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号那天，轰动全国的西安事变发生了。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给扣了起来，硬逼着他抗日。这事儿来得太突然，南京政府那边一下子就乱了套。有些国民党的大官儿，生怕被关在西安的蒋介石会投降，导致局势大乱，所以他们琢磨着要把西安给炸了，就算牺牲蒋介石也在所不惜，还想推何应钦当头儿。
何应钦有不少支持者，其中就有以前蒋介石很看重的一些将领。比如说那个被称为“五虎将”之一的刘峙，他爽快地接了何应钦给的东路军总司令的位子，然后带着六路兵马往西安逼近。其实刘峙和何应钦早就挺熟，他当初能去黄埔当教官，还是何应钦推荐的。蒋介石对刘峙这点糊涂事，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另一位“反叛”的将领，蒋介石却是恨得牙痒痒。
邓文仪这人，以前可是蒋介石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还当过蒋的贴身秘书，那简直是红极一时，备受信赖。但自从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对邓文仪的态度大变，不光是不再重用他，还老是各种刁难羞辱。这导致邓文仪心里头憋屈得很，一度想要用“中正剑”来了解自己。
邓文仪肯定没走上绝路，他可是当年帮蒋介石搞起特务组织力行社的那个“反共高手”，一直跟着蒋家到了台湾。岁数大了以后，邓文仪像是突然开了窍，悄悄地回了北京，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都热情地接待了他，还见到了邓小平。邓文仪这辈子真是多变又传奇，打从1905年就开始了。
邓文仪老家在湖南醴陵，这地儿挺出名，出了不少大将军。像杨得志、宋时轮、陈明仁这三位开国上将，都是从醴陵走出去的。还有左权、耿飚这些打仗厉害的将军，也都是那儿的人。另外，跟陈明仁一起搞起义的湘军老前辈程潜将军，也是醴陵老乡。按说邓文仪也能当个将军，他确实有国民党陆军中将的头衔。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但他没去带兵打仗，而是给蒋介石当起了特务。
邓文仪的老祖宗以前是个有钱的地主，但传到他老爹那会儿，家里就没落了。他得靠着家里人省吃俭用，才勉强把小学念完。从中学开始，家里头就供不起他上学了。不过，邓文仪这人虽小，但脑子转得快，很快就发现了赌博能赚钱，就靠着这个“本事”继续读书。
18岁那年，邓文仪进了他们老乡长程潜在广州开办的那所军校。刚进去没多久，他就背着人跑去考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生考试，结果还真考上了。要是按黄埔军校毕业生的常规路子走，邓文仪本该能在革命军里一级一级往上升，但他心里头有别的盘算。
那时候，苏联帮了孙中山一把，支持他的革命事业，还在莫斯科办了所中山大学，国共两边都能挑学生去那儿深造。国民党这边呢，给黄埔军校分了十个去苏联的名额，可蒋介石却下令，头两届的毕业生别想自个儿报名。邓文仪心里头那个痒啊，特想去苏联瞅瞅，于是他又悄悄地报了名。可王伯龄，那管招生考试的，硬是不答应。邓文仪也是个倔脾气，直接跑到汕头前线，找正在带兵打仗的蒋介石，磨破了嘴皮子求情，最后还真让他给说通了。
在莫斯科，邓文仪联合了郑介民、谷正纲、康泽这些国民党的学生，他们拧成一股绳，跟那些数量上占优势的共产党学生对着干，明确表示不跟共产党一条心。他们几个想法一致，琢磨着在政治上联手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们发现中山大学里国民党党员有好几百人，就琢磨着怎么把这些党员拢在一起，形成个小团体，想着以后回国能用这股力量争权夺利。
国民党的内部小圈子文化，真的是根深蒂固。因为学校不站在他们那边，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门也不给通过，所以他们闹腾了一段时间后就没动静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些爱找门路的人，后来都成了蒋介石法西斯团体里的重要人物。
回国后，邓文仪立马投身到蒋介石清理党内异己的行动中，他四处奔走演讲、撰写文章，猛烈抨击共产党、苏联以及中山大学。蒋介石对他的这些举动都看在眼中，不久之后，他的仕途便有了新的起色。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直接提拔邓文仪，让他代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那时候的他，年仅22岁，就已经成为了少将。
邓文仪在黄埔那会儿，搞出了好多反共的杂志，像《黄埔周报》、《黄埔战士》、《黄埔力量》、《黄埔日常》这些，还有个专门捧蒋介石场的《蒋校长最新讲话》。不光如此，他还把以前政治部出的那些进步书给搜罗起来，全给查了。他这么一搞，黄埔军校原先是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地方，结果变成了养反革命分子的窝点了。
邓文仪通过一连串的举动，深深讨好了蒋介石，让他有点飘飘然，对权力和金钱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到了1927年10月，他实在憋不住了，就联手军校管账的文广岛，借着职务上的方便，偷偷侵吞了学校一万多块钱的政治教材印刷经费。
那时候，虽然这笔钱不算啥大钱，但黄埔军校那可是个特别的地方，大伙儿的眼睛都盯着呢。蒋介石这人，特别在乎脸面。别人在其他地方搞点小动作，他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黄埔军校这块地盘，那可是他的脸面所在。尤其是邓文仪，还是他亲自挑的政治部主任，这让他怎么下台？所以啊，这事儿一曝光，蒋介石气得不行。任凭邓文仪怎么道歉，他还是把邓文仪的官职给撤了。
一个政府里头有几个贪污的人其实不算啥大事，但要是这些人贪了还能往上升官，而且贪的人还一个接一个不断，那这个政府可就危险了，就像以前的蒋家政权那样。
蒋介石炒了邓文仪的鱿鱼，但因为他特别欣赏邓文仪在反共上的那股劲儿，干脆就把他调到自己眼皮子底下，当上了侍从秘书。这对邓文仪而言，简直就是“鲤鱼跃龙门”。邓文仪这一跟蒋介石就是八年，期间他借着黄埔同学会的名头，开了家书店，专门卖蒋介石的各种言论集、言行录、传记啥的，给蒋介石歌功颂德，这马屁拍得，那叫一个响亮。不光如此，这书店还卖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类书，大肆宣扬法西斯那一套，各种吹捧，真是啥招儿都用了。
邓文仪不光老是夸蒋介石，他还偷偷研究苏联的克格勃，然后跟蒋介石提议说，咱们也搞个这样的组织。蒋介石一听，立马就同意了。没过多久，南昌行营、鄂豫皖三省的反匪总指挥部，还有保安行营这些地方，都建起了特务机构，有的叫调查科，有的叫第三科。这些机构啊，都归南昌行营的谍报科管，而谍报科的科长，正是邓文仪。
1931年11月头上，蒋介石在南京把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郑介民、康泽、戴笠等十多号人聚到一块儿，商量着要搞个秘密组织，好把军政人员管得更紧。到了1932年3月，这个秘密组织就算成立了，名叫复兴社。邓文仪在复兴社里可是个重要人物，还是蒋介石身边的“十三太保”之一。他把自己比作复兴社的戈培尔，跟戴笠、贺衷寒、康泽四个人，被大家认为是复兴社真正的四大顶梁柱。
根据复兴社特务处的老员工李邦勋所讲：
原来，邓文仪管的南昌行营调查课，也是蒋介石手下的一个特务组织。在1934年之前，它和徐恩曾管的特工总部（就是后来的中统）以及戴笠管的特务处，都是各干各的，一起搞反共反人民的事儿，而且它们的分支机构还开满了全国各大城市。可到了1934年7月，南昌飞机场的飞机被烧了，蒋介石觉得邓文仪没好好查清楚，也没如实报告，就觉得他不忠心了。所以，同年8月，蒋介石就把邓文仪的调查课课长给撤了，换上了戴笠来管。
南昌机场那场大火，对邓文仪来说，简直是仕途上的一个大跟头。1934年的时候，蒋介石所在的南昌机场摊上大事了，一架在修的军用飞机突然起火，火势还一路烧到了机场的营地和建筑，整个机场几乎被烧了个精光，一夜之间几十架飞机全没了。这事儿把蒋介石气得不行，他马上让邓文仪的手下行营调查科，赶紧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
邓文仪查案时，跟机场的头头勾结起来，把事儿说成是汽油库炸了，火烧得挺猛，连飞机都给烧没了。等调查结果一出来，政学系里那些本来就不待见邓文仪的，像杨永泰、熊式辉他们，都觉得邓文仪这是在故意包庇，说不定还收了啥好处呢。蒋介石也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就让戴笠再去查一遍。戴笠早就盯上邓文仪那位置了，这次调查正好给了他一个光明正大搞反击的机会。
调查结果一出来，问题就露馅了。原来是机场的头儿徐培根，偷偷把机场的钱拿去搞投资，结果越搞越糟。他一不做二不休，居然想烧掉机场档案室来掩盖罪行。可这一烧，火势太大，直接把整个机场都给点着了。邓文仪被派去调查，徐培根一个劲儿地求情，还悄悄塞了8万块钱。邓文仪呢，也就顺水推舟，在蒋介石面前帮他打了个掩护。
这个调查结果让蒋介石非常生气，他想到邓文仪以前就贪过污，再加上CC系的陈立夫在一旁煽风点火，蒋介石便打算严惩邓文仪。好在贺衷寒一个劲儿地求情，蒋介石才心软了些。最终，邓文仪只是被撤了侍从秘书和调查科长的职位，还留着复兴社助理书记的头衔。之后，他被安排到国外，去做了驻苏联的武官。
其实，邓文仪去苏联，是肩负着重要使命的。那时候，蒋介石坚持要先平定内部再对抗外敌的反动方针，但日军不断逼近，国内民众早已怒火中烧，共产党则坚决主张抗日。蒋介石心里盘算着要摸摸苏联的底，他琢磨着中国共产党肯定是听共产国际的。在苏联的日子里，邓文仪按照命令跟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谈了四次，可惜因为蒋介石没诚意，这谈判到最后也没啥结果。
张学良跑到前线，跟共产党商量一起打鬼子的事儿，为了这事儿，他还把蒋介石给扣下了。可他不知道的是，蒋介石比他动作还快，早就悄悄派人跟苏联那边的共产国际搭上线了。
邓文仪从苏联回来，打算大干一场，可偏偏这时候西安事变爆发了。由于他站队支持何应钦，蒋介石火冒三丈，直接开骂：“真该死！”那些平时就不喜欢邓文仪的人，这时候也趁机踩他一脚。打那以后，蒋介石就把邓文仪当成了心头大患。邓文仪失了宠，就像流浪狗一样四处乱窜，束手无策。他的铁哥们儿贺衷寒、袁守谦、萧赞育他们，虽然心里想帮忙，但也不敢在蒋介石面前替他说好话。
邓文仪这回算是“栽了大跟头”，官位不保。抗战那会儿，国民党政府在武昌搞了个训练团，打算培养些青年和干部，所以需要找个上校当政治总教官。这活儿挺清贫，不少人都不愿意去。可邓文仪不一样，他自告奋勇，四处找人帮忙牵线搭桥，就盼着能当上这个总教官。就算他这么积极，蒋介石对让他当教官这事儿还是挺不乐意。好在有不少人帮他说话，老蒋这才没多说什么。
邓文仪在训练团里当上校总教官时，整天就穿着军装，碰到将军级别的，他就得规规矩矩地敬礼。现在团里的政治部主任孙伯骞，以前可是邓文仪的手下。但现在情况反转了，邓文仪得给孙伯骞“立正”、“报告”。这事儿被同事们看在眼里，背后都拿他打趣呢。
1938年的时候，由于贺衷寒等人的推荐，邓文仪被安排做了中央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对此也没提出啥异议。邓文仪一上任，就开始拉拢各种有名望的学者专家，还忙着编辑出版了《黄埔周刊》、《黄埔季刊》和《黄埔丛刊》这些刊物。他觉得自己这下子又能随心所欲地干事了。
老蒋心里其实还憋着对他的气呢，有次活动上就故意整他，让他在大伙儿面前丢了脸。那年秋天，中央军校十五期第一总队在成都办毕业典礼，是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他在操场上走来走去，看着大家，那人也跟在后面。突然，蒋介石转过身来，对着那人就说：“你干嘛老跟着我，觉得这样显得你好看啊？我可不愿意瞧你这副德行，赶紧给我走开！”当时那人被全校师生还有好多来宾看着，受了这么大的侮辱，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典礼一结束，他就气呼呼地跑回家去了。
邓文仪家在成都的少城三条巷子里头。他老婆李白坚那时候正难产住在医院里头（没过几天就走了）。邓文仪因为要陪着老蒋去参加个典礼，没能见上老婆最后一面。结果没想到，老蒋那边给了他个大难堪。邓文仪这一下子受了侮辱，心里头又羞又气，回到家就哇哇大哭，还想不开，要拿那把“中正剑”抹脖子。说来也巧，当天晚上军校的教官袁觐贤来找他，一进门看见这情形，赶紧好言相劝：那校长可不是一般人，他对你是又爱又恨的，早晚有一天能转过弯来。邓文仪一听这话，火更大了，扯着嗓子就嚷嚷，说自个儿连乌龟都不如，还活着干啥！他哼哼唧唧地闹腾了好久，气才慢慢消了。到了第二天，邓文仪跟没事人一样，照常去学校上班，半句怨言都没有。
抗战结束后，邓文仪再次被军委会看重，当上了政治部第一厅的厅长。后来这个第一厅名字变了，先是新闻局，然后又成了政工局，邓文仪一直当局长，还兼职做了国民党国防部发言人。邓文仪工作起来特别拼命，只要有打仗的地方，他肯定在那里忙活着。但历史的大势是谁也挡不住的，蒋介石最终离开了大陆。1949年8月头几天，邓文仪按照蒋介石的吩咐，跑到湖南长沙去劝陈明仁将军别起义，但没劝动，他就赶紧坐飞机离开了长沙，后来去了台湾。
逃到台湾后，邓文仪信了道教，跑到山里头隐居起来。他特别推崇老子，整天讲经论道，聊的都是道德方面的东西。从1983年开始，他还当上了台湾道教总会的头儿，一直管着这事儿。
1990年1月19号，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名誉头头徐向前元帅，还有顾问聂荣臻元帅，跟国内外的黄埔师生好好聊了聊。他们号召两岸的黄埔师生以及海外的老同学、老同事，得拿出爱国革命那股劲儿，拧成一股绳，一块儿努力，照着“一国两制”的路子，为把祖国统一的大事儿办好，尽全力去干。
徐、聂两位元帅春节讲话过去三个多月后，邓文仪这位台湾的黄埔一期老同学，悄悄去了趟大陆，探望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朋友们。这次探访挺特别，毕竟台湾当局那时对大陆是“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邓文仪这一趟，还创了个纪录，他是黄埔军校同学会建立以来，第一个从台湾过来探亲的黄埔一期同学。
1990年5月10号，已经89岁高龄的徐帅，尽管身体状况不太好，还暂停了吸氧，但他还是硬撑着见了他的黄埔老战友邓文仪。到了第二天11号，91岁的聂帅坐着轮椅到了客厅，他抬起右臂，招呼大家：“同学们，都好吧！”在场的黄埔同学们一听，立马站了起来，一块儿回应：“老师，您好！”这时，85岁的邓文仪也给聂帅鞠了个躬。
1990年5月16日，就在邓文仪要离开北京的前一天，他突然接到消息，说邓小平要见他，这让他非常高兴。邓小平特地给黄埔一期的老同志侯镜如打电话，说想跟邓文仪见个面。侯镜如和赶紧做了细致的安排。后来，在大会堂里，邓小平和邓文仪聊了一个多小时。其实啊，邓小平和邓文仪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届的同班同学。
那次见面的事儿，两岸当时都没对外说。一直等到1990年10月末，台湾有家杂志发了个独家报道，用了两大版，标题特别显眼，头一回把这事儿告诉了大家。这一爆出来，在台湾岛内还有国外，那可真是炸了锅。
1998年7月13号，邓文仪老人在美国安详离世，享年93岁高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