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考古有重大发现,挖到一座未被盗过墓,墓主相当于“总司令”

智慧人生导航 2025-03-19 21:26:53

20世纪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殷墟,自民国十七年,也就是1928年正式开启发掘工作以来,已对6000多座墓葬展开发掘。一项项崭新的考古成果,一次次改写着中国的文明史。

在这些已发掘的墓葬里,几乎都曾遭到盗墓者的侵扰,或是被古人破坏,能完好无损、保持原始状态的极为罕见。然而,一旦有这样的墓葬被发现,往往会在学界乃至社会引发巨大轰动。1990年对殷墟郭家庄60号墓的发掘,正是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郭家庄160号墓坐落于安阳市西北郊,距离市区大约0.7公里,向北距离发现大量甲骨卜辞的小屯村有1.5公里。承担160号墓葬发掘任务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具体的发掘时间段为当年10月14日至10月23日。在着手发掘160号墓之前,考古队已经在郭家庄西南方开展了2年的发掘工作,共发掘出殷代墓葬以及车马坑、马坑、羊坑等,总计191座。

160号墓在这些墓葬当中,占地面积较大,是一座面积达13平方米的长方形竖穴墓。此次发掘工作由著名的殷墟考古专家杨锡璋负责主持。身为安阳工作队的队长,杨锡璋曾主持发掘过大量殷墟墓葬,但160号墓的发掘,让他的声名更为远扬。参与160号墓发掘工作的,还有资深女考古学家刘一曼等专业人员。在发掘工作开展前,考古队对这座墓进行了铲探作业。那什么是“铲探”呢?这其实就是现代盗墓者最为拿手的探寻墓葬的方法:利用洛阳铲向下打出探孔,取出土样进行分析,也就是所谓的“看土”。令杨锡璋欣喜的是,在铲探过程中,并未发现盗洞以及被破坏的迹象。

尽管如此,考古队并未掉以轻心。铲探时没有发现被盗痕迹,并不意味着墓葬从未被盗掘过。这就如同肿瘤的良性或恶性,需要经过活检才能确定一样,大墓究竟有没有被盗,只有等挖掘之后才能知晓。此前,考古“空欢喜”的情况并非只出现过一次。有些墓葬在墓口,甚至在墓坑填土中都没有发现盗洞,但当发掘接近二层台底部时,盗洞才显露出来。原来,狡猾的盗墓者并非从墓葬土封土的正上方垂直打洞,而是采用旁敲侧击的方式,从侧面斜着掏进墓室,手法极为巧妙且隐蔽。

在殷墟,面积达到七八平方米以上的较大墓葬,几乎都被盗掘过。自1976年妇好墓被发现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考古人员在殷墟未曾发掘到一座面积超过10平方米且未经盗掘的墓葬。用刘一曼的话来说,“留存下来未遭劫掠的物品少之又少”。在160号墓西南方向35米开外发现的146号墓和147号墓,就均已被盗墓者光顾过。还有一种情形是,墓葬并非被盗墓者破坏,而是被古人建坟时挖坏。古人将葬地选在了殷墟之上,营建墓上墓,在掏挖墓穴的过程中,就把下方的殷墓给破坏了。所以,考古人员一方面热切期待160号墓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与奇迹,另一方面又不敢抱有过高期望,心里始终忐忑不安。

当年10月14日,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墓葬的封土异常坚硬。这是一种经过人工逐层夯打覆盖的土,在揭开它时,巴掌大小的夯窝依然清晰可见。发掘工作进行到第三天,在距离地表将近5米的位置,发现了一只狗的遗骸。从完整的骨架判断,这只狗极有可能是墓主人生前喜爱的宠物,它是被处死后,按照头朝东、尾朝西的方向摆放的。殉狗的发现,让考古人员激动不已,这表明墓葬封土自下葬之后,一直未曾有人动过,墓葬极有可能保存完好。

随着发掘工作的逐步深入,这一推测得到了证实。在距离地表将近7米的位置,殷商墓葬中常见的熟土二层台显现出来,再往下便是放置棺椁的墓坑。这天是10月21日,发掘工作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或许有网友会问,为何发掘进度如此缓慢?当然要慢工出细活!封土需要逐层挖掘,并小心清理,因为封土中也可能埋藏着文物以及墓葬相关的信息。倘若换成盗墓者,肯定不会如此细致,他们为了尽快挖出盗洞,一夜之间就可能完成盗掘并取走财物。清理掉泥土后,在二层台的西边,一具人的骨架赫然出现。

这会是墓主吗?当然不是,这是殷商时期最为残忍的殉葬风俗留下的遗迹——殉人。在二层台的东北方向,还发现了摆放有序的陶器、石磬等随葬器物。至此,考古人员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了下来——这座墓葬真的未曾被古今盗墓者侵扰过。周边以及附近的墓葬都被盗掘过,为何盗墓者唯独放过了这座墓呢?这成了一个未解之谜。要是盗墓者知晓这座墓中考古出土的随葬器物,估计会追悔莫及——墓中出土了铜、陶、玉、石、骨、牙、竹、漆等各类器物,总数达353件,其中绝大部分是等级极高的贵重青铜器,数量多达291件。

清理完二层台上的随葬器物后,接下来就该清理墓穴中的棺椁了。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秋冬时节白天较短,夜幕即将降临,清理工作只好暂时中断。随葬器物大多放置在椁室内,如果让盗墓者得知这个情况,麻烦可就大了。考古队在封锁消息的同时,安排了精干人员值班守护墓葬。主持发掘工作的杨锡璋,要求几名值班人员坚守在墓坑旁边,不得有丝毫懈怠。安排好值班事宜后,杨锡璋又对第二天的工作计划进行了交代,做好“突击清理”的准备,大家要早来晚走,完成全部清理工作,绝不能给文物安全留下隐患。盗墓者偷盗、哄抢考古现场文物的事件,在国内已不止发生过一两次,所以杨锡璋特意提醒大家务必注意。

10月22日清晨,考古人员一抵达工地,便立即展开对椁室的发掘与清理工作。这一天,应该是整个发掘过程中最为劳累的一天,但考古人员却没有一人觉得疲惫,一件件精美的随葬器物极大地刺激了大家的神经,让所有人都忘却了辛苦。最先露出真容的是大铜鼎与大铜铙,它们位于椁室的东北部。扒开周边的泥土,一件青铜卣的盖子露了出来;慢慢扫去覆盖的泥土,又一件大方尊的口部率先呈现。为了赶在当天天黑之前完成清理工作,当时安排了几名技术娴熟的工人,分别在椁室的东部、中部、西部同时开展清理作业。

中午到了吃饭时间,大家也没有停工,而是轮流用餐。到了午后1点多,清理工作进行到墓底,椁室内的随葬器物全部展露无遗。在长约4.5米、宽不足3米的墓室内,随葬器物相互叠压,满满当当:椁室东侧放置着铜方卢形器,它倒扣在一件青铜甗之上,南侧摆放着大小依次排列的3件铜铙,以及一些铜兵器。大铜铙的西部是大鼎,鼎的西部有一堆青铜礼器,从南至北排列成一个长方形。在这一长方形铜器群中,一对大方尊格外引人注目。

而在墓室的西部以及四边、四角,则堆满了青铜兵器:青铜戈、矛以及数不清的箭头,密密麻麻地叠压在一起。用刘一曼的话说:“在殷墟,一座面积仅13平方米的墓葬,出土如此多的兵器,这还是首次。”为何要将兵器摆放在四周呢?据分析,这是一种葬俗,墓主人希望借助阴兵阴将来保护自己,抵御鬼魅的侵扰。考古与盗墓最大的区别在于目的不同,动机也截然不同。盗墓者贪图的是有价值的随葬品,而考古则是为了探寻历史,揭开被埋葬的秘密。即便是随葬器物的摆放位置、方式以及顺序,都是考古人员需要弄清楚并深入研究的内容。

在所有随葬器物完全暴露之后,考古人员先进行拍照、录像、绘图等工作……之后才会逐一清理这些器物,做好登记,并及时送回临时库房。由于随葬器物数量实在过于丰富,尽管原本计划在当天完成清理工作,但实际上并未实现。椁室西部的青铜兵器以及墓底下的腰坑,都是在10月23日进行清理的,又忙碌了半天,才在当天中午完成了全部清理工作。160号墓出土的随葬器物,种类齐全,等级颇高。青铜器涵盖了礼器、乐器、工具、兵器、杂器等,其中以青铜武器居多,有大小铜钺3件,大刀2件,戈、矛200多件,镞9堆,共计906枚。

墓中还出土了33件制作精美的玉器。这些器物不仅数量众多,保存状况良好,价值极高,种类丰富,而且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堪称罕见。用“价值连城”来形容都略显不足,它是继1976年妇好墓发掘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被评为199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在所有出土的随葬器物中,最让考古人员感到惊喜的,既不是那些贵重的青铜器,也不是精致的玉器,而是一只小小的竹篓!竹木器埋在地下极易腐朽,很难长久保存。历经3000年岁月,很多人骨都已腐朽成泥,更不用说竹篓了。正因如此,在迄今为止的殷墟发掘中,还从未出土过一件形状完整的人类手编竹器。所以,当杨锡璋看到这只小竹篓时,不禁感叹“极为珍贵”!

那么,这件小竹篓为何能够保存下来呢?原来,它被放置在青铜圆尊内部。160号墓给人带来了诸多惊喜与意外。在清理过程中,考古人员又在墓坑内发现了3具人骨架。其中2人放置在椁内棺外,分别位于棺的南北两侧;还有1人放置在腰坑内。再加上二层台上的1个殉人,这座墓葬中共有4人为墓主殉葬,而且他们都是被处死后放置进去的。墓葬中发现的殉狗有3只。除了在墓的填土中最先发现的那只,有1只放置在椁室顶部,应该是起到“压棺”的作用;还有1只放置在腰坑内,应当是用于“镇墓”。特别之处在于,这只狗被放置在殉人的身下。

腰坑,一般是指在墓穴棺材底部正中间挖的小坑。早期腰坑用于殉牲,后期大多放置镇物之类的随葬品。先秦时期高等级贵族墓的腰坑内,有时还会有殉人。160号墓的腰坑呈长方形,长1.35米,宽1.03米,深1米,既有殉人,又有殉狗,由此可见墓主人生前的身份绝非一般。墓主究竟是谁呢?先秦时期的墓葬中并没有墓志,但高级随葬品上一般会铸有铭文,这些铭文能够透露出墓主的身份,其作用类似于墓志。160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中,有38件带有铭文。其中,33件青铜器上都刻有“亚址”二字,并且在最为重要的青铜礼器上均铸有此铭。由此推断,墓主应该就是“亚址”。

“亚址”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经考证,“亚”在当时是武官的称谓,“址”则是人名或者族名。从墓内出土大量兵器的情况来看,“亚址”生前应当是一位军事将领。在这些兵器中,还出土了一件象征和代表军事统帅权的青铜大钺,这进一步证明了“亚址”是部队的高级指挥官,相当于现代“总司令”级别的人物。在160号墓附近,还发掘出了两座车马坑,这足以证明160号墓主身份的尊贵。墓主极有可能是殷王室成员,其地位与1976年发现的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妇好不相上下。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大多为方形,而方形器在当时是殷王室专用的,这从侧面也印证了这一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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