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大批蒋军高级将领排着长队登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政委贺春年对着所长大发感慨：“这要是放在戏台上，那都是大将军啊！”

贺春年说得一点都没错，那些“绥靖区”司令、兵团司令，在汉朝还真跟四征四镇将军差不多，像王陵基、王耀武、杜聿明、康泽等人，甚至可能算四方将军，徐远举、周养浩、沈醉在明朝，似乎也相当于锦衣卫千户、指挥使，虽然当不上都指挥使，但也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

这些蒋军上将、中将，在被俘前建牙开府耀武扬威，一旦被俘，都像斗败了的公鸡，整天就想着能不能活下去。

进了战犯管理所，除了少数几个还能梗着脖子翻白眼之外，绝大多数都认真学习改造，都在争取早一天特赦，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五位“大牛”，其档案摞起来能有一人高，在相关人员的回忆录中，我们也能找到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五位“大牛”，一个上将，四个中将，基本都算老蒋和戴笠手下的“一镇诸侯”，或者执掌一个省或数个兵团，或者控制一省或数省的特务组织，数以千计、万计甚至数十万人的生死，曾经就在他们的一念之间，如果他们早一点投降，战争双方的损失都会大幅降低。

这些败将到了战犯管理所，不敢跟管理人员叫板，但是在他们内部，却有一条鄙视链：正规军瞧不起杂牌军，杂牌军也瞧不起特务，当过汉奸的则是大家都瞧不起——我们看电视剧《特赦1959》，蔡守元大喊“我是战犯，不是汉奸”，康泽说自己是“战场上被俘的正规将军而不是特务”，都是有历史依据的。

蔡守元的历史原型是桂系干将、罗盘将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中将司令官张淦，这一点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一说“功德林五大牛”中的上将，大家也会猜到那自然就是绰号“王灵官”、当过七绥靖区司令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四川省政府主席的王陵基——他在功德林年龄最大，生活技能几乎没有，连胡子都得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替他刮，用东北话来说，“王陵基老牛了”！

王陵基军衔最高，年纪最大，“中执委”相当于什么，读者诸君也知道，所以说王陵基是功德林“老牛”，连被称为“况大哥”的曾扩情也不能不点头——王陵基比这位黄埔一期最大的学员还大九岁，过去一直跟老蒋“论同庚”，还因为抢一个女人，扇过老蒋的耳光。

王陵基年纪大，脾气也大，所以功德林的将军级战犯都哄着他来，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描述：“王陵基一向骄傲自大，看不起人，再加上他在北洋军阀时有过什么将军头衔，一般人把他列入四川八大将领之一。他很不高兴，认为他的资格比别人都要高些。他爱杀人，特别是他担任重庆卫戍司令期间，杀人最多。任刘湘部第三师师长驻在万县时，也杀过不少人。所以，重庆和万县老百姓都背地里叫他‘王灵官’，意思是骂他凶神恶煞。”

徐远举和周养浩在战犯管理所逮谁咬谁，但是都不敢咬王陵基，因为王陵基在四川的时候就管过这些大特务，很多事情，没有王陵基点头，军统新安特区正副区长徐远举和周养浩就半不成，再加上王陵基老迈年高，谁要把他气出个好歹来，肯定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徐远举和周养浩逮谁咬谁，沈醉一开始没少吃他俩苦头，最后他们跟沈醉“冰释前嫌”的原因很有意思——沈醉就是战犯管理所第一“社牛”，不管过去熟悉不熟悉，有没有过节，他都最后都能交上朋友，沈醉对自己的社牛之能也很满意：“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有空便东串西走，又爱说笑话，所以，每一个组我都去串过门，当然就会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我听到之后，又爱去传播。”

沈醉当特务的大部分时间都只伺候活阎王戴笠，应付那些直脾气的蒋军自然游刃有余，他不但跟杜聿明王耀武等军方大佬笑成一片，后来徐远举和周养浩，也开始对他有笑脸了——徐远举周养浩“不念旧恶”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吃了沈醉带的糕点，花了沈醉的钱，这叫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沈醉为此颇有些得意：“为了消除徐远举等人对我的愤怒，我（在昆明陆军监狱的时候）常常把别人送给我的衣物和钱转送给他们……我被送进楼房时（从昆明转运到重庆白公馆），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都惊喜地围过来问长问短，他们是早几个月前被押来重庆的。徐远举见我手里提着一盒点心，就高兴地一把抢过去说：‘这倒不错，今天我生日，还带盒点心来了。’说着，打开盒子就吃。”

说到“社牛”沈醉，咱们还得澄清一点，那就是他在被抓前，经被任命为“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司令”，说他是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并不完全准确，咱们今天讲述四个“中将大牛”首先说沈醉，是因为他身份比较特殊，而且掌握的资料也比较多。

据沈醉回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有将军级战犯中，“权力”最大的就是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任国民党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王耀武——他是学习委员，也是大家公认的老黄牛：“学习小组长之上还有一个学习委员，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领导，王耀武就是学习委员，他的确是认真负责如实地反映问题，不仅得到领导上的信任，也得到所有的‘同学（战犯互称）’的信任。”

王耀武任劳任怨，沈醉说他处处谨言慎行，从不乱说乱动，也从来不发半句牢骚，所以才能越来越得到干部们的信任和同学们的尊敬。也正是因为王耀武的勤勤恳恳忠厚老实，才得以在第一批特赦，这也算是好人好报吧？

王耀武“忠厚老实”，沈醉机灵跳脱，黄牛社牛各具特色，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两位牛人，似乎是一个脾气——犟。

功德林一百多位将军级战犯中，最犟的就是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文强，他就是《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但是史料中的文强，可比刘安国犟多了。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只要他写一个悔过书，可能不用等到特赦就能出去，但是他坚决不写：“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就是不写！这样，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跟文强一样倔强的还有一个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这个人的犟脾气简直跟文强不相上下，沈醉回忆：“黄维在被俘后，有个解放军青年干部质问黄维为什么不服从命令老早投降，黄维大发脾气，冲着那个干部骂了一通，那个干部气愤地走了。还有几个战地随军记者要给他们照相，多次都没有能照好，因为都不愿让他们照，这几个记者也很恼火。”

黄维的名字原本是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上的，但就是因为他太牛了，谁的面子都不给，所以在诸多反对意见下又被划掉了。

王陵基、沈醉、王耀武、文强、黄维，这一个上将四个中将各有各的牛法，结局也大不相同，要问他们谁最牛，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咱们只好换个角度来问：这五个“功德林大牛”，要是放在汉朝或明朝，基本相当于什么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