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个子，山羊胡，小瘦脸，固执得让人难以理解，这是我们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看到的蒋军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

《特赦1959》是可以当纪录片来看的，除了文强、张淦、韩俊等人化名刘安国、蔡守元、叶立三，其他战犯都以真名实姓出现，主要事迹和性格特点，基本都来自权威史料和战犯们自己写的回忆录和自传。

因为剧情需要或者找不到跟历史原型高度相似的演员，所以包括黄维在内，很多剧中人物跟历史原型的体貌特征都有很大差距：真实的周养浩和沈醉个头没那么矮，“刘安国”也没那么壮，其人又高又瘦，但是身手了得，单打独斗，沈醉和徐远举都未必是他的对手，黄维当然也不是干干瘦瘦的小胡子，沈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见到的黄维，是一个“剑眉虎目，又黑又浓的长须一尺半长”的壮汉，我们看黄维和沈醉的合影，就知道他个头确实不矮。

著有《李宗仁归来》、《宋希濂今昔录》、《梁漱溟问答录》、《名人传记集粹》的著名传记作家汪东林，在担任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很多特赦高级将领都在这个组）秘书期间，与黄维交往颇多，他眼中的文史专员黄维是这样的：“他身着蓝卡其布的旧中山装，但洗熨得干净挺直，浓眉，右上唇有颗明显的黑痣，走路昂首挺胸，旁若无人，神气得好像还在将军的任上，实在不可思议。”

黄维跟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他们原本都可以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或更早一些出去，但是因为太过倔强，所以一直拖到1975年。

黄维和文强早就知道自己入错了阵营，虽然一直倔强不肯认错，但心里都十分明白，所以在选择去向的时候，都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在北京，在政协当了文史专员，而不像“积极改造”的周养浩、陈士章一样要跑去找老蒋。

文强和黄维都在特赦后第一时间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特赦后，让我填个表格。我拿起笔就填，工作人员说你考虑一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去向，留在大陆我们欢迎，去台湾我们欢送，到世界任何地方定居都可以，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创造条件。我马上拿起笔填：第一我不出国，第二我不到台湾，我惟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陆。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选择定居大陆没有错，我非常高兴这件事。”

黄维在代表最后一批获赦人员宣读感谢信的时候明确表示：“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执行者，由于我们的罪行，严重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正是我考虑到了三年内战，妨碍了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才要搞科学实验，发明一种举世无双的机器，把三年的损失夺回来，以补偿罪孽之万一。”

黄维发明信机器的初衷，他对战犯管理所管理员老江说过：“我老家江西贵溪属于丘陵地带，沟壑之中，全是梯田。现在虽然有了插秧机，但是油料昂贵，运输困难，今后插秧机上安装永动机，农民插秧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黄维说的“举世无双的机器”，真正的名字叫“重力发动机”，曾经在德国学习过机械制造的黄维，不可能不知道“能量守恒定律”，说他研发“永动机”而不是“重力发动机”，似乎有点断章取义之嫌，这一点《特赦1959》中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还原——黄维对战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说：“永动机并不是没有动力，而是由重力来提供动力，认为没有动力就可以动，那是宗教，认为重力可以变成动力，这是科学。”

重力发动机是怎样的工作原理，黄维没有制造出样机，所以也不好评价，但是我们知道，黄维的“科学精神”救了自己一命，也保住了自己的尊严——他相信中医而不相信西医，这才免去了晚年“吊着尿瓶子生活”。

黄维在中医和西医之间必须做出抉择，是发生在他特赦之后，在被俘前，他就跟杜聿明一样，已经被老蒋累得只剩半条命了：杜聿明身患肺结核、肾结核和胃溃疡、脊椎结核，在石膏模型里足足睡了三年才痊愈；黄维比杜聿明还多一种病，他是身患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附睾结核、精囊结核，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

黄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力气跟别人打架，是战犯管理所治好了他的全部痼疾，每天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小灶病号饭让他恢复了健康，在这方面黄维嘴上不说，心里还是十分感激的。

黄维研究“重力发动机”废寝忘食，以至于旧病复发，急性腹膜结核导致他腹水猛涨，肚皮胀得老高，两腿肿得发亮，是管理员悉心照料，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黄维在《改造生活纪实》中回忆：“我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就连大小便也不能下床，都是由管理员老江他们负责照料。这一躺就躺了四年，幸亏得到了老江他们四年如一日的照料。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骨肉亲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我还是个战犯，至今不肯交罪认罪。”

黄维病好后，也承认自己过去错了，但是在公开场合绝不承认，对自己没能第一批特赦也理解了，他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原本是上了第一批特赦名单的，但是反对意见太大而落选：“我个人认为自己还没有改造好，等我改造好的时候，政府就会释放我了。”

黄维1975年被特赦后，更加专注于“重力发动机”研究，然后又累病了 ——当时他在第七批特赦人员中待遇是最好的，他再次病倒，完全是研究机器太过劳累：当时特赦人员安排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待遇分两档，第一档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在1965年1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时，每月生活费由一百元增加到二百元，沈醉、郑庭笈、罗历戎、董益三、杨伯涛、周振强每当政协委员，每月生活费为一百元或一百二十元，只有黄维还没当政协委员，每月生活费就已经是二百元了，1978年2月黄维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常委，待遇就更高了。

性格倔强脾气很大的黄维在1985年被国家体委评为“健康老人”的时候，已经八十一岁了，知情者都替黄维庆幸：“好在黄维能固执己见，有主心骨！要换个人，早就吊着尿瓶子成了半残了。”

知情者这番感慨并非毫无根据，黄维1975年特赦时已经七十一岁，又检查出了心血管病和糖尿病，他很少吃药，只是注重控制饮食，加强锻炼，居然控制了病情，直到1980年发现膀胱肿瘤可能癌变，黄维的犟脾气再一次发作：“医生认为开刀切除膀胱是上策。黄维历来对西医动不动就开刀的做法持保留态度，轮到自己头上，就更不轻易接受了。他提出：‘很可能癌变’是不是已经癌变？已经癌变了是否只有开刀切除整个膀胱这个办法？”

医生表示癌变的可能性基本确定，不开刀切除，扩散只是迟早的事情，少则半年，多则二三年。

黄维根本就不信：“西医再科学，也不可能像算命先生一样，连何年何月死都能算出来。你们的意见，我现在不能接受。”

黄维不肯做手术，最后惊动了政协高层，机关领导和家属轮番劝说，黄维不为所动：“命是我自己的，我自己负责最好，谢谢他们的关心，不必再劳他们的大驾了！”

黄维还没把他那“举世无双的机器”发明出来，当然不会不珍惜生命，他有自己的办法，并创造了奇迹，汪东林在《黄维其人其事》中记录：“众人的劝说反而刺激了黄维的固执劲，他干脆不登西医的大门，改看中医，服汤药了。出人意料的是，黄维的病情竟一天天好转，最后尿样化验一个血球也没有了，进而连糖尿病都有好转，整个身体健康状况超过从前。不只是二年三年，五年的警戒线也过去了，“健康老人”的奖品是一个慈眉善目的瓷制老寿星，黄维把它端端正正地安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对八年前险些被切除膀胱的事，他从不对人提起。”

黄维不提自己选择中医而不信任中医，也没说他吃了什么汤药治好了不治之症，读者诸君对此肯定也会有自己的高见：在您看来，重力发动机和永动机有什么区别？能研发成功吗？黄维用中药抗癌，能都证明在某些方面，中医的疗效要超过西医？如果当时黄维开刀并化疗，他还能成为健康老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