灭了当地绝大多数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战争也让邻居彼此之间空前敌对，斯洛伐克人反对马扎尔人，乌克兰人反对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反对克罗地亚人，整个地区都是如此。结果在战后，仅仅因为其种族属性或者族群属性，整个族群成为替罪羊，或者被认定为通敌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数百年来得到东欧社会接纳的少数民族，或被铲除，或被驱逐，有时清洗过程仅仅持续几天。

欧洲两个半部之间的差异，部分是长期历史进程的结果。少数民族问题向来在东欧更为严重，尤其在老旧的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崩溃以来更是如此：甚至早在1939年以前，就有人发出警告，东欧许多地方可能会爆发民族主义暴力行为。但随着战争爆发，这些问题才真正酿成灾祸。纳粹及其盟友不仅擅长种族仇杀，而且他们通过分化和征服，在彼此竞争的种族群体中挑起仇恨。于是，乌克兰的乌克兰起义军，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诸如此类的团体在近距离目睹纳粹大屠杀后，不仅学会了大规模屠杀的伎俩，而且获得了亲手实行种族灭绝的机会。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在西欧。纳粹在西欧的暴行要温和得多，而且灭绝犹太人也发生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彼此竞争的民族主义紧张关系也很少会成为问题。

然而，战争进程的差异并非东欧的种族关系比西欧更为紧张的唯一原因。东西欧战后建立的政权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同样也是重要原因。在西欧，盟国不仅建立了要求不同族群和谐相处的制度，而且以实际行动提供了各族群和谐相处的示范。西欧盟军由六大洲数十个国家组成。军政府包括来自世界四大国的代表，四大国只能设法彼此协调。这也意味着，正是西欧行政当局的世界主义改变了人们的偏见。例如，比利时的瓦隆人太过担心自己的女儿被美国大兵占便宜，以至于不太关注与佛兰芒邻居的紧张关系。

人们可能会期待苏联对东欧采取类似态度：他们的国际主义原则，要求各国工人团结起来，追求共同目标。但实际上，无论是在苏联国内，还是在即将成为苏联卫星国的东欧国家，它们都在迫害少数民族。正是苏联，推动波兰与乌克兰进行人口交换。正是苏联，支持波兰将德意志人逐出“光复领土”。正是苏联，坚持在东欧其他地区驱逐德意志人。在巴黎和会期间，英美两国拒绝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有驱逐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权利，但苏联代表团对此大力支持，而且苏联还在自己占据统治地位的所有国家，支持类似的种族驱逐行动。

苏联并未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反对种族仇恨和族群仇恨，反而试图利用仇恨。他们采取了许多民族主义政策和种族主义政策，让战后欧洲符合苏联的需要。首先，背井离乡的人们比固守家园的人们更加容易受到控制。驱逐行动造成的混乱局面，也造就了宣扬革命的理想气氛。被难民抛弃的土地和财产，可以被没收，重新分配给工人和穷人，从而促进共产主义进程。这种做法也在获得土地的人群当中造就出新的忠诚，他们把共产党视为捐助人。通过在全欧洲推进共产主义，苏联也推进了对莫斯科的忠诚，因为莫斯科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民族主义者都不愿太轻易被苏联利用。他们乐意一个超级大国支持他们的驱逐政策，但他们不乐意让苏联任意插手。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乐意向当地共产党移交权力，他们把对方视为苏联的傀儡。

西方盟国也同样难以被说服。在目睹苏联在东欧的所作所为后，西方盟国开始怀疑，苏联的意图不仅仅在于在忽略“居民自由表达意愿”的情况下驱逐德意志人。

于是，在战后种族暴力急剧增加的同时，更大范围的新冲突也正在酝酿。在地方层面是欧洲各国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一系列权力斗争，在欧洲层面则是超级大国的冲突，这预示着欧洲大陆内战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