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伯宏撰文
康生
康生书法
1975年，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康生因病去世。第二年我接到一个任务，为康生捐赠故宫文物拍照留档。
这次拍照的康生遗物有上百件，都是中国传统文房用品。藏品以砚台为主，也有笔架、笔筒、砚屏、假山石等案上摆件。文房藏品的特点是可赏可用可玩，琳琅满目，水平之高，体现了康生毕生爱好与精准眼力。
其中很多是宫廷御用品，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件青金石山子，高不过尺，上篆刻描金乾隆御笔题诗，雕工精细，色彩纯净艳丽，一看就是皇上书房案头摆设的精品。
另一件是扁圆形河卵石，质地粗糙，与总体收藏可以说是完全格格不入。砚上刻有记载，是康生出国阿尔巴尼亚时捡回，亲自设计，他的专车司机经过长年培训指导，兼职了首长手工篆刻需要。在石头上刻下砚面，砚池，并在砚额上篆刻下康生的题字。可见康生对文房用品的把玩已达到随处留意分秒不离的魔症境界。如同明唐伯虎诗云：“儒生作计太痴呆，业在毛锥与砚台。”诗中之意是学问愚钝，笔砚书法是我之最爱。
唐代陶龟砚，康生从故宫博物院“借”走后送给了江青
1980年，死后5年的康生因严重路线错误被开除党籍，关于他掠夺文物的丑闻也随之扶摇直上。在故宫举办的康生捐赠文物展变成收缴文物展。矛盾的信息让我对康生的收藏活动倍感兴趣，并从各方面做了一些了解。
从公开的信息中可以了解，1956年中共八大，康生是行政二级，月收入为580元。夫人曹轶欧行政七级，月薪约300多元。康生有一个前妻生的儿子也是党内高官。自己家中无负担，秘书，厨师，司机，保姆，公务员，医生，等11个服务人员，都是国家免费提供。康生家庭每月约900元的收入，在所有高官中可排进前五。
古籍善本，砚台印章，书画是康生唯一业余爱好，他的收入基本花在这上面。而当年的文物价格非常低廉，我在北京文物商店亲眼目睹，1966年前，一张大幅董其昌山水，郑板桥竹石，齐白石精品，标价都在200元左右。明黄花梨笔筒或端砚、宣德炉等都是个位数起价。康生是北京琉璃厂各文物商店的常客，他家一年的收入，可以横扫一家店面的一半待卖品。这是1966年之前康生收藏的主要来源，可以称之为雅好。
宋拓汉石经，全国仅三件，康生从文管处花十元买下
文革后情况发生变化，破四旧和抄家使得文化遗产遭遇浩劫，很多珍品无偿流入职权单位。让康生的收藏路径发生了质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自1968年至1972年，康生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并且加盖了“康生”私章。之所以说是窃取是因为其中有象征性付款，也有分文不付直接拿走。
参与这种附庸风雅活动的还有江青和林彪手下的五虎上将，只是这些人多是外行凑热闹，只知道闲时去抢一些好看好玩的东西。唯独康生上瘾而且慧眼识珠，真懂真爱。是成系列筛子般一个也不放过的劫选。
最坏的招数可以说是趁火打劫，得知觊觎已久的某藏家藏品被查抄，便利用职权落井下石占为己有。据有关部门统计，康生侵吞的图书，按当时国内市场最低估价也要86000多元，康生只出了2300多元；侵吞的文物，按当时国内市场最低价需74000多元，康生只付了252元。
宋拓本坡公（苏轼）书四种，康生旧藏
俞平伯被抄家抄走的红楼梦抄本上有康生的印章
这种抢劫式的交易如何进行，如何估价，现在看似天方夜谭，而当时确实存在。因为我本人也曾经邯郸学步“趁火打劫”。当然比较康生这种权倾朝野窃国大盗，我只能算是小儿过家家，因此只能为今人理解这个遥远的故事做个旁证。
1978年，北京市内某地区抄家文物经过个人退回认领，剩余国家文博系统又层层筛选，最后剩余一大批被视为无人要的垃圾。为发掘其最后的剩余价值，只要与管理员脸熟就容许以收破烂的价格去“捡破烂”。而我认为“破烂”之中还是有一些好玩的物品，更主要的是价格与我当时月薪46元匹配。
比如字画不是以画而是以轴头定价，一对红木轴头收破烂价是一角，所以不管什么字画带红木轴头就是一角价。以此类推，青花釉里红瓷轴头装饰的字画5角是天花板价，也就是说字画的文化价值等于零。当然交狗屎运也不可能在其中找到《清明上河图》，但会有着清朝官服的祖宗像，妖魔鬼怪的水陆道场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的字幅，只要你不忌讳他的汉奸身份，也是一角一幅。
郑孝胥的一手好字。
铜佛则以废铜烂铁收购价格称重量定，高过50公分的佛像至少几十斤重，以自己的财力只能眼看被工厂拉走回炉熔化。忙乱之中抢下几件随身佛，另外最大抢到的一件是20公分乾隆款无量寿佛。
听着感觉这种捡漏的机会一定是人山人海挤破头，实际是无人问津门可罗雀。我大约去过十来次，次次都是我一个人在垃圾堆中自得其乐。仅有两三次遇见过相声演员侯宝林老先生，没有任何大师架子，没有任何人陪同，蹲在文化垃圾中精挑细选。这也是自己人生中第一次与大师意外同行。
此间我还带摄影界的多个好友一起去“淘宝”，他们神奇般把捡回的破烂很快变现，然后买了两盒进口20寸相纸。然后我用这些相纸为影友们放了一批高质量照片。1979年4月，这些照片在北京首届“四月影会 自然、社会、人”展出，引起小小社会轰动。“破烂”的利用，意外促进了中国摄影的春天到来。
1975年康生病重留下遗言，将其终身所藏，全部捐献给国家。秘书问是否留一些给子女，康生回答，一件不留。并专门篆刻一枚“交公”印章，在每一件自己的收藏上加盖，以示其境界。我在故宫拍照康生文房用品应该就是这次捐赠活动的一部分。
收藏的最高境界就是完成一个使命，不让这笔不易的文化积累再次分散，成立独立博物馆或者捐赠给公共博物馆，让文明的光辉为全人类持续永远。
据我所知，这种“雅贼”的公益捐赠，是世界上很多博物馆收藏的主要来源。但对其来源的正当性也会有争论，比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刻，双方至今仍在激烈争论，来源是“盗贼”还是“雅贼”还是合法的转移。总之希腊坚决要求归还，英国则坚决不给。
大英博物馆的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刻
两个康生，一个是党内极“左”路线代表，迫害狂，整人无数的康生。另一个则是决定把自己一生价值连城的收藏，一个不留，大公无私全部捐献给国家的康生。
对此有两种不同观点同时发声，一个说：康生一生坏事做尽，罪恶滔天，罪不容赦。一个说：玩收藏的高级干部很多，拍卖套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不乏先例。全部无偿捐公的仅康生一人。康生没有破坏一件文物，应该算是也做了好事。
康生的罪行已有权威部门详尽充分地总结。他的收藏来源各异，再把捐赠说成是收缴值得商榷，至少不能用康生惯用诬陷的手段反制其人之身。
我以为更应关注一下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像赵高、魏忠贤、和珅、康生这种坏人总会出现，而且越坏职务混的越高，越高危害也变得越无法控制。
也应关注，如今盛世收藏的大形势下，如何通过各种组合政策，让个人收藏合理成为公共财产，成为艺术品传承的正能量，成为文化繁荣的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