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宋,你档案里头咋写着这么一段儿?还有'此人不可重用'?你小子当兵那会儿到底闯啥祸了?"县委组织部的王部长一脸严肃地盯着我的档案,眉头拧成了疙瘩。
那是一九八二年的深秋,我在川滇边境的警备区服役。那会儿,战事紧张,我们连队天天处于临战状态。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操练,打靶、背装具、野外拉练,样样不能落下。
我是副班长,手底下管着十几号人。这天早上,我正带着战士们在训练场上拼命操练,值班员小跑着过来:"宋班长,你家里来电报了!"
电报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速回,父重病。"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去年探亲的时候,我就发现爹的身体每况愈下。那时他刚满五十岁,可看上去像六十多的人。几十年的农活,压弯了他的腰,布满老茧的双手总是微微发抖。
我立马向连长宋建军请假。宋连长是个四十出头的老兵,在部队干了快二十年,说一不二。
"报告连长,家父病重,请批准我回家探亲!"我站得笔直,声音却不自觉地发颤。
宋连长抬头看了我一眼:"现在是啥时候?部队处于战备状态,你让我咋跟上级交代?"
"连长,就给我三天假..."我的声音哽咽了。
"不行!"宋连长一拍桌子,"你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军人,要以大局为重!"
我心急如焚。那天晚上,我在通铺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我想起临走时爹的样子,想起他佝偻的背影,想起他送我上车时红着眼圈说的那句话:"儿啊,好好当兵,给咱老宋家争光。"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趁着值班员打瞌睡的功夫,我偷偷溜出了营区。临走前,我在值班室的桌上留下一张字条:"对不起,连长。等我送完老爹最后一程,马上回来。"
从部队到家,整整一天一夜。我坐着绿皮火车,又转了两趟长途汽车。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推开家门,看到的是披麻戴孝的亲朋好友。
"你爹,走了..."娘扑到我怀里失声痛哭。
我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原来,爹是三天前就发病了,可电报被耽搁了一天才发出去。临终前,爹一直念叨着要见我最后一面。
送走了爹,我立刻返回部队。可等待我的,却是军事法庭。"擅离职守"的罪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要不是宋连长念在我是为了尽孝的份上,在上级面前多方周旋,我就要背上"叛逃"的黑锅了。
但我的档案里,还是被人写上了"此人不可重用"这六个字。那年,我才二十三岁。
退伍后,组织把我分配到了县里的民政局。从最基层的办事员干起,工资低得可怜,一个月才四十八块钱。可我心里明白,能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不容易。
那时候的机关单位,讲究论资排辈。我这个"不可重用"的退伍兵,自然是挨着边站。每天端茶倒水、收发文件,干的都是些最基础的活儿。
"小宋啊,你小子有股子韧劲。"老科长经常这么夸我。确实,我干活儿从来不偷懒。白天勤勤恳恳,晚上加班加点。每次遇到困难,我都咬紧牙关挺过去。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个有用之人。
一九八四年,县里要选拔基层干部。我报了名,可到了面试环节,主考官看了看我的档案,直接把我刷了下来。
"档案上写着'不可重用',这种人选上去像什么话?"他们的议论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我没有灰心。既然组织上不信任我,那我就从群众中赢得信任。我主动接手了信访科这个烫手山芋。那时候的信访工作,可不是一般的难。上访的人大多是农民,为的都是天大的事:土地纠纷、征地补偿、企业改制......
记得有一次,一个老大爷从山沟里走了四十里山路来上访。他是个老复员军人,患有哮喘病。那天下着大雨,他浑身湿透了,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向我诉说他的冤屈。
原来,他们村的村支书侵占了他的承包地,还打伤了他的儿子。我二话不说,冒着大雨跟他去了村里。经过一番调查,终于查清了真相。在我的协调下,村支书不仅归还了土地,还赔偿了医药费。
老大爷感动得直抹眼泪:"还是你们退伍军人讲理!"
就这样,我在基层一干就是五年。期间,我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法律知识。一九八九年,组织上破格提拔我当了信访科科长。
"小宋啊,你这些年表现不错。"县委书记找我谈话,"但是你要记住,有些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处理群众来访,要讲究方式方法。"
我明白他的意思。那些年,不少地方为了政绩,不惜牺牲群众利益。可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群众利益无小事。
一九九五年的冬天,县里最大的国营纺织厂要改制。三千多名工人面临下岗。厂里承诺给每人三万块钱的补偿,可最后只发了五千。工人们不干了,集体上访。
"宋科长,这事你可得妥善处理。"分管领导的话里有话。
我知道,厂子里有县里领导的亲戚。可是,三千多个家庭的生计,岂能儿戏?我带着人连夜核查账目,发现厂领导中饱私囊,挪用了大部分补偿款。
我立即向县纪委报告。可没想到,压力接踵而至。
"小宋啊,你这么较真,对自己的前程不利啊。"有人来劝我。
我攥紧拳头:"群众的血汗钱,一分一厘都不能少!"
这一仗打了三个月。最后,厂领导被双规,工人们拿到了应得的补偿。这件事之后,我在基层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
随后的日子里,我先后在乡镇、县直部门工作。每到一处,我都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慢慢地,我从科员升到科长,从副局长到局长,最后担任了副县长。
二零零二年,县里要建一个化工厂。投资方是个大公司,承诺带来上亿的税收。可是,化工厂选址在县城上游十公里的地方,一旦发生污染,后果不堪设想。
"宋县长,这可是个大项目啊!"招商局的同志满脸期待。
我立场坚决:"宁可损失税收,也不能损害群众健康!"
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否决了这个项目。虽然少了一大笔财政收入,但保住了一方百姓的水源。
二零二二年,我到点退休了。收拾办公室的时候,一份尘封已久的档案引起了我的注意。翻开一看,那六个字依然清晰可见:"此人不可重用"。
"老宋,你知道群众都是怎么评价你的吗?"组织部王部长笑着说,"他们说:'宋县长是个好官,办事不徇私情,真心为民。'"
我摇摇头:"组织信任我,群众拥护我,这就够了。"
一晃,从军营到机关,四十年过去了。我没有辜负组织的培养,更没有辜负群众的期望。那六个字,不仅没有成为我的枷锁,反而成了一面镜子,时刻提醒我:做人要对得起良心,做事要对得起百姓。
每当夜深人静,我就会想起那个雨夜。如果时光倒流,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这世上还有比服从命令更重要的事,那就是良心和孝道。
今年春节,我回了趟老家。站在爹的坟前,我低声说:"爹,您放心,您儿子这辈子,没给您丢人。"
坟前的香烟袅袅上升,消失在暮色苍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