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鹏山，文学博士，学者、作家，上海开放大学教授，多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主讲《鲍鹏山新说水浒》《孔子是怎样炼成的》。《光明日报》《中国周刊》《儒风大家》《美文》《中学生阅读》等报纸杂志专栏作家。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出版《风流去》《孔子传》《孔子如来》《先秦诸子八大家》《论语导读》《鲍鹏山新说水浒》等著作十多部。作品被选入人教版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及多省市自编的各类大学、中学语文教材。
我们把先秦记录历史大事，王朝政治，重要人物的行为、语言、思想、事迹及各诸侯国之间纠纷缠斗的政治、军事、外交诸多事件的著作，称为历史著作；因为它们同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我们又称之为历史散文。从记言的《尚书》到记事的《春秋》，从所谓“春秋三传”、《国语》到《战国策》，在先秦，史官随时笔录的枯燥的政府档案经过几个杰出人物的如椽巨笔，终于定格为彪炳千秋的史册，这些史学著作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史的记录，而且是那个时代哲学思想和文学成就的反映。其丰富的文化含量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元典，成为历代学子的必读书目。
《尚书》的“佶屈聱牙”我们可以放过，但孔子的《春秋》却有费点口舌的价值。“春”与“秋”为一年四季中的二季，春种秋收，春生秋杀，春秋代序为一个周期、一年，所以，“春秋”合称就是指时间的运转。古代史最初的体例是编年的（按时间顺序依年编纂），故以“春秋”作为史著的通称。而《春秋》则特指据说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纂而成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该书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此间的各国大事，都简要记录在其中了。
但这部记录二百四十二年间大事的史书，文字却仅有一万六千多字。二百多年各诸侯国大事，其间纠结缠绕，勾心斗角，因果相连，人事相搅，多少复杂繁难，以一万六千余字当之，定须简洁而谨严，要言而不烦，一以当十。这就形成了《春秋》的“微言大义”。微言者，言语简洁而精省也；大义者，内涵丰富且包孕着主观倾向性也。这对事、对人之“主观倾向性”褒贬，又往往是暗示而非明宣的，此所谓“春秋笔法”。《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显然，孔子作《春秋》不仅为客观记叙史事，为后人索隐，更为表达自己的政治道德观点，并以之矫正世道人心，故《春秋》微言之中，有褒贬在焉。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但用一万六千余字写二百四十二年历史，可以想见其疏略简陋，这不是语言的锤炼所能避免的。所以，实际上，《春秋》并不能真正完成对春秋时期的历史记录，它只是一部“历史提纲”。王安石更直接批评它是“断烂朝报”。从叙述事实角度看，它实际上没有叙事，因为它没有“叙”，只有“记”，它只记录事件的孤零零的结果，而无起因、发生、发展之过程，更遑论其间的诸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包括各类人物的不同作用。就对事件的评论看，它亦没有论事，因为它没有“论”，只是过分依赖、迷信语言的多义性、丰富性，滥用其模糊性，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增加无约束甚至无规则的随意联系，这给我们真正理解作者的思想倾向增加了难度。如“王正月”之“王”，在与“正月”连用时增加了它所指的义项，使之具有“尊王”的意味，就有些勉强。再如同为弑君，有的记为“人”（如文公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有的则无此“人”（如成公十八年：晋弑其君州蒲。文公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有“人”者表示“少数人”，被弑之君罪不该死，而这“少数人”倒有弑君之罪；无“人”者表示“举国共杀之”，君乃罪有应得。这样费琢磨，也不够明确。至于某些为尊亲者讳的用词，更值得商榷。如“践土之盟”时，晋文公为盟主，召集诸侯大会，也通知周天子到会，主弱臣强，天子竟被诸侯呼来唤去，形同被挟，实为周天子一大耻辱。但孔子记曰“天王狩于河阳”，用一“狩”字，为之遮丑，这样做，能否起到“尊王”的作用，还很难说，而这种做法，遮盖了历史真相，倒是真的。实为史家所不宜取也。
《春秋》既有这些叙事和论事上的不足和缺点，就须有人对之做阐释。被后人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就是传释《春秋》的著作。
这三部著作中，《穀梁传》（鲁人穀梁赤作）、《公羊传》（齐人公羊高作）乃是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的，是弥补《春秋》“论事”之不足，对《春秋》的“微言”做深文周纳的注释和阐释，有时不免穿凿附会。这两部著作实际上已不再是史学著作，而是政治学、伦理学著作。而《左传》则补《春秋》“叙事”之不足，史料既丰富多彩，格局又规模宏大（十九余万字），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都堪称一流。
《左传》原称《春秋左氏传》，若标点为《〈春秋〉左氏传》，可明白地看出它与《春秋》的关系：它是以《春秋》一万六千余字为经、为纲，而以自己为传、为目，补叙其历史原委的著作。当然，两者之间也不能做到事事对应，《春秋》中的有些经文《左传》并未注解；《春秋》中没有记载的事件，《左传》却也有补写。所以，也有人据此认为《左传》是独立著作，与《春秋》无关。如宋人黄震《黄氏日钞》卷三十一就说：“《左氏》虽依经作传，实则自为一书。甚至全年不及经文一字者有之，焉在其为释经哉？”但即便如此，《左传》“依经作传”的事实却是大家都承认的，而且左氏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在政治立场、伦理倡导等价值取舍方面也与《春秋》基本一致。至于在作传过程中，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左氏自己有所取舍，甚至在事实材料的基础上，有些自己的见解，也未尝不可。左氏于为经作传之时，渐生自创一体的雄心，也在情理之中。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是鲁太史左丘明，但唐代以后，即有人对此说法提出怀疑。我们可以笼统地说，这部著作成书于战国初年，其作者已不可确考。
《春秋》是编年体的断代史，依经作传的《左传》当然也是此种体例。它的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比《春秋》多了十三年，共二百五十五年。另外，《左传》最后还有一节附记，署曰“悼之四年”，但所叙事迹至韩、魏灭智伯，已是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左右的事。所以也可以说《左传》记事下迄鲁悼公十四年。《左传》不是专史，但凡此二百六十多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风俗、人物诸多状况，在《左传》中皆有生动而具体的反映。要了解此间的历史，《左传》是最翔实、可信的材料。
由于《左传》是在“叙事”上下功夫，这就使它有可能在叙事、写人及语言诸方面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取得与之相关的文学成就。事实上，《左传》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不仅是以其巨大的史学成就为人重视，也因为其巨大的文学成就对后来的文学史产生巨大影响，从而为历代所推崇。
如果说《春秋》是对历史事件“结果”的记录，并用谨慎选用词语的方法含蓄地表达对历史事件的评价，那么，《左传》则是对历史事件“过程”的记叙，并在记叙过程中“于叙事中寓褒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有趣的现象是，相较于《左传》对历史事件过程的生动、翔实的记叙而言，其对历史事件结果的记录反而显得草草——事实上，由于对历史事件过程的叙述已足够充分，对事件原因、发生、发展过程的描述已足够细致具体，其“结果”往往已是不言而喻——不需要太多的“言”即可“喻”之于读者。很显然，相较于《春秋》对历史事件结果的过分重视，《左传》的作者更关注对历史事件“原因”的探究。这种对“因果”的追寻，可以说是深入到了史学的本质。也就是说，《春秋》可以说是档案（历史事实的堆积），而《左传》则不仅是“史”（历史事实的堆积），而且是“学”（对历史的研究）。《左传》作者对历史“因果”的关注与追寻，使得史学真正成为科学。由此观之，《左传》作者在对史学的理解上，对史官（家）职责和素质的理解上，远超孔子，而《左传》的史学价值也远远超过《春秋》。
而且，由于《左传》热心于对历史刨根究底，热心于对历史事实做细致的观察并记录在案，这又出乎意料地使《左传》具有了极高的文学价值。其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叙事的成就上。它善于叙事，精于剪裁，详略得当，而且细节描写也大放异彩。在细节描写中，作者刻画了人物的性格，洞悉了事件发展的隐微动机。其对战争描写的擅长及取得的成就，更是历来为人称道。我们前面说到了，《左传》更关注对历史事件的“因果”的追寻，所以，它写战争，并不把重点放在战争结果上，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战争的背景、起因，交战各方战前的准备、政治、经济状况、人心向背、兵力部署、外交情况、将帅的性格与士兵的士气、战略战术的运用等等。围绕这些问题，作者把大量的历史事实网罗了进来并组织起来（这也就实现了对历史的记录）。而组织这些材料，并委婉周详、生动活泼地加以叙述，使之有跌宕起伏的情节、错综复杂的矛盾、张弛有致的节奏、突出明确的中心，兼之谨严而巧妙的结构、清晰而相扣的层次，《左传》的叙事艺术也就自然地凸显出来。
与叙事艺术紧密相关，《左传》在写人的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显然作者认识到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尤其是当事人，其品性、人格、性情、修养、见识等等，对历史事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所以，《左传》写人，也是为了“叙事”，为了更好地叙事，更好地说明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
《左传》写人的方法，约略有四。一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实际上，“说什么”和“做什么”是一个人性格的主要表现。二是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之中，通过描写人物如何应对矛盾冲突，以其在矛盾冲突中的行为、思想、心理来展现人物性格。“如何做”“如何说”——也即“方式”的选择，是人物性格的又一突出表现。三是通过对比手法来衬托人物性格，把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对比着写，从而使各自性格特征在对比衬托中更加明显。四是细节描写，它可以使我们对人物性格有更深入、更细致、更深刻、更近距离的了解。
《左传》叙事、写人之成就，可以举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为例说明。《春秋》在此年月下只一句：“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只是把事件中的“结果”系于年、月，而整个事件的过程及起因、发展则付诸阙如。《左传》则以一“初”字领起追述，一下子就把事件起因追溯至四十年前（按：郑武公娶于申在武公十年［前761］，武公十四年［前757］庄公“寤生”，武公十七年［前754］生共叔段，公元前743年庄公即位，公元前722年，即隐公元年，庄公克段于鄢。此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而三十六年前庄公出生时的“寤生”（难产），乃是这一件历史大事的近乎微不足道的“因”，真令人感慨！不仅统治者内部所谓的神圣伦常之爱被撕下了面具，甚至历史理性也会因此受到怀疑。
就叙事言，《春秋》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到了《左传》，就变成了七百多字的大文章：事件的起因、发生、发展，情节曲折而生动，具体而翔实；人物性格鲜明而突出。其写情节，自“庄公寤生”引起姜氏厌恶起，接叙姜氏“欲立”共叔段，为之请制，请京，收贰，完聚，将袭郑，庄公伐京，段出奔共，颍考叔献计，庄公母子隧而相见……环环相扣，层次清晰。故事的展开，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出场，都有条而不紊。其写人，则姜氏之偏执自私、乖戾狭隘，共叔段之飞扬跋扈、有恃无恐、无知愚蠢而野心勃勃，都在情节展开中自然地显示出来。尤其是郑庄公，其行事之周密，用心之险恶，处心积虑而不动声色，欲擒故纵而貌似忠厚，果断斩决而善待机会，深谋远虑而委曲求全，在其行事及语言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令人发粲的是整个事件结束后的最后一句“遂为母子如初”，一个“初”字，照应了全文开头的“初”，也让我们自然想到：这对母子，他们之间的“初”是什么样子呢？“如初”不过也仍然是内怀怨毒、尔虞我诈、互相拆台罢了。这出“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的“隧而相见”闹剧，只不过是掩了天下人耳目，庄公得以保持“孝悌”之名，而姜氏仍可以养尊处优，过着寄生的贵妇人生活而已。这篇七百多字的奇文，以“初”始，以“初”终（后面一节“君子曰”与全文情节互不相关，其思想倾向又近于画蛇添足，置之勿论可也），首尾可对照，可对接，完然自足。文章结构之精妙，令人惊叹！
《左传》艺术成就的第三个方面，是其语言上的特色。其叙述语言典雅、平实、简练丰润、含蓄畅达、曲折尽情。其人物语言，与人物的性格、修养、身份及处境、在事件中的地位，十分贴切。其行人辞令（外交辞令），更是历来为人称道。我们看鲁僖公三十年（前630）的“烛之武退秦师”一节中烛之武对秦穆公的一段说辞：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面对着两个超级大国的围攻，弱小的郑国当然没有军事上的任何优势，烛之武在谈判桌上也可以说没有一点筹码。所以，他先坦率地承认，若秦晋再围攻下去，郑国必亡，郑国人自己也知道并准备接受这种结局。坦承自己国家的处境，让人觉得他老实而诚恳。然后烛之武话锋一转，“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亡郑固然对郑国是个灾难，但秦国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一转折，就使得烛之武此番说辞，好像并非为郑国打算，而是在为秦君谋划。接着他站在秦国立场上先就秦郑关系展开分析：亡郑，对秦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舍郑（放郑国一码），对秦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秦郑关系不应该是敌对关系、你死我活关系，而应该是战略伙伴关系，或至少应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军事合作前景。下文写到秦穆公退兵后，留下了杞子、逢孙、杨孙“戍之”，实际上，是在郑国建立了军事基地，既可两面夹击钳制晋国，又可将郑国作为秦国争霸中原的跳板。秦国确实是从“舍郑”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在谈完了秦郑关系、化敌为友之后，烛之武又话锋一转，对秦穆公指出秦晋关系的脆弱性、秦晋两国根本利益的尖锐对立性。他也从两个方面分析：从过去看，晋负秦（晋惠公曾对秦穆公失信，晋人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行为秦穆公当然没有忘记）；从未来看，晋阙秦。晋要强大、争霸中原必先抑制秦国，使无后顾之忧；而秦要东向，也必先越过晋国这一关口。秦晋之间正因为根本利益互相对立，所以虽是邻居，常常搞些“秦晋之好”的联姻之类的双方心照不宣的把戏（穆公就是晋文公的岳丈），但世世交恶、相斫不休的事实是不能掩盖的。三年以后（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秦谋袭郑，晋设伏于崤，使秦全军覆没，即可为烛之武预言的注脚。
上述事实客观存在，只不过穆公一时糊涂而未能了然。烛之武也只不过是给穆公提个醒，指出这个格局罢了。而在迷途中的穆公经烛之武的当头棒喝，幡然猛醒，结果是“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由此观之，烛之武对穆公所言皆是事实，且果然是于郑于秦，皆大欢喜。这类外交辞令，当然是最值得推重的，与后来纵横捭阖之徒的徒逞口舌、播乱是非、设阱陷人、构隙成奸、务为自利而损人的做法，有本质区别。
从文法言，这段说辞，层次清晰。先退一步，为一层；谈秦郑关系，为一层；谈秦晋关系，又为一层；最后两句“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是总结性的话，也为一层。凡四层，层层相续相扣。就烛之武立论的核心言，则不外乎“利害”二字。穆公何许人也？唯“利害”可以动之。所以，烛之武开口便是“有益于君”的“益”，中承“君亦无所害”的“害”，闭口则是“阙秦以利晋”的“阙”和“利”。一大段滔滔不绝之后，以四字收束：“唯君图之。”此君“图”什么？——唯“利”是“图”而已。秦穆公“图利”，烛之武乃说之以“利”，如此才能句句入耳，听之无厌，闻之心悦，最后言听计从，“与郑人盟”。而对与女婿昨日同盟，一旦决裂竟毫不介怀、毫无愧疚，亦可见穆公英雄加流氓的本色。再验之以三年以后（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穆公利用郑人信任而谋袭郑，亦毫不受信诺之约束。后来蔺相如廷斥秦王嬴政：“秦自穆公以来，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言之凿凿有据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