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到了一位与沙特王室关系密切的朋友发来的信息。

“确保你晚上9:30能在电脑或者电视旁边，最好也关注以下推特，”他写道。“能给个提示吗？”我问。“我只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一切皆有可能。”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我的两个猜测。过去几周时间里，关于萨勒曼国王即将退位并将王位传给小萨勒曼的传言在沙特国内外此起彼伏。另一个猜测是，沙特将取消对女性驾驶的禁令。因此，我立即着手围绕这两个猜测分别撰写了一篇新闻报道，预测这两项变化将如何发生并带来怎样的影响。写好后，我将两篇文章保存在了《泰晤士报》的发文系统中，然后坐在电视机前静待好事发生。果然，在九点半左右，沙特国家电视台一名播报员宣布，该国长期以来对女性驾驶的禁令将于2018年6月正式取消。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

长久以来，沙特一直因其在国内对女性的严苛限制而饱受批评。在这个国家里，沙特女性被剥夺了许多基本权利，往往只被视为孩子的生育者和家庭事务的操持者。这些观念源于传统的阿拉伯文化，经过瓦哈比教义的强化，认为家庭的荣誉与女性的贞操息息相关。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中，只有采取更严格的管束方能有效减少潜在的道德风险。基于这样的观念，如果让女性外出可能会增加她们婚前性行为或不忠的风险，那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她们待在家里；如果允许女性驾驶则可能会增加她们与陌生男性接触的机会，最好的解决办法同样是让她们留在家中。这些观念全方位地影响了女性的日常生活。

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沙特社会普遍反对送女孩上学。当费萨尔国王首次提出让女孩接受教育的理念时，沙特国内的宗教界人士对此极力反对。在代表世俗的王室与代表保守的宗教势力激烈博弈后，最终达成的妥协结果是女子学校可以开设的前提是要置于神职人员的管辖之下，而不能由政府的教育部负责管理。即便如此，当沙特第一所女子学校在布赖达市（Buraidah）落成并招生时，还是遭到了当地民众以及神职人员的强烈反对，以至于费萨尔国王不得不亲自过问，派遣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卫保护学校的首批女学生。沙特对女性限制之严苛甚至让其他保守的阿拉伯国家自愧不如。1969年，曾有一位原籍苏丹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顾问造访沙特。她此行的目的是评估当地女性受教育的状况，但所看到的一切让她倍感困惑。“女性生活在无处不在的铁幕之下，”她写道，“没有任何一名沙特女性能够独自在利雅得的街道上行走，要么是与另一名女性同行，要么是与她的丈夫、兄弟、父亲或甚至是她的儿子结伴出行。”当女性在公共场合出现时，蓄着一脸大胡子的宗教警察会对那些他们认为穿着不够端庄的女性指指点点，有时还会抡起那“著名的白色手杖”予以训诫。为了避免与陌生男性的接触，女性只能前往有女性售货员的店铺购物；电视上几乎看不见女性的身影，唯一的例外是一些烹饪节目，即便如此，镜头也只会对准正在准备食材的双手。在沙特，女性生活目标似乎只是为了成为一名良好的、虔诚的家庭主妇。

“她应该掌握的是如何好好地做饭，并尽可能多生育孩子，”这位UNESCO的顾问写道。她指出，在沙特，鼓励一夫多妻制和准许男性与年仅14岁的小女孩结婚被解读为防止“堕落”，而这种“堕落”带来的后果则是公开处死。但这位苏丹籍的顾问并不只是揭露沙特的“阴暗面”，她在行程中也注意到沙特在女性教育层面取得的一些可喜进展。1960年，沙特全国总人口约700万，但只有16所女子小学和5200名女学生。当时间来到1969年时，女子学校的数量已经超过350所，学生总数接近11.6万人。在她看来，这些沙特的女学生“聪明且勤奋”，但学校生活“单调乏味”——教学质量差、提问和讨论不被鼓励、几乎没有任何休闲娱乐活动。“这导致沙特的女学生们非常严肃，她们童年的幸福与欢乐被剥夺了。我试图说服他们为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学校环境、允许她们玩耍，但这似乎需要一些时间。毕竟，唱歌、音乐和郊游都是不可能的，”她写道。女性教育的确有所发展，但陈腐落后的观念仍然占据了主导，并因此导致了多起可怕事故的发生。2002年，麦加的一所女子学校发生火灾，但负责管理该校的宗教警察拒绝让学生逃生，理由只是因为她们没有“穿戴得体”。如此荒诞不经的决定最终造成15名学生在火灾中丧生。此事激怒了彼时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他不顾宗教人士的反对将女性教育的管理权转回到了教育部。

2017年的整体情况进一步有所改善，但对女性驾驶的禁令依然是沙特这个国家对女性压迫的最有力象征。这一问题也是沙特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文化战争的关键战场。自由派将结束这一禁令视为放宽其他限制的第一步；保守派则将之视作一个危险的裂缝，可能撕开更大的缺口，让自由主义、西方化和世俗化的力量涌入。在沙特官宣该禁令将终结后，我很快就重返沙特，专程拜访了那些在27年前就勇于只身挑战这一禁令的沙特女性。把时间拨回到1990年，那时的小萨勒曼年仅四岁。在那一年，伊拉克的军事强人萨达姆·侯赛因出兵入侵科威特，引发了沙特社会的极度恐慌。许多人担心继科威特之后，萨达姆会对沙特发动攻击。鉴于此，沙特邀请美国军队进驻到沙特国内的军事基地。这一举动无疑颇具争议。沙特国内广大宗教人士普遍不赞成“异教徒”的军队驻扎在沙特的土地上，为此沙特王室不得不软硬兼施，最终才争取到了大穆夫提等的特殊允许。神职人员不赞成甚至反对美军进驻的理由之一在于，美军中有很多女兵，她们身着军服时会露出头发，而且她们还会驾驶军车外出。对于最后这一点，不仅沙特的神职人员注意到了，还有一些沙特女性也注意到了。

彼时，努拉·加尼姆（Noura al-Ghanem）正值34岁，是一名养育着四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位于利雅得的一所女子小学任教，本身并不是一名社会活动家，也从不参与政治，但作为一名受过教育的职业女性，她认为女性被剥夺驾驶权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我的感受是，作为生在沙特的女性，我们是毫无任何权利的，”她告诉我。“在这个国家，我们堪称一无所有。我们被各种清规戒律严格束缚着，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努拉邀请了一群女性到家里喝茶，建议大家团结起来反抗禁令。她们还联系上了更多女性，相继举行了多场聚会交流想法。渐渐地，这个反抗禁令的想法传播开来，吸引了一小部分因国家限制而前景受阻的职业女性加入其中。其中一位职业女性名叫梅哈·阿吉鲁什（Madeha al-Ajroush），她既是一名摄影师，也是一名心理分析师。她之前还参加了2013年那次关于驾驶禁令的抗议，我曾就此采访过她。在那次的抗议活动中，她和她的朋友们将一辆黄色的玩具车赠送给尾随她们的几名沙特男性，来表达无声的抗议和讽刺。梅哈的父亲是沙特的一位职业外交官，因此她曾在20世纪60年代跟随父亲在纽约生活过一段时间，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观察到美国当地的女权主义者。因为父亲，她接触到了沙特外部的世界，共情那些女权主义者的追求。但也同样是因为父亲，她不得不早早嫁做人妇并回到沙特。生活在沙特不仅限制了她的生活，也压抑了她的职业发展。梅哈以摄影为生，但她显然缺乏男同事所享有的机会。“我的男性同事能够开工作室并获得重大项目，而我不能，所以感到沮丧是很自然的，”她说。另一位参与者法乌兹雅·巴克尔（Fawziya al-Bakr）在伦敦大学获得了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到沙特后在利雅得的一所大学任教，担任助理讲师。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战争爆发后，她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她的丈夫远在沙特的另一座城市工作，而她的外籍司机则因战争逃离了沙特。法乌兹雅和自己的两个孩子被困在了家中，她的手上只有一纸无法使用的英国驾照。“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我可怎么办？”她不禁问道，“我去参加了她们的会议，我想这（抗议禁令）是个好提议，因为我自己也对此感到很抓狂”。

这些沙特女性经过多次商议最终选定了抗议的具体日期和时间。但她们紧接着就联署了一封写给时任利雅得省长萨勒曼亲王的信，在信中写明了她们的计划。她们写给萨勒曼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收到回复，而她们则天真地将沉默解读为默许。1990年11月6日晚，47名沙特女性在一家超市的停车场会合，分别挤进十几辆车，由女性坐在驾驶座上将这十几辆车一一驶上了街道。其中一部分人得到了她们的男性亲属的支持，或是兄弟或是丈夫，而另一部分人则是瞒着家人甚至不顾家人的反对来参加这次抗议活动的。单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看，当时沙特并没有任何明令禁止女性驾驶，这更多只是一种社会惯例。因此，参与抗议的这47名沙特女性预防性地在正式行动前确认了彼此都持有有效的外国驾照，认为沙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指控她们违法。如果抗议活动带给人一种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1913~2005，美国黑人民权行动主义者，被誉为“现代民权运动之母”）的气息，那参与抗议的这些沙特女性则更像是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1815~1902，美国女权运动的先驱领袖之一）。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沙特本地的名门望族，大多在国外接受过高等教育，早已习惯了有别于沙特国内的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氛围并学会了驾驶。她们基本上都是职业女性，有人是教师，也有人是行政人员或大学讲师。其中还有一位是社工，另一位则是牙医。

这些参与抗议的女性，很多都已为人母，其中一位当时还在哺乳期内，还有不止一名女性已怀有身孕。还有一名女性是在抗议活动开始后才收到消息的，她立即驾车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赶到现场以示支持。参与抗议的所有女性都用黑色头巾包住了头发，有些人还用黑纱遮住了自己的脸。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不鼓励单身女性参与，担忧这可能会影响到后者的婚姻前景，但也有一些单身女性毫不畏惧地投身其中。在她们驾车绕行利雅得城区的起初，这支抗议车队并未引起太多注意，但警察很快就现身将车队拦下。这些警察表现出十分困惑的样子，他们询问这些女性是否是科威特人，因为那里是允许女性自由驾车外出的。“不，”车中的女性斩钉截铁地回复警察，“我们是沙特人，您把我们抓起来吧”。彼时，社交媒体尚未普及，这些女性无法指望沙特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会对抗议活动进行报道，因此她们认为被捕是引发关注的最佳方式。

但她们没有预料到的是，事态在宗教警察出现后开始恶化起来。这些宗教警察往往不是只身行动，他们身边往往会簇拥着一些所谓的“志愿者”们。紧接着，抗议现场就爆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女性驾车外出究竟属于交通违章的法律问题还是有伤风化的道德问题。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些女性应当被移交给警察；如果是后者，那么她们将被宗教警察带走。代表着保守势力的宗教警察及志愿者们明确表示，这些女性的行为罪不可赦。他们将车辆团团围住，不断地敲打车窗并辱骂坐在车中的女性。最令法乌兹雅印象深刻的是，一名穿着凉鞋的男子跳脚绕着车辆一边奔跑一边神经质地尖叫着“我真想挖个洞把你们全埋了！”她回忆说，“这些人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会毁掉这个国家。”“真正让他们愤怒的是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对此毫不在意，”参与者摩内拉·纳赫德（Monera al-Nahedh）回忆道。多年后，她每每想起那次经历都依然感到兴奋，“这是我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后来，部分女性认为是萨勒曼亲王出面干预了此事。作为利雅得省长的他出于担心这些女性人身安全的考虑，因此协调确保此事交由警察处理，而非神职人员。

在警察局，这些参与抗议的女性们被分开来一对一地接受讯问：谁是组织者？是否得到了外国势力的支持？萨达姆·侯赛因是否鼓励她们借此来破坏沙特的稳定？“不，”她们说。“我们只是自己想驾车外出而已。”黎明前，她们就获释，获释的前提是她们所有人和来接她们的男性亲属都要签署一份承诺书，保证她们不会再自行驾车外出。到此时为止，这场抗议活动不过发生了数小时，看似一切尘埃落定。但很快，一轮针对这些参与抗议的女性的舆论攻击就铺天盖地地开始了。一名参与者回到家后就换了衣服赶往她工作的学校。甫一进到办公室，她就听见一群同事八卦着小道消息说道“有一群女人堂而皇之地在街上焚烧了罩袍，还穿着比基尼跳舞。”“这让我大为震惊，”阿斯玛·阿卜迪（Asma al-Aboudi）回忆道，“究竟是谁在以这种方式极力抹黑我们？”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沙特保守派发动起一切宣传力量，从电视台到电台再到清真寺的讲坛，对这些女性进行全方位的攻击，斥责这些女性对社会造成的严重恶劣影响。

她们的名字被公布出来并贴上了“荡妇”“毒妇”等标签。国王不得不下令中止了她们的工作，有些女性还受到了来自她们所属部落和身边亲属的批斗。作为抗议发起者的努拉表示，她有预想过参与抗议的人可能会被捕入狱，但没想到会遭到如此强烈的社会舆论攻击。“这个社会竟是如此冷酷、凶蛮，”她回忆道。抗议结束后不久，一群沙特内政部的人就来到梅哈的家中，没收并焚烧了她家中所有的底片——这是她过去十五年积攒下的全部工作成果。“因为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所以那就是他们惩罚我的方式。”她说。摩内拉被她所供职的大学开除了。在她家附近的清真寺里，伊玛目对所有来做礼拜的人说，每一名参与了抗议的女性都和十名男子发生了性关系。因为无法接受，摩内拉的父亲自此以后再也不去清真寺做礼拜了。

这场舆论攻击之猛烈，导致整个沙特社会对于女性驾驶这一问题都噤若寒蝉，此后多年间一直沉寂无声。“对那些倡导驾驶的女性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非常沉重的打击，社会对此的看法亦是如此，”摩内拉说道，“这引来了随后整整十年的沉默、十年的无所作为。”数年后，在沙特王室一位公主的干预下，法赫德国王让参与了抗议活动的大多数女性重返工作岗位，还补发给她们一些薪水作为“赔偿”。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中的一些人远赴海外追求更高的职位或学位，一些人则留在沙特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专注于私人生活，还有一些人则在教育和社会工作岗位上继续打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其他的沙特女性。尽管如此，“驾驶者”的污名依然烙印在她们每一个人身上，阻碍了许多人获得她们应有的晋升。

抗议活动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她们还会在周年纪念日聚集在一起，回忆当年的事情。但仅仅数年后，这样的聚会也渐渐销声匿迹了。关于女性驾驶的禁令仍然存在，但沙特的的确确在缓慢地进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高等教育普及运动在沙特展开，目标是提升偏远地区的高等教育水平。得益于此，沙特国内大学的男女入学人数均有所增加。2005年，刚刚登基不久的阿卜杜拉国王设立了一个奖学金项目，包括女性在内的成千上万名沙特年轻人被派往美国、英国、法国、中国、日本等国深造。许多年轻人在学成归国后不仅带回了专业知识，也带回了对于女性的全新认知。阿卜杜拉国王还敕令增加了女性成员在沙特协商会议（Shoura Council）中的占比，这个机构虽不具备立法权，但依然可以向国王建言献策。卫星电视的普及也让许多沙特人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打破了沙特神职人员对宗教解释的垄断，公民能够接触到那些更开放的伊斯兰国家所传递出的宗教观念。阿卜杜拉国王还修改了相关的规定，允许沙特女性从事零售业等以往被禁止从事的部分职业。这的确算得上是不小的进步，但新规带来进步的同时也触发了一个沉寂多年的问题：这些女性该如何前往工作地。为了实现工作上的突破，许多女性不得不花费大量工资雇佣司机。如果她们拥有驾驶权，那么她们无疑可以节省下不少开支。年轻的活动家们接过了这根历史的接力棒。2011年，供职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的曼娜尔·谢里夫（Manal al-Sharif）对于在工作时出行处处受限而感到烦恼不已，冲动之下在“油管（YouTube）”上发布视频展示自己如何开车。她毫不意外地很快被捕入狱并受到了媒体的严词抨击，但她的举动将女性驾驶这个问题重新带回大众视野。2014年，卢洁茵·哈斯鲁尔（Loujain al-Hathloul）试图从阿联酋驾车进入沙特境内，最终她被判处监禁73天。无论是曼娜尔还是卢洁茵都饱受沙特保守派的言语攻击甚至是侮辱。

1990年那场抗议活动的参与者们都没有参与新一轮的抗议活动，但她们十分赞赏年轻一代的勇气。还记得那位摄影师梅哈么？在她看来，卢洁茵被捕入狱堪称一个历史转折点。“我们彻夜难眠，十分担心她的安全。但在内心深处，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进展，因为我们终于被认真对待了。”与此同时，沙特女性的权利和地位在其他领域也见证了显著的提升。2015年，沙特女性首次获得了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席位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而且有一些人最终获胜赢得了选区的席位。2017年，沙特公立学校开始为女孩设置体育课程，尽管神职人员仍然顽固地认为体育锻炼会损害她们的女性特质。

在宣布取消驾驶禁令的那天，努拉正在和她的姐妹们打牌。忽然，所有人的手机几乎在同一时间响起。当努拉接起电话时，她听见她的丈夫在电话的另一边大喊着：“恭喜！恭喜！”一周后，当我见到努拉时，她依然兴奋不已。“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我此前从未想过能在我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我本以为可能这辈子都盼不到驾驶禁令被取消的那一天了。但这对我的女儿们、孙女们来说是件大大的好事，”她告诉我。“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真正进入了21世纪。终于，终于进入了21世纪！”站在官方的角度，沙特政府无疑希望此举能够改善外界眼中的国家形象。沙特驻美国大使、王储的亲弟弟哈立德﹒本﹒萨勒曼还罕有地为此专门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但他却在发布会上对驾驶禁令为何持续了如此之久的问题避而不谈。“做正确的事情，不论时机，”他说。的确，迟到总归比不到要强。但是，沙特政府在大力开展对外公关的时候，却仍拒绝承认一批又一批的沙特女性先驱者为争取解决禁令而做出的诸多努力。这些历史上被逮捕被羞辱的“驾驶者”们从未得到公开的认可和感谢，沙特国内也不会有任何纪念碑来纪念那些最初反抗该禁令的女性同胞。事实上，沙特政府的辩护者们不仅不承认甚至还极力否定了本国女性在这个问题上所扮演的任何角色。“她们为获得合法权利而感到高兴，这是自然的，但这并不能归功于她们的不断争取，”一位沙特王室成员在推特上如此写道，认为将这一变化归因于她们的行动是“伟大的幻想”。

对于官方的无视，这些曾为冲破禁令束缚而勇于尝试的沙特女性并不在意。“他们心知肚明，”努拉说。“但他们就是不想承认。”参加1990年那场抗议活动的经历深刻影响了每一位参与者此后的生活。梅哈仍在利雅得，继续她的心理分析师和摄影师工作。当我拜访她时，她向我展示了一本关于沙特女性形象的岩画摄影集，试图表明女性在阿拉伯半岛的历史悠久中一直扮演着十分活跃且重要的角色。她还和其他女性一道开设了一个保护所，为被虐待的女性同胞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庇护。摩内拉在失去大学工作后，积极投身国际发展事业并获得成功。如今已身为祖母的她，对于年轻一代的女性同胞们感到由衷的钦佩，佩服她们更加敢于将女性主义的思想表达在实践当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口头探讨。“她们更加聚焦于能够得到什么，以及如何得到它们”，摩内拉告诉我说，“沙特女性就如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和其他少数族裔一样，她们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高度专注于自身发展。”我还拜访了阿斯玛，她当年在学校听到了无数关于她们这些“驾驶者”们的闲言碎语，后来转到另一所女子学校工作了几十年并退休。在学校工作期间，阿斯玛始终保持着对文化和文学的兴趣，还在沙特的一家报纸上发表过专栏文章，并成为了利雅得书展的第一位女性播报员。

当参加书展的人们第一次听到扩音器中传来一位女性的声音时都震惊不已，但很快他们也就习以为常了。在阿斯玛家的客厅里，咖啡桌上放着一碗好时巧克力。她告诉我，在抗议发生的那天，她把三袋巧克力装进了自己的手提包，因为她无法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她们被带到警察局等待接受询问时，阿斯玛将手提包里的巧克力分发给大家。讲到这里，她忍不住笑了。她说，试想一下当那些警察和他们背后的权贵在试图决定她们这群人的命运时，她们却不忙不慌地坐在警局里吃着巧克力。虽然场景令人忍俊不禁，但阿斯玛从此养成了习惯，在家中永远都备着一些巧克力。与其他人一样，阿斯玛也会对因为参与抗议而失去的东西感到些许惋惜。阿斯玛并非来自大富大贵之家，与丈夫离婚后曾不得不打三份工来养活自己和孩子。对于她来说，为了出行而要再雇佣一位司机，这个成本是她无力负担的。现如今，驾驶禁令的解除，在她看来，将彻底改变沙特女性的生活。“车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开车也只是稀松平常的事而已。但对于我这样一个沙特女性来说，我能够自己开车意味着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我也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她说道。“这不仅仅是驾驶一辆车，而是驾驭一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