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光祖

路遥是一个有极强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小说有一种现实的诗性意味和积极的道德力量。他的写作精神气质与俄苏文学接近，俄苏文学精神里的人道情怀、苦难意识、底层关怀、人民立场及诗性气质，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念和写作实践。与此相关，他的小说也就有两大主题：苦难体验、道德善良。而他在写作中表现出的那种拼命精神，也是让许多人感佩，大家读他的长篇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可能对此会有深刻的体悟。

我们阅读他的早期作品，如写于1979年的《青松与小红花》等短篇小说，其艺术水平是比较有限的，写作思路仍然有着浓重的意识形态痕迹。写于1978年，修改于1980年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曾经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但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构思导致的肤浅苍白依然可见。

而到1982年他的《人生》完成发表，我们不能不惊叹于他的进步之快，短短几年时间，他竟然跃过好多个台阶，已经跻身到全国优秀作家行列（陕西作家这种对自我的超越，在全国都是罕见的，比如陈忠实、贾平凹都是如此，他们的起步都不是很高，但最后到达的高度在当代国内文坛是很少有人企及的）。至于创作于1982—1988年的《平凡的世界》这部长达上百万字的小说，更是路遥用生命换来的结果，也是他全部才情和理念的集中呈现。

路遥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创作时间里完成了对自己的飞跃，也结束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他用自己一生的代价给我们留下了五卷文集。但也由于他的对创作的过分执着，或者说还有一些功利心理，过早地耗损了自己43岁的血肉之躯，也给文坛留下很多值得深思和研究的东西。

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他的《平凡的世界》。这部长篇小说基本上是一部成功之作，他对孙少平、孙少安这些青年农民的描写，是非常打动人心的。在阅读过程中，我好像忘了我在干什么，忽大笑，笑着笑着，就又哭了，眼泪涌上眼眶。要知道，我读小说还很少被如此打动过。当然，一个原因是路遥写的是我熟悉的生活，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写得太好了。他虽然写的是庸常的生活，但这是伟大的庸常。我为路遥鞠躬，你写活了我们的父老乡亲。《平凡的世界》也可以说是最早写农民工的成功小说，最早写乡镇企业家的小说。

不过，严格要求起来，这部小说问题也很不少，而且集中暴露了路遥小说的整体缺陷与隐秘心理。我这里主要想说一下这些“缺陷”，即创作误区，并探讨误区后面作者的创作文化心态。因为这些存在的问题，不仅是路遥的，也是我们很多当代作家都普遍存在的。

1

描写官场，尤其上层官场的失真，是这部小说最明显的败笔，严重地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也降低了这部小说的品位和整体艺术水平。当然，官场不是不可以写，关键是如何写。《官场现形记》是一种写法，《红楼梦》是一种写法，当然，还有很多写法，但使用完全赞扬的口吻去写，好像人一进官场，就多么干净，出淤泥而不染，就很有问题。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作者并不熟悉官场生活，而偏要去描写，只好胡编。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小说还少吗？包括张贤亮的《龙种》，就是更为弱智的写法，小说里的领导干部似乎生活在真空中。二是我个人认为与作家的精神阳痿关系甚大，笔墨一触及领导干部，尤其省级干部，就手足无措了。这可能也与作家的社会出身大有关系，农家子弟先天地对高层领导有敬畏之心，写作起来羁绊太多。这点只要和王朔这样的军区大院子弟相比，可以说非常清楚。王朔他们的父母辈肯定也大都不是繁华中人，可他们参加革命，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就成了上层社会中人。王朔之辈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当然，容易看透这个社会，一般人眼中的神圣，在他们那里太稀松平常了。所以，王朔也才能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出那么一批消解崇高、引起争议的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尤其是社会生活中无疑是扔了一颗炸弹。我们看《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一开卷省委书记乔伯年就隆重出场了，路遥先生不惜使用那么多如诗如画的语言，饱含感情地去描写这个人。但正因为作家是在仰望人物，而不是平视，更不敢俯视，人物就出了问题。比如，省委书记要在自家院子里种庄稼，就很矫情，彭德怀种庄稼，是要知道一亩能否产100万斤，那省委书记想干什么？另外，一个在职省级领导，真有闲情逸致去种庄稼吗？更为荒唐的是省委书记兴师动众去体验生活，挤坐公共汽车，还带上市委和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并由两个年轻便衣保安人员暗中保护，且有一溜小车“悄无声息”地跟着。经过一番闹剧后，省委书记现场办公，说：

……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尽快解决！但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该通过交通入手，全面改变市内各种公共服务事业的落后面貌……乔伯年做了简短的指示以后，领导们就分别坐车回了省市机关。

我们姑且不论这件事的可能性，单就这件事情来说，值得我们的作家歌颂吗？这样的省委书记是合格的省委书记吗？我们古代的政治家都没有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还有田福军就任行署专员之后，到原西县视察，专门到公社供销门市部了解农民最需要的煤油销售情况，发现脱销后，马上解决。后来成了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兼省委副书记的他，“又走进了另一家个体户店铺”想买盒火柴，发现已经脱销，马上跑到火柴厂、仓库去解决火柴问题，紧接着又解决化肥问题。这样的描写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是我们的作家太天真了，还是他骨子里就在说谎？

后面写副总理来视察等场面都非常不自然。我感到纳闷的是路遥为什么一定要在小说中出现这些中央、省地级干部呢？为什么给他们那么多的篇幅？就这部小说来说，这些情节完全可以删除，不但不影响小说的艺术价值，反而会加强其艺术水平。有些必须出现的可以出现，但可以换一种写法，比如侧面写法等，不一定非要正面描写。现在这种局面导致的结果是小说成了两张皮，彼此不相连，影响了阅读的审美效果。我想，这里是不是有一种政治无意识在起作用呢？

中国的农裔作家都有强烈的政治情结，这可能也是长期处于下位自然形成的，他们面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热爱；面对领导，有一种先天的仰视，无法做到自然的书写。路遥写于1980—1981年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应该说有路遥个人的强烈痕迹。虽然我对路遥生平不是非常熟悉，但应该说他的家庭出身不是富有的，我们在其小说中经常看到那类生活在底层的贫无立锥之地的男主人公，那种变态的自尊与自尊后面的大男子主义。这种变态的自尊后面难免出现一种强烈的补偿心理，就是靠自己的拼命努力来改变命运。

而要改变命运，对于上层领导的尊敬就是最起码的条件，至于高层领导，老百姓从来是仰视而不敢平视的。河南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城的灯》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那么，作为一名作家，这种心态下写出的作品，就难免出现对高层领导的圣化写作，这种圣化写作也会在作家倾心描写的贫寒的主人公身上得到集中体现，此点后面将要论及。就作家个人来说，那种急于让社会认可自己、急于表现自己的功利主义欲望之强烈，也是他们在创作上拼命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可以说是一种变态自尊心态的反映。这就在根本上限制了他们才情的全面展现，狭隘了他们的创作视野，对他们的创作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这点我们只要读一下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应该说会有强烈的感觉。

李建军说：“像乔伯年、田福军这样的‘正面人物’，则几乎完全出乎作者的想象，显得苍白而无力。”其实，岂止是“无力”，而是全面的失败，开创了以后反腐败小说的先河，是概念先行的无效写作。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写作里深藏着一种政治无意识，这是从柳青就开始的，也是柳青小说不能被新时代读者所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

路遥的写作从柳青的终点开始，深受柳青影响，当然，他在大的写作思路上比柳青觉悟高一些，没有被政治或政策完全控制，但骨子里的企求为政治所认可的焦虑，从灵魂深处牢牢地牵制了他的写作之翼高飞翱翔。这是许多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登上中国文坛的一批作家的通病，也是很多农裔作家的共性。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现代理念支持他们从中撕扯出来，成为鲁迅、沈从文那样的大师。恐怕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几代作家普遍的命运和写作的趋向。能够从中跳出来的，真是太少了。

2

爱情描写的失败，人物塑造的随意拔高：路遥在小说中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田晓霞竟然那么执着地爱上了农民工（后来是煤矿工人）孙少平，而且至死不渝；农家女儿孙兰香（孙少平的妹妹）竟然和省委副书记的儿子相恋。路遥真是太善良了，他竟然异想天开地这样描写：

五点多钟，仲平终于和他的女朋友回到了家里。吴斌和老伴一见儿子带回来的是这么个潇洒漂亮姑娘，而且言谈举止没一点农村人的味道，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并很快地认可了这个儿媳妇。我们这里且不论作家对农村人的内心无意识的歧视：“没一点农村人的味道”，单说这有没有可能，一个在黄土地上生活了20年的姑娘，到城市上了两年大学，就“没一点农村人的味道”，有没有可能？作家为了笔下的人物，真是无所不能。克林顿甚至做了美国总统，仍然没有脱掉牛仔习气，他所喜欢的还是莱温斯基，不像大家族出身的肯尼迪那样喜欢的总是上流女人。儿时养成的习性、气质、禀赋真就那么容易改变吗？我们现在虽然不讲阶级，但阶级是存在的，当然，这里我用的“阶级”是它的本义，不是中国语境中的你死我活的那种“阶级”，这里的“阶级”更像“阶层”的意义。爱情虽然是普遍的人性，但相互发生爱情还是有其阶级性的。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更不能容忍的是，路遥过高地拔高孙少平的文化习性、审美趣味，说他煤矿挖煤之余，非常喜欢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田园交响曲》，尤其是《田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他感觉自己常常能直接走进这音乐造成的境界之中。那旋律有一种美丽的忧伤情绪，仿佛就是他自己伫立和漫步在田园中久久沉思的心境。”

一个从小在农村听着秦腔和信天游长大、没有接受过西方音乐教育的挖煤工，真能如此准确地欣赏贝多芬吗？很明显，在这里我们的作家把自己的感觉强加给了他笔下的人物。到后面，就更离奇了，当孙少安听信胡永合的说劝，准备去省城投资拍摄《三国演义》，路过煤矿去看弟弟。弟弟孙少平有一段精彩的发言：

“不知你听说没有，在外国，有些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的子女拒绝接受父母的遗产，而靠自己的劳动来度过一生。我理解这些人。”

并表示，他绝对不会接受父母的馈赠。我们总是怀疑，一个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青年，真有如此觉悟吗？而且，他的父母有什么遗产让他继承呢？另外，外国也不是干脆不接受父母的遗产，他们还是接受的。我们又怀疑，这是不是路遥又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了可怜的孙少平？

路遥太热爱自己笔下的孙少平了，他不但让省委副书记的女儿田晓霞热恋他，当她在洪水中牺牲了，又让在心理年龄上和孙少平“犹如隔辈”的大学生——漂亮的金秀，去爱上已经在矿下因为救人被毁容的孙少平。当我们读到金秀的那封信：“哥，我爱你……”真不知说什么好了。不过，当小说结尾，作家把孙少平送到惠英——他死去的师傅的妻子身旁，我们总算长出一口气：路遥还是知道孙少平应该到哪儿去。这种感情外化、外溢，叙事人强加的叙事是路遥此部小说的又一大败笔。原因嘛，或许一是他太热爱孙少平了；二是他的笔荡出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因此，胡编就是唯一出路。

你看他写孙少安和贺秀莲、田润生和郝红梅、孙兰花和王满银、田润叶和李向前、武惠良和杜丽丽等的爱情都非常成功，很感人，还是因为这是路遥熟悉的生活，他根本不需要去编，生活就在他心里，生活在往外流。啊，生活，它虽然美好，但也残酷，并不是如路遥想象的那般容易，阶层之间还是有距离的，甚至是咫尺天涯。这样美丽的错误，我们看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就不会出现，他们那里有贵族对下层女性的玩弄、忏悔，但没有那种清纯的疯狂的爱情，当然，更多的是对这种现象的深层反思。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天才固然表现得很“怪诞”，但是它的“作品”仍是很“自然”的。人们之所以感到它“怪诞”，因为有时它不符合“日常的经验”，它原本不是“经验知识”中的事，它是“自由”“创造”的产物。它那“怪诞”的“作品”，却体现了“巧夺天工”的大手笔，比起我们当前眼下的“自然”更加“自然”。叶秀山说：

“即使是‘荒诞派戏剧’，比起我们日常生活，也更加‘真实’，而毕加索的绘画，即使眼睛长到了胳膊上，那种摄人心魄的力量，岂是面前的漂亮姑娘所能比拟？”

康德认为艺术家就是创造，就是无中生有，他们创造了一个世界，和我们的日常经验的世界相比，他们就是“另一个”“世界”。那些世界名著，比如《红楼梦》《静静的顿河》等都是这样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与之相比，就很逊色了。它没有成功地创造出自己的“世界”，它和现实纠缠得太密切了，而且，这种虚假写作，也解构了“另一个”“世界”的建造。比如，上面所说的官员写作的失败，主人公描写的“圣化”叙事，都是非常明显的缺乏写作力量和想象力的原因所致。我们看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多所谓的“经典”，都是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行任意胡编、随意拔高之实。受柳青影响的路遥也未能免俗，这既是作家个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3

二元对立的回归乡土抒情写作，既是优点也是很大的不足。我们如果把《平凡的世界》与路遥的早期中篇小说《人生》做比较阅读，会发现前者是对后者的扩写或放大，在这个稀释的过程中，优点并没有变化，那种对乡土的深厚感情，那种对乡人金子般的心，仍然保存着，但其缺点也得到了放大，加倍地放大，这在上面已经做了全面论述。我们可以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字数上远远超越了《人生》，可在艺术上并没有超越，反而有所降低，负面的东西超越了正面的价值，这里面路遥个人匮乏的文化素质、心理结构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人生》在结构上虽然遵循乡村——城市——乡村（失败）的模式，其创作构思明显受到了《红与黑》等名著的影响，语言及叙述修辞也显啰唆、迟缓，但作为一部写于1981年的小说，20多年了，读来仍然让人感动，我们不能不佩服路遥的早期创作能力。他的小说基本都是这样的模式，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他永远选择乡村，并把乡村作为美好的乐园，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城市闯荡之后，最后都重归乡村，如《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刘丽英，《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郑小芳、薛峰，尤其在后者里，作者把城市写成了一个物欲横流的所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写作模式几乎贯穿了他全部的小说。路遥的小说中都有一个理想人物，《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马延雄更是这样，然后有一个复杂人物进行陪衬，最后在理想人物的感动下，也复归乡村/人性。这种写作模式的一大优点是非常抒情化，很感人，而且对底层读者带来的阅读冲击当是非常之大，但可惜的是付出的却是艺术的代价，这种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理想化的做法，这种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大多数学者把路遥定性为现实主义作家，其实他的性格和作品中浪漫主义的东西也是非常浓厚的），无法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思考、启迪；就艺术来说，在小说艺术方面的探索也远远没有展开。《人生》之后的路遥没有在提高叙事艺术上下功夫，没有在怎样超越自己上去努力，而忙于去创作传世杰作，最后的结局就是《平凡的世界》的重复自己，及其文化心理的大缺失的全面暴露，不论在思想内容、主题构思，还是在小说修辞、文体、叙事等方面都没有多少独创性的进展。这是作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路遥的不幸，也是我们当代许多作家的共性，所谓先天不足，而又小富即安、成功心切的集中体现，缺乏那种一个大作家应该具备的人类情怀、宇宙视野、终极关怀、理论素质。

4

李建军说：

“从不足的方面看，他的写作，是道德叙事大于历史叙事的写作，是激情多于思想的写作，是宽容的同情多于无情的批判的写作，是有稳定的道德基础但缺乏成熟的信仰支撑的写作，还有，他笔下的人物大都在性格的坚定上和道德的善良上，呈显出一种绝对而单一的特点，这是不是也单调一些呢？”

我觉得都说得非常有道理。批判意识的缺乏，恐怕是中国当代作家的通病。这一方面是时代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作家本身的素养问题。他们的先天缺钙使他们无力承担历史的重任，无法创造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们不要说和世界上的文学大师相比，就是和20世纪30年代的鲁迅他们相比，个人素养也是严重不足。希腊有句成语，闲暇出智慧，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也表达了相同观点，他说：“关于数学的技艺，首先在埃及出现，因为那里的僧侣享有闲暇。”闲暇保障了人的“自由”，人们才能思考，不被功利的东西所制约。叶秀山说，真正的“意志”不是“匮缺”，而是“充溢”，这才是叔本华（以及尼采）所谓的“意志”。“充溢”的意志，其行动纯粹出自“意志”之“主动性”，是希腊哲人说的“流射”，黑格尔说的“外化”，是“精神—意志”“向外”之“开显”。这样的作家才有可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那种精神先天不足的作家，当然无法做到。我们看世界著名作家大多出身贵族或大家族，小门小户的作家，往往很难有大精神，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透着一股穷酸气，一种落魄文人的幻想，而《红楼梦》就截然不同了。正是这种精神意志的“匮缺”，导致了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另一个致命伤：没有思想。小说流于现象描写，缺乏深度书写，一种人性的人生的大境界。其实，这一点陕西作家普遍存在，何启治就说：“陈忠实的文化底子还是比较差的，（《白鹿原》）原稿中错别字很多。”严格地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普遍的症结，没有几个作家可以例外。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表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艺术）天才为艺术立则”，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作家，大师级的创造性作家！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认为，悲剧有三种，一是“蛇蝎之人物”挑拨离间造成；二是“盲目之命运”所造成。他说《红楼梦》是第三种悲剧，

“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

此论最为老到，《奥德赛》那样的悲剧并不是很多，而《红楼梦》这样的悲剧太多了，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悲剧就是这样形成的，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很多作家功力不够，表现不出来而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也做得还远远不够，他写出了一部分悲剧，如孙少平当民工所受的苦难，确有一定程度的悲剧性，但很不够。路遥的写作正像前面所说的，带有理想的色彩，对人生人世抱有巨大的希望，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大都结局很好，虽有苦难都能得到补偿。就如李向前婚姻很不幸福，但当他成为残疾人之后，田润叶却来到了他身旁，幸福美满，感情突然融洽得不得了。这种作家的不忍或浪漫写法，我个人认为把生活虚构化了，没有撕破写，其感染力、艺术表现力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我们不能不为路遥而感到遗憾。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指出：

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可以说已经属于后者的写作了，但乌托邦的理想写作，使得“对于运命的挣扎”的描写，出现了肤浅的迹象，没有做到深入的哲学思考，这也是不得不指出的。周海波说：

“20世纪中国作家却只能构造乌托邦式的民间乐园，以充满诗性的叙事和现代意识的批判方式，演绎出一部乡土文学史。”

并认为，

“鲁迅之后的中国作家，能够立足乡土民间，以民间认知理性把握乡土文学创作的作家已是凤毛麟角”。

路遥出身农村，家庭比较贫穷，高中毕业后，又在农村当小学老师四年，非常熟悉农村，熟悉农民，了解他们的痛苦和精神世界。但正因为如此，他在创作上很难超越农民的意识，超越农村生活的局限。我们看鲁迅先生也写乡土，但他能超越，超越对象本身，在叙事中发掘出国民生命生存的哲学命题。另外，《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后半部分略显仓促，在很短的篇幅内三言两语交代人物的结局，显得笔力苍白，没有力量，可能与作家当时的体力不支有关，也与作家的内在素养有关。还有，路遥的创作深受《创业史》影响，他曾经多次通读柳青的《创业史》，关于这些问题，我准备专文论述，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

（首发于《社科纵横》2005年第6期，转载自《批评的思想之光》作家出版社2017年，仅作学习交流之用。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作者简介杨光祖，1969年生，甘肃通渭人，文学评论家、作家。2000—2001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访学，2004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8年破格晋升教授。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