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东局调研室
我们听了陈毅、陈沂同志的报告。陈毅同志讲了总的形势后，针对干部存在的混乱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批评。这时，原地方工作的同志要求去部队工作，部队的同志要求到前方，地方的同志又要求不在领导机关而下基层，分在上面领导机关工作的同志又不愿在临沂城内工作等等。我记得陈毅同志很风趣地说，过去历史上就有愿意在地方上当七品、八品，不愿在京城当四品、五品的。过去的地方官一到地方就"打秋风"。陈毅同志批评了同志们存在的"宁为鸡首，毋为牛后"的思想。会后，大家对这形象生动的报告很满意，都说组织上分到哪儿就去哪儿。接着陈沂同志作报告，介绍了山东情况。随后大家分配工作了，吴宝康被分配在华东局组织部巡视团，与淮南来的张一樵、王亦纯等十几人在一起，由华东局组织部干部科长率领，去鲁南各地巡视工作。我分配在华东局调查研究室，要我去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向山东同志学习。
我们调研室有十几个同志，由贺致平、王耕今同志领导。贺致平是个很有工作经验的老同志，王耕今对政治经济学有研究。其他青年骨干，山东的同志有金丰、李滋圃，淮南来的同志有高原及姚瑜（女），其他从南方来的有何温、刘洁、小张及我等。在华东局，山东的同志在我们出发前还介绍了山东风土人情，甚至老百姓日常用语，桌、椅、板凳、茶杯叫什么，都给我们介绍了。
我们工作的地方，是离临沂城几十里地的农村，原是国民党顽固派恶霸王洪九统治的区域。王洪九在临沂解放前就逃跑了。我们去的任务是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该地区政治、经济情况，组织贫雇农，发动群众，然后进行二五减租。对国民党反动军官、恶霸地主王洪九的财产是要没收的，但一开始未动，一切从调查研究着手，再发动群众。我们三四个同志去的一个村庄有几十户，首先是访贫问苦。我访问村东头，小张访问村西头，淮南来的老李负责总的工作，山东来的同志任小组长。进入村庄一开始遇到的问题，是在哪儿吃饭，地主家吃饭当然不合适，中农家吃饭不欢迎，害怕我们，贫农家又实在管不起。于是找个逃跑了的没人住的房子住下，自己烧饭。工作真困难，开头碰了不少钉子。早晨，我和小张、老李出门拜访各家，老百姓对我们侧目相视，老远就走开了。碰上了也爱理不理的，用"不知道"、"不认识"、"听不懂"、"听不见"等话回答你。有的老大爷拿了锄出去，你问他好，说："大爷，您下地了？"他很生气，后来明白，这个地方"下地"是死了人叫下地，不是下田种庄稼。后来我们挨门挨户拜访。
几天后，在东头，我访到了一家贫苦人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贫困的农民。一个中年男子带了几个孩子住一个土炕，孩子们白天披着麻袋坐在炕上，最大的女孩十几岁，快成人了。穿着与其说是衣服，还不如说是几块破布缝挤在一起，褴褛见到肉。这个男人顾不得语言不通，欢迎我。屋里没有一张板凳，我在门槛上坐下。他是王洪九的佃户，田地因穷种不好，给地主收回去。他愿意出来工作。我到炕边摸摸几个披着麻袋的孩子的头，我的眼泪流出来。我又找到了一个老大妈，也是王洪九的佃户，他儿子是个青年，能谈得来。老大妈拍拍我的肩膀说：盼你们来了。几天工作发现了许多积极分子。各组开会汇报后，领导上认为条件快成熟。我们希望把王洪九家的浮财分给佃户，组织农会，以后再进行二五减租。
调研室贺致平同志亲自到乡下来，晚上与积极分子开会座谈。贺致平同志穿了件旧的黑色大棉袍，腰里拴了根草绳，他讲一口山东地方话，参加会的人一见他就高兴。
不久，我们发动大家分王洪九的浮财，把他窑里的大地瓜拿出来分了。当人们拥向地主厨房打开餐柜，拿出里面过春节还未吃完的整鸡、整鸭时，群情激动，因贫农家地瓜也没吃的。地主家仓库房间里满满的圈着花生米、白薯干，要吃多少年哪。分浮财时，我拉着村东头那几个披麻袋坐在炕上的孩子去拿白薯，可是孩子到了地主家门口，看到这些深宅大院，围墙重重，说这是大庙吧，能进去吗，不是里面有菩萨吗？进去后孩子都惊诧不已。群众分了浮财，以贫雇农为骨干组织农会，也团结了好些中农。可是农民政治上还是有顾虑。那个与我很熟的老大妈有一天对我说："小程，咱们这么做行吗？我就担心我的儿子，我对他说，将来王司令（王洪九）回来，准杀我们的头，这叫造反呀。"我请她坐，请山东同志做她的工作，帮助她提高觉悟。
在山东干部金丰同志带领下，我又到了另一个村庄。这时除一般民运工作外，要搞调查统计，要把几个村庄的土地关系、剥削情况，详细记录统计，送给领导机关参考，作为二五减租的依据。我们一方面学习政策，一方面调研山东地区土地关系。王耕今同志对山东农村经济很有研究。调查研究室印制了许多表格，统计这些村庄的租佃关系。这时与我们一起工作的有何温同志、刘洁同志。何温是钱俊瑞同志的夫人，钱俊瑞也是农村经济专家。刘洁是林东白同志的夫人，林东白在部队做文艺工作，是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何温同志总是谦虚地说，她刚从河南大学毕业，还没有做过实际工作，没有见过农村呢。这时工作不像前一时期紧张，因此每逢星期六，何温、刘洁常骑着他们爱人从临沂城里来拉她们的大马回城。我因老吴的巡视团在鲁南工作，离得远，城里也无熟人，所以我没事不进城。
山东同志很关心我们从南方来的同志。从工作到生活，无微不至。有一次华东局开大会，要我们全体参加。时间紧迫，我走不快，赶不上，其他女同志都早骑马进城了。金丰同志说，小程，我们没有马车、汽车，我们有脚踏车，我踏你坐。他推来了辆自行车，叫我坐在后座，他踏了几十里地，把我带进临沂城。山东的田地与江南的田地不同，江南的田埂高于田面，可能由于江南雨水多的缘故，如在小田埂上骑车，两边尽是水稻田，或小溪，或河塘，如果你掉下去不是落汤鸡，也是一身泥。这儿田埂低于地面，而且田埂很阔，两边是旱地，自行车飞快地在平坦的田埂上向前奔驰，耳边呼呼地响着，我说像哪吒骑着风火轮。金丰同志是典型的山东彪形大汉，高大魁梧，目光炯炯，为人纯朴厚道。我看着两边庄稼飞快过去，怕摔下来。他说，如果害怕，就闭上眼，不要看地里。我当真闭着眼睛，不久进入临沂城。以后，进城开会，就坐金丰同志这个"风火轮"。
经过在临沂附近村庄的调查研究，看到贫富的悬殊。目前与国民党谈判，国民党毫无诚意，美帝国主义代理人马歇尔来调停，更是虚假。种种迹象使我预感到，斗争不可避免，大战在即了。我们只有积极工作，发动广大群众来阻止这场内战，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进攻。我还是随着山东同志去临沂附近工作，又与李滋圃同志一起在另一个村庄发动群众。我们得知王洪九的狗腿子及一些富农分子，在村上散布流言蜚语，吓唬村里的老百姓，阻止群众组织起来。因此，我们到村里走访了几天，群众像我们前一个时候在别的村庄工作时一样有顾虑，不敢接近我们，发动不起来。李滋圃同志是个急性子，把一个富农分子叫来训斥一番。后来我们共同研究政策，看看对这部分人使用什么方法。最后，我们发动了群众孤立了这个富农，他家的雇工增加了工资，参加了农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农会也组织起来了。这时已是1946年6月，华东局组织部通知我回组织部另行分配工作。
华东局组部组科文我谈话，通知我1945年年底给苏浙区党委写的报告已批下来了，批准我恢复被捕后押往常州至回苏浙区党委这段时期的党籍。我去华东局调研室支部汇报，看望了贺致平同志。贺致平说我工作以来，这几个月瘦多了，说我脸色不好，如此苍白，问我有没有病？是否山东生活过不惯？我说一切都好。贺致平同志要我去《大众日报》社休息几天。这时华东局巡视团工作已告一段落，吴宝康同志已调往《大众日报》社工作。
华东局组织部干部科长于一川同志找我谈话说，华东局巡视团结束后，团员已分配工作，现在要成立一个工作队，拟把我调往工作队，征求我意见。我与老吴商量，要求组织重新考虑我工作。于一川是个老同志，办事认真仔细，为人厚道诚恳，戴副近视眼镜，迷迷眼睛，对我说，行。说着他就开了抽屉，取出介绍信说，分配你去《大众日报》社工作吧！
到《大众日报》社
《大众日报》当时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党报。1939年创刊，在解放区影响很大。我1946年6月调去时早已是一张铅印大报，社长是匡亚明同志。他找我谈话时要分配我做校对工作。我告诉他，我这个人不细心，性子急，坐不住。他就分配我到研究部庄方同志那里工作，那里有不少女同志。我去了不久，形势紧张，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支持下，向解放区疯狂进攻。临沂城里许多机关撤向老解放区，报社也进行大搬家。由城内搬到城外，由鲁南向滨海转移，到莒县十字路附近。报社人多，物资多，搬家像行军一样浩浩荡荡，似乎有好几百人马。好在组织得好，编辑、研究、发行等各部都井然有序。《大众日报》社现在汇集了"各路英雄"。江南各根据地东路、西路、苏南、浙江来的，《前进》、《火线》、《大众》、《前线》根据地东路、西路、苏南、浙江来的，《前进》、《火线》、《大众》、《前线》各报的领导和编辑记者，以后还有重庆《新华日报》来的编辑、记者，真是人才济济。匡社长广罗人才，报纸办起来得心应手。但困难的是各地同志互不熟悉，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互相不知所长。匡社长是很有才能的领导，工作分配"量才录用"。记得吴宝康去工作后，社长要他"应试"，写一篇驳斥王耀武的文章。看后觉得文章合格，就把他分在编辑部当编辑。与吴一起任编辑的还有浙江来的商白苇同志，苏南地区来的谷力虹同志等。刚到山东来的各地同志生活上还有不少困难。那天行军，我看到一个
二十多岁的女同志穿了一双又烂又破的鞋，手里还抱了个几个月的婴孩。一看就知道她是从南方刚来山东不久，缺少日用品，连起码的衣衫鞋袜也不全。可是这位女同志看形象，容光焕发，端正而安详。我对老吴说，要是讲"美"，这位女同志才配得上这个字儿。后来，我悄悄地从背包里拿了双粗蓝布、黑滚条、大方口、有搭攀的鞋子，要老吴转送给她。我说，她是编辑部的女同志，你送去吧。事后，我知道她是商白苇同志的爱人陈野菲同志，是浙江嵊县人。在浙江，她十四岁就登台演出，唱越剧，是方园几百里都家喻户晓的人物。
报社到莒南县没多久，我已怀孕，因此实际上在庄方同志那里工作不久就歇下来了。这时已是1946年夏天了。天一亮，我一见太阳出来就头晕，没有窗帘，窗户上挂块布，不让阳光进来。中午，索性把头也蒙着，一点光线也见不得。吃什么，吐什么，胃液都吐出来。到傍晚太阳下山，有些凉意，才能到门口树下坐坐，喝一点什么。两个月后才好些。这时我们住在老乡的泥坯房子里。白天老吴去上班，编报纸，我去野地里找野菜，回来做个糊糊。编报的同志很辛苦，要到半夜回来，大概要等到编排好，发完稿，送走才休息。经常有商白苇、老吴，还有个年轻的编辑，到我们住屋的门前，他们在树下放张小矮桌子，三个人围坐着谈谈笑笑。这作已告一段落，深夜，大地上灼热退尽，坐在树下有阵阵凉风吹来。白苇同志是个爱热闹、很风趣的人，不像老吴那么沉默寡言。只要他一坐下，三个人就天南海北地扯起来。我们早知道来山东前老商是个文艺能手，与陈野菲都是浙江嵊县人，夫妻俩能自编自演，共同上台。他们在门前一说笑，我在床上躺不住。总是一骨碌爬起来，拿个小板凳靠着门看他们那股起劲样儿，我也不想睡了。他们要老商唱越剧，老商要老吴唱歌，这还不算，总得要老吴吹个口哨。老吴话不多，可是能唱歌，又会吹口哨。经常是老商要老吴吹个"黄河颂"，老吴说太长，于是吹个民歌才收场，各自回去睡觉。那个年轻人也能吹口哨，可是没有老吴那样娴熟。老商往往听完老吴的口哨，喜滋滋地说，这才叫"珠圆玉润"。秋天了，有时我在老乡那里买几个刚成熟的梨或做几块"饼干"准备着，放在桌上等他们深夜走来休息时吃。这样愉快安定的好日子过了一阵子。
山东是必争之地，国民党向我们进攻。前方打仗很激烈。报社分了前后方两部分，前方靠近部队出报，家属儿童往后方安全地带转移。组织上决定报社成立一个托儿所，实际上是家属、小孩、孕妇集中一起，有二、三十人。家属实际是体弱不能在前方坚持工作的女同志，小孩自婴孩到十多岁的都有。组织上决定我们向滨海日照一带转移，以后逐渐向胶东莱阳方向走。托儿所总的负责人是李白蕾同志。她原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谈判破裂，封我报社，于是《新华日报》的同志撤到山东来了。李白蕾在国统区办过托儿所，有经验，所以要她负责。这时她身边已有两个孩子。记得出发前，我们在一个广场上开了个大会，全报社来欢送我们，围了个大圆圈。匡亚明社长给我们讲话。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要保护身体健康，母亲要教育好孩子，抽时间学习，与群众搞好关系，积蓄力量，再来前方。
去后方托儿所的党员有好几名，上级党组织决定我们成立党支部，规定了我们一些任务。记得当时有顾鸿同志先护送我们去后方。我们走的时候，有车有牲口，婴儿、幼孩、孕妇坐车，东西由牲口驮。在日照附近"定居"。老乡们知道我们是《大众日报》社的家属，都照顾、帮助我们。一路上要车辆、要牲口都没有困难。
李白蕾，这个四川女同志，看起来秀气，文质彬彬，个子不大，可是潜伏着无穷的力量，有使不完的劲。她各方面都起带头作用，真是好样的。人家说她是教授的女儿，有文化，肯谦让，能团结人，有组织能力，更有工作经验。行军一到地方，她分配房子，先佟年老体弱、孕妇、带幼孩的，到最后才是她自己。她带着小罗、小蕾住最差的房子。她不让小罗、小蕾娇气。如果前方偶然捎来一些奶粉、蛋粉及绒毯之类的东西，她总是先给别人，自己不要。分房子，她还考虑谁与谁合得来，可以一起住。学习也是李白蕾带头，她不仅阅读各解放区的报纸，而且有一次清晨，我看她一人坐在树底下背英语。我笑着说，你真是教授的女儿，你将来还准备当教授吧。她谦虚地说，不是，我们不能老在后方。今后搞工作要有文化、知识。人不能浪费时间。前方打得如此激烈，我们要积蓄力量，一声号令上前方。前方布置我们生产，号召大家学纺纱、织袜子。纺纱，初看容易，实际做起来不易。房东老大娘借给我纺车，把着手教我。我看她纺的顺利，马上要纺。可是左右两手怎么也配合不好。右手摇快了，左手的棉纱来不及抽出来，就团在一起。右手慢了，左手棉纱拉得太长，断了。我废寝忘食地学。有一天晚上，我听大爷大娘都睡了，我是睡她儿媳妇房间里的，她儿子在前方部队打仗，儿媳回娘家去了，我把纺车置在大床前，坐在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纺。说也奇怪，慢慢地，纱不怎么断了。半夜了，油干灯灭了，油是宝贝，好多天才给一点儿，这几条纱还够不上油灯费。我爬上大床想这纱已纺完，明早请老大娘赶集带去，现在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一夜了。东方发白，窗上鸡啼，猪也闹了，大娘敲我窗，告诉我她要赶集去了，问我纱纺得怎么啦。我连忙起床，告诉大娘我纺完了。她用布包着说拿到集上看看去。傍晚大娘回来说，这个纱人家说织布不匀，做线也不行，只能织个手套袜子。老大爷说你干脆织个袜子送你爱人吧，这也是支前。说的别的同志都笑，我很不好意思。后来我还是织了一双半长不短的袜子捎给老吴（老吴舍不得穿，一直珍藏着保留到现在，放在箱子里，作为传家宝）。后来，我们全体女同志都学会了用毛线打袜子，每人打了好几双支前。
前方打仗，地方上二五减租改善人民生活，后方机关干部"三查三整"搞民主运动。阶级斗争很复杂的，报社有上百人，即使我们后方托儿所是否有阶级异已分子，不清楚。前方组织上来人指示，托儿所也有地富分子躲藏，报社经理部的负责人李辛夫同志的岳母是富农分子，她与她的女儿、李辛夫同志的爱人躲避农民清算，带了全部家财躲在我们托儿所。支部研究，发现每次搬家行军，她们母女要的牲口车辆比旁人多，大口袋大麻袋有好多个。我们决定全体党员积极分子第二天包围她们住房搜查。把他们的全部大口袋麻袋箱子里的东西一清点，真是大吃一惊。有各色绫罗绸缎，各种土洋粗细布匹，有成匹的，有一段段的；各种丝线，成捆的，成包的。我们清点登记后送前方报社，转给她们当地农会。她们母女也回报社处理。面对面的阶级斗争场面教育及教训了大家。上级党委指示在清理队伍中、在斗争中要吸收积极分子入党，我们的队伍要补充新的血液。陈野菲同志是我们支部发展培养的对象，支部要我与苏星同志对她了解帮助。
陈野菲的家乡浙江嵊县是越剧的故乡。她十四五岁就跟着当地的进步艺术团体上台演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目前报社的伊兵、章亚白夫妇是越剧的名编导。陈野菲比他们小，从小跟着他们参加抗战工作，表现很纯朴。还有，她是"渔光曲"作者任光、安娥同志的外甥女。任光是党员进步作曲家，在新四军军部工作，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时牺牲在茂林。陈野菲同志的母亲思想进步，眼界开阔。虽家贫，自小没有上学，可是资助任光及进步文人。据说象田汉等进步戏剧家在上海时，陈野菲妈妈不顾一切资助他们。陈野菲妈妈鼓励陈野菲自小跟着舅舅、舅妈学进步艺术。还把陈野菲弟弟送往部队，现在在前方打仗。陈野菲的爱人商白苇是老党员，抗战前就作诗著文，抗战开始积极参加救亡运动，是陈野菲的带路人，启蒙老师，现在前方报社。至于群众观点、劳动态度，我们托儿所里与老百姓关系搞得最好的是她。她住哪家，那家的老大爷、老大娘、大嫂和孩子没有不喜欢她的。她经常帮助扫院子搞卫生，帮大孩子学习，小孩子洗澡。现在她住的房东大嫂在她帮助下已习惯了给小孩经常洗澡。她长得眉清目秀，光彩夺目，像一颗明珠，是天生的演员，可是她没有一点儿演员的毛病。她没有架子，没有娇气，和蔼可亲，什么苦也能吃。我们住在老乡家，有时没有集体伙食，在老乡家搭伙，经常吃发霉的带苦的煎饼。有次我碰上她与老乡一起吃饭，说说笑笑无难色。她的女儿蓝果的那件灰底子鹅黄镶红阔条子的衣服，我估计是她的旧旗袍改的。这样的绸面子也可能是她们祖上传下来的，不知道传了几代人了，还在蓝果身上穿着。
从各方面考察，陈野菲同志够入党条件，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支部反反复复研究讨论了好多次，必须了解清楚。陈野菲同志第一个孩子聆聆不到一岁时，她在浙江四明山新四军地区工作。聆聆生了一头疥疮，她们母子去后方医院住院治疗。这个医院地点在名叫"两头门"的一个村庄。谁知刚到医院第二天，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突击营包围了这个医院。陈野菲与小聆聆被反动派扣了起来，不久又释放回去。因此，我们要了解清楚她被扣与释放的经过情况。经过前方后方了解，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反动派扣留他们后，就在这村庄的场地上，问她是哪里人，干什么的，怎么在这儿。她的答复是路过这儿，是从什么地方来要到什么地方去。问她过去在什么地方上学，她回答一个中学，名誉校长赵观涛，实际校长是赵观涛的妹妹赵雪珍。问她上学后干什么，她说以后学唱戏，丈夫是戏班子里拉胡琴的。她不慌不忙，对答如流。反动派知道是有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的名誉校长目前还是他们的司令员呢。反动派说，你既然是唱戏的，唱一段给听听。她唱了段绍兴戏（越剧），反动派觉得唱的戏格调对头。再看她打扮，长发齐眉，旗袍，皮鞋，像演员平时打扮。还有细看小聆聆满头烂疮，他们琢磨，如果新四军工作人员住院，怎么孩子头上烂得这样，连药也不抹一点。反动派问她情况的时候在一片广场上，广场上挤了不少老百姓，当时陈野菲同志的一个小公务员，老百姓打扮，也挤在人群里。因此，这一切小鬼看得和听得清清楚楚的。反动派抓不到任何把柄，一会儿功夫就把她放了。她回四明山工作地区后，小鬼证明，医院当地老乡也给证明。她勇敢、机智、沉着，敌人觉得她没有任何可疑之处，放了。经过前后方了解、审查，支部决定吸收她为中共党员，苏星同志和我介绍，履行了入党手续。
北方的冬天比江南来得早。1946年冬天，我离开托儿所去医院分娩。山东原野辽阔，我晓行夜宿走了好几天，才找到医院所在的村庄。走在街上，看到医院的沿街窗户贴着纸剪的各色花样图案，大概是一间间病房或产房。我想，我可以在这漂亮窗花下平平安安分娩了。我带着介绍信找到了院部，负责人看看我的介绍信说，同志啊，你们属华东的医院管，我们这儿只收山东的干部来治病及生产。我凉了半截，好说歹说也不行。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离开这个条件好的医院去寻找华东干部的医院。走啊，走啊，不知又走了几天，多少路，我终于找到了管我们生孩子的临沂医院，这是1947年1月中旬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重点进攻，我们部沂医院，这是1947年1月中旬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重点进攻，我们部队在前方阻击，仗打得如火如荼，这里可谓既是敌后又是前方。当我到达医院时，空中正来国民党飞机侦察。医院设在一个大村庄里，叫大官庄吧！周围的村庄都是华东机关所在，实际上走来走去，这儿可能还是在日照县十字路一带。这时阳历年已过，春节快到了，但群众哪有心思过节。精壮男子去支前送粮运货，妇女推磨、烙饼、做鞋，给来往行人备饭送水。我记得住在一个大院子内朝西的大产房里。搁了十几张床，产妇都希望孩子早点出世，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孩子正是"生不逢时"。医院领导安慰我们安心待产，不要慌张。1947年1月28日，阴历年初七，天蒙蒙亮，敌机又来了，在这村庄周围转圈子，找目标。我肚子剧痛，当第一颗炸弹扔下来时，离医院大概还有几里地。第三颗炸弹落在近处，医院墙壁震动，烟雾弥漫，我的孩子大叫一声出来了。医院的小吴大夫真好呵，一个年轻的大姑娘一直耐心守护在我们身边。飞机来时要我们不要心慌，炸弹爆炸时安慰我，教我如何呼吸，如何使劲，使婴儿顺利生出来。当医院墙壁震动时，几乎扑在我身上掩护我。孩子出世了，我床上身下垫的仅有的一条旧毯子湿透了。
1947年2月，我带着出世几天的婴儿，离开了医院回报社托儿所去。医院看我还不能站立，就给了我担架。像我这样的人，原来在战场上是抬担架的，现在是人家来抬我了。大雪之后，遍地一片白。敌人的飞机不时出动，看到有人，扫射几下，有时扔下几个"蛋"飞走。医院一再嘱咐安全第一，我们走时，担架上盖的被子白色被里在上面，不让飞机发现。一上公路，果真飞机来了，老乡有经验，把担架搁树下，一片白茫茫，什么也分不清。飞机乱炸一气飞走了。我们乘第一批飞机已走，第二批飞机还未来赶快赶路。
报社在一个不显眼的村庄里，我的担架在村外停了一会。吴宝康与老商他们几个老同事到村头来看我。我从被子里伸出头来。婴儿第一次与爸爸见面，在担架上大哭起来。几个同事都笑了，说准是个虎头虎脑的大胖孩子，这么大嗓门。老吴把被子轻轻一掀，几个同事也挤上来看，他们笑道，啊唷，怎么生了个孙悟空？我说是个女孩。他们怕老吴泄气，凑趣说没关系，女大十八变，山东水土好，小米儿好，吃十几年小米后，定是个身高体壮的大姑娘。老吴告诉我这几天太忙，过几天到托儿所来看我们母女。匆匆十几分钟见面，担架又向前行，送我们母女到托儿所安身。
老同志亲如姐妹，李白蕾带着小罗、雪蕾，陈野菲抱着蓝果，苏星手里抱着宾宾，背后跟着燕平，还有杨大妈牵着毛毛，都来看我。挤一屋子的人，实际分别仅一个多月，好像几年不见。大家诉说经历，他们来回转移搬家，我们遇到轰炸。晚上陈野菲和李白蕾又来屋里看我。我右手手腕疼痛，吃饭不能拿筷，人起床下地时站不住，子宫下垂肚子痛。他们商量帮我临时找了个康大嫂来帮忙十几天。孩子满月了，我坐在屋里发愁：托儿所两只奶羊死了，没奶，孩子老哭。门忽然推开，进来一个穿黄色军大衣的大汉，满脸胡子，一身尘土，手里提着一只鸡，后面跟着十几个小孩。原来老吴来了。老吴说，一路来经过不少村庄，但买不到鸡，还是这些孩子帮忙买了只公鸡。孩子们听说这儿生了个小孩都来玩。一群小孩挤了一屋。我忙着招呼这些小客人，把人家送我的一些花生拿出来，每人两个。我告诉他们这房子里房东老大爷放在"屯"里用席子围着的花生米可一颗也不能动，这是纪律。这群孩子很懂事，说不是吃花生来的，要看看小孩。我把被子盖着的瘦孩子抱出来给他们看。孩子瘦，但这时头上已戴着顶自制的白纱布帽子，皱纹给帽檐挡住了。老吴说：你们来的正好，给我们这个小朋友起个名吧。老吴问他们山东小孩喜欢叫什么名，于是热闹开了。有的小朋友说叫"小面"，长大好有白面吃。也有说叫"地瓜"，长大不挨饿。大一点的孩子说，打退了国民党不挨饿了，还叫"地瓜"?"地瓜"可吃够了。房东老大妈进来看着我们在议论名字，也高兴地说，女孩叫"英"响亮，叫"芳"、"秀"长大后漂亮，还说我们山东还喜欢叫"香"、"花"，有叫"香人"、"香梅"的。其中有个大一点的孩子说，"香"啊，"秀"啊，都是有钱人家小姐叫的名字，我看叫"小米"好，小米是山东特有，你们南方没有；还有这孩子是在山东生的，起个山东名好。几个孩子同声说叫"小米"好。老吴说，好吧，咱们就这么决定了，起名"小米"，不忘记山东老乡，不忘记山东的小朋友。
入夜，夜深人静，老吴告诉我，华东野战军七战七捷，中孚在部队里，46年底到了山东。47年初春节时报社在大店一线，中孚去报社看了老吴。后来部队又打了莱芜，大的战斗还在后面呢。讲到托儿所不久将大转移，要向北撤。我对当时老向北转移不理解，老吴讲了些形势，有的不好多讲，大家把话放在心里。天不亮，老吴要赶路，临走把身上的黄布棉大衣给我们留下了，作为给妻子女儿的分别礼物。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再见面。个人的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党和国家有前途，我们有希望，党和国家有困难，我们就要吃点苦头。我抱着小米，把老吴送出村头。
托儿所的生活真困难，特别是大人孩子的吃饭问题。我们试验了几种办法。先是大家分散在老乡家里吃，每人每天按公家标准定量给老乡。可是吃了几天问题来了，有的老乡家生活好一些，有的老乡家困难，而来了个同志总得设法给你吃好一点，吃一顿二顿还可，经常下去一日三餐就费事了。有的同志在老乡家不敢吃饱。有一天，李白蕾同志的大女孩小罗找不到了，大家着急。傍晚看到小罗一手拿了根棒，一手挎了一个篮子到邻村要饭回来了。篮子里果真还有煎饼、地瓜等等。李白蕾同志很生气，说自己没有教育好孩子。我们其他几个女同志分析情况，一方面觉得小罗像个男孩子，大大咧咧的，有点淘气，而在这地方要饭是很平常的事，小孩子闹着玩儿。另一方面，李白蕾同志把自己分在一家最困难的老乡家，我们估计小罗不敢多吃，在老乡家吃不饱。后来我们把粮食分给各家自己做，自己愿意怎么吃就怎么吃。但是困难又来了，每户三斤柴火一天。三斤，高粱秆大一点的只有一根，这一根高粱秆要烧熟一顿饭可要有本事。我把高粱秆折断，晒干，真是计算得好好的，才煮熟了我们母女俩的小米稀粥。柴火不够烧，于是大家到地里挖庄稼的根，把泥土甩掉、晒干，可是还不行。最后还是恢复集体吃饭。没开水喝，大人好熬，小孩老感冒咳嗽，于是规定每天午后烧一锅开水，每户一茶杯，届时妈妈拿茶杯到伙房去打。这日子真艰难啊！
1947年初夏，天气逐渐热了。国民党重点进攻，在沂蒙山区被我华东野战军包围，不久七十四师被我全歼。这时报社托儿所辗转近一年，经过几百里，到了莱阳以东。报社领导派顾鸿同志带大量物品来托儿所，发给每人一顶蚊帐，每个孩子一条绒毯。还有大批战利品，像蛋黄粉、奶粉等。报社还派来了炊事员，伙食办得好，人心也稳定。我们还是经常行军，由莱阳经文登到荣城，已经来到胶东半岛角上了。这时李白蕾同志回报社工作去了，托儿所工作由刚从华中来的杨琪华同志负责。她原是江南保安司令部青训班学员，一直在苏北工作。领导上有个想法，一旦山东环境紧张，由杨琪华同志带领托儿所人员渡海往苏北撤退。
一天，来了个记者，是我的老同学罗涵之，笔名叫菌子。她带着一个照相机，赶忙给孩子们照相。杨大妈的宝贝毛毛，杨杨的孩子阿杨及小米都照了。小米是哭着张大嘴照下来的，也有呼呼入睡闭着眼睛照下来的。这些照片至今还保留着。
1947年8月，山东快要打大仗，托儿所分散。杨琪华带着大队人马到华中去了，大批孩子都随着走。苏中七战七捷后，局面打开了，后方单位可去华中根据地。有些同志带着大的孩子到前方报社去了。陈野菲与蓝果到烟台去，因老商有病在烟台检查。托儿所剩下的几个人，都分散在胶东各地，由地方上负责照顾。我住在老乡家，由村支部联系。村支部书记是个三十来岁的青年，常常来一起商量本村的工作。荣城已临海边，沿海都有民兵，并有通往南北方的海上运输船只。我住的那家房东大嫂领导全村妇女送粮送鞋。男房东没见过，一直在前方，男孩在儿童团站岗放哨。我住在她家，她喜欢我娘俩，为我们蒸白面与玉米面混合的大馒头。我不要，她说，胶东的"混合面"馒头比山东别地方的好吃，更比煎饼强。她有时赶集，还给我买点腌鱼来。我不要、不吃。她总说，我们是阶级姐妹，千年难逢，战争把我们打到一块来了，一旦分开不知何年何月再见。虽说大嫂亲如家人，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老乡家，思想上总不踏实，想回报社。
【程桂芬（1918-2000），生于1918年7月1日，江苏无锡羊尖镇严家桥人。1936 年加入无锡学社，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新四军，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秘书，1940年3月奉命到苏南敌后，在丹(阳)、句(容)、溧(阳)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同年10月任苏皖区党委特务营文化教员，1941年9月参加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民运工作，1942 年10月任新四军第六师调查研究室秘书，1943年7月在金坛被捕，经营救1944年年底被释放。被捕后对党忠诚，1945 年夏恢复党籍，并被调往苏浙区党委调研室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大众日报社编辑、中共山东分局妇女部资料室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在华东邮政总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局宣传部工作。1952年10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历任档案中教研室主任、历史档案系副主任，后调往中央档案馆明清部副主任，1980 年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党组成员、顾问。著有《中国近代档案史稿》(教材)、《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2000年7月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