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个县的诞生颇为有趣，乃是皇帝庆生时心情大好，便划出区域新设了一个县。这位皇帝便是对杨贵妃宠爱有加的唐玄宗李隆基。而这个县就是现今隶属安徽省的——天长县，1993年时变更为县级天长市。

李隆基设立天长县想必并非一时冲动。在设县之前，天长地区就颇具历史底蕴，春秋战国时期，此地先后归属于吴、楚两国的疆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置了广陵、东阳两个县，天长则分属于这两县管辖。到了汉朝，天长又分属广陵、高邮两县，先后成为荆国、吴国、江都国、广陵国、泗水国、广陵郡的属地。天长之所以汉墓众多，且时常有汉墓被挖掘出来，原因便在于此。1991年冬季，政府组织了数千名民工开展“扒大河”工程，旨在取土加高县境内的大河——白塔河的大堤，以此增强河道的防洪抗洪能力。那么土从何处获取呢？答案是从河道附近的田地挖掘。

在天长三角圩地区，不远处便是白塔河。在当时县城东边七八里的地方，有一片地势低洼的圩田，与白塔河相邻，形状呈三角形，当地百姓称其为“三角圩”，这里便成为了取土地点，彼时此地隶属于黄泥乡。民工们取土挖到大约1米深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两座古墓。在扒大河的过程中挖到古墓并非罕见之事，所以民工们并未上报，而是直接将墓挖开，墓中的随葬品也遭到了哄抢（不过后来被追缴回来了）。然而，民工们继续向下挖掘时，又陆续发现了多座古墓，此事在工地上迅速传开。工地负责人得知消息后，赶忙报告给了镇领导，镇领导随后上报给了当时的天长县文物管理所，县文管所即刻致电安徽省文物局。

这便是1991年12月18日所发生的事情。安徽省文物局领导当即批示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派人前往现场，此事刻不容缓。省研究所的考古人员接到指示后，当晚12点便动身赶赴天长。省里为何对此事如此重视呢？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天长地区已有过多次重要的考古发现。县领导与考古人员实地查看现场后，果断决定暂停水利兴修工程，停止取土作业，转而对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个决定无比正确，倘若没有这一决策，也就不会有后续那令全国为之瞩目的考古发现。考古人员抵达现场后，当天便投入工作，连休息都顾不上。从1991年12月19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28日，历经10天，考古人员连续奋战，期间还从省里增派了人手，总共清理了23座汉墓——“三角圩汉墓群”就此被发现。当时正值寒冬时节，天空纷纷扬扬下起了雪，在清理完23座墓葬后，发掘工作因天气原因被迫暂停。等到开春后的1992年3月，考古人员再次奔赴三角圩工地继续发掘，又清理出了2座古墓。

在这片仅有1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总共发现了25座古墓。后来又陆续发现了2座，如此一来，该区域共计发现了27座汉墓。（由于没有进行全面探查，估计周边可能还存在更多墓葬）。这些墓葬规模并不大，均为常见的土坑木椁墓，其年代最早的一座可追溯至战国时期下葬，最晚的则是西汉元帝时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墓葬竟然从未遭受过古代盗墓者的侵扰，这实在是意外之喜！此次发掘共出土了铜、陶、铁、漆、玉、石、漆木器等各类文物700余件，件件都极为珍贵。在这700多件文物中，有340多件器物是从1号墓中出土的，数量近 乎占据了一半，其价值极高，有些文物甚至比轰动一时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更具价值和意义，实属罕见。

这一发现不仅是安徽考古领域的重大成果，更是中国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后来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那么，1号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呢？当清理掉墓中的填封泥土后，考古人员看到椁室结构封闭得十分严密，里面并排摆放着两口棺材，带有足箱和边厢，但并未设置头箱。竟然是夫妻同穴合葬墓！在男棺内发现了5枚随葬印章，其中2枚刻有“桓平私印”，1枚刻着“桓平之印”，一枚是“臣平”，还有1枚是“广陵宦谒”。

这5枚印章明确锁定了墓主的姓名，也暴露了其身份——墓主名为桓平，生前是广陵国的谒者属官，是西汉广陵国王刘胥身边的近臣。刘胥是汉武帝刘彻的第四子，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被封为“广陵王”，并设置了广陵国，当时“分沛、东阳置临淮郡"。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刘胥因“诅咒皇帝”一事败露而自杀，其广陵国也被汉宣帝刘询废除。作为刘胥身边的近臣，尽管桓平地位不算显赫，家族身世也并非高贵，但在当时依旧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其墓中会出土如此丰富的随葬品。

结合从十九号墓内出土的“桓盖之”木质漆印，以及从漆耳杯上发现的朱书“桓乐”、“桓安”，可以推断三角圩汉墓群是西汉时期桓氏家族的墓地。1号墓究竟出土了哪些珍贵文物呢？其珍贵程度令人惊叹。出土的漆器数量众多，且大多成套，数量在当时仅次于马王堆1号汉墓，并且保存状况比马王堆的漆器还要好，色泽光亮犹如新制，彩绘精美且生动，制作工艺精湛，器形精巧别致。玉器也有近百件，主要包括玉璧、玉佩、玉璜、玉凤、玉龙、玉眼罩、玉鼻塞、玉耳塞、玉口含等器物。此外，还有一批玉片，极有可能是玉衣的散片。墓主并非王侯贵族，可墓中为何会出现王侯级别的器物呢？直至今日，这个谜团依旧没有解开。

最能彰显1号墓考古价值，同时也是专家们格外关注的，有两样物品——一套工具箱和一套锅。这套工具箱外观极为精美，是一个长方形的漆木盒，其本身就堪称一件工艺品。打开盒子后，只见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手工工具：铲、斧、扁铲、凹凿、方凿、正方凿、尖凿、锉、刨刀、粗细齿锯、尖齿锯、花凿，以及一、三、五齿钻、细线锯等，共计25件。除此之外，里面还有一块长方形的磨刀石，以及长方形漆木器、带盖朱绘漆圆木盒、带盖朱绘漆龙头柄圆木盒、带盖朱绘漆短柄方木盒、朱绘漆六边形凹槽木器等，总共7件。在这个工具箱内，合计发现了32件器具。

这是一套铁质工具，推测应该是木匠使用的工具。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铁质手工工具虽多有发现，但从未如此齐全，保存得也从未如此完好。尽管这些工具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出土时刃齿依旧锋利无比，就仿佛刚刚在磨刀石上磨砺过一般，这种情况前所未见。专家表示，这才是最具价值、最有研究意义的发现！这一发现是西汉考古中的重要新成果，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以扬州为中心的手工业的繁荣，以及苏皖地区匠人高超的手艺。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工具的用途至今尚未明确。此外，随葬品通常都是墓主生前所拥有的，那么这位名叫桓平的官员难道还会木工手艺，是一位木匠吗？

而“锅”的出土，其意义更为重大。这套所谓的“锅”，实际上是一套青铜蒸馏器——包含大、中、小号3件甑、釜，以及配套的青铜蒸馏器甗。这究竟是什么物件呢？在汉墓考古中，此前从未发现过这样的器物，考古人员起初也一时难以辨认，经过反复研究，才最终确认这是一套完整的蒸馏器——确切地说是蒸馏酒器。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最早、年代最为久远的一套，而且保存得相当完整！

目前，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套青铜蒸馏器，那是1956年上海博物馆驻厂专业人员从炼铜厂堆积如山的废铜中挑选出来的，并非正规考古发掘所得，其具体年代难以确定。不过，根据其器型与天长出土的这套蒸馏器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判断，应该也是汉朝时期的。2006年，在陕西西安张家堡编号为M115的汉墓中出土了一套蒸馏器，年代为西汉末年王莽时期。2015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墓也出土了一套蒸馏器，其年代与天长出土的蒸馏器相近。由于天长出土的这套蒸馏器在出土后未能引起外界更多的关注，以至于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部分专家都认为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蒸馏器是“新发现”，还在媒体上进行了炒作。

一般网友或许不太理解，出土蒸馏器为何会引发炒作呢？实际上，这一器物的出土意义非凡，它一下子将中国烧酒的历史往前推进了1000年，白酒行业为此激动不已。中国作为白酒大国，历史源远流长，白酒的产量和消费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如今市场上售卖的白酒，均是通过蒸馏技术提取的蒸馏酒，民间俗称“烧酒”。然而，对于中国蒸馏酒及其技术的起源，至今仍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以往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元朝时期才有蒸馏酒，最早也不过是宋朝。明朝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谷部》“烧酒”条中解释称，烧酒又名“火酒”、“阿剌吉酒”。

“阿剌吉”如今翻译为“阿拉伯”，当时民间有一种观点认为，烧酒技术是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的。但天长这套蒸馏器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推翻了李时珍的说法。实际上，现今流行的“烧酒”一词，早在唐朝时期便已出现，由此可见，唐朝时应该就已经有烧酒了。1970年，在陕西西安何家村发现的唐朝窖藏文物中有4个石榴罐，专家经过考证，认为这是制作烧酒的蒸馏器，这也从侧面佐证了唐朝时期烧酒的存在。天长三角圩汉墓出土铜剑至于元朝时从阿拉伯传入烧酒技术的说法，也不能完全否定，或许正是阿拉伯的技术使得烧酒在中国民间得以普及。而在此之前，度数更高的烧酒恐怕并非普通百姓能够享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