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本是木屐最流行的国度，日本人也宣称木屐是国人发明的产物。史料中虽然记载，中国人于3000年前就发明了木屐，但缺乏文物佐证。日本对此并不认可，他们认为中国上古时代的木屐，与日本流行的木屐外表差异过大，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直到东吴朱然墓出土，这位孙权曾经的好友，留下的一双漆木屐，证实了木屐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之后才流传到日本。

上世纪80年代，安徽马鞍山一座古墓的出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的墓主人是朱然，此人作为孙权至交，同潘璋一起擒获关羽，是东吴迄今为止最具价值的出土陵墓。朱然墓遭遇过盗墓贼的洗劫，但墓葬中仍有大量漆器和竹制品。

此类物品盛产于长江流域，对于盗墓贼而言，它们的经济价值接近于零，而且一些独特的纹理、构造具有明显的时代、阶级特征。出售此类漆器和竹制品，收益远不如黄金、珠宝、瓷器，而且容易暴露盗墓者身份。

因此朱然墓虽然残缺不全，但大量的漆器和竹制品，研究价值极高。朱然墓也是东吴出土墓穴中，文物保存度、墓主人身份、研究价值，综合评定后最具研究价值的一座。

这些漆器和竹制品，反映了当时东吴贵族阶级的饮食习惯、礼仪风俗、礼乐制度。但最显眼的是一双漆制木屐，它以一块漆黑的坚木为底板，两侧打有两排细密的小孔，中间由细绳连接，达到固定脚掌的目的。

朱然墓中出土的漆制木屐，无论外表形式，还是内在构造，与当今日本流行的木屐并无太大改动。而朱然作为东吴杰出将领，其墓穴中的漆制木屐，距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了。那么日本人宣称，木屐是本国发明的产物，1700年前他们在干什么呢？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

《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日本位于乐浪郡东边的海中，岛屿上分为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国家，会时不时来大汉朝贡。乐浪郡设置汉武帝年间，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直到“五胡乱华”之时天下大乱，高句丽才吞并了乐浪郡。

因此《汉书》中的“倭国”，无论从地缘地理来讲，还是从历史角度来讲，就是日本的前身。而1784年，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更是证实了日本自汉代起，就是朝贡国之一。对此日本学者持有不同意见：其一，1784年金印出土时，仿制金印不从在技术难关，金印有后人伪造可能；其二，《汉书》中记载的是“倭国”，而金印上的字迹为“汉委奴国王”。

亲魏委王，假金印紫绶。

《三国志.魏书.倭人传》的记载，击碎了日本学者无力地辩解，三国时期雄踞北方的魏国，迎来了卑弥呼女王的朝贡。而魏明帝接见使者一事，在《三国志》中记载的也是“亲魏委王”，由此可见“委”与“倭”相通，“委王”，就是指的“倭王”。

至于金印可能是后人伪造的说法，更是滑天下之大稽。它出土于1784年不假，但金印出土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本土。如果伪造是谁伪造，谁有必要伪造？如果说金印由中国人伪造，传入日本，先不说思想要多超前，乾隆年间早已闭关锁国数百年了。

因此距今1700多年的朱然墓，出土的木屐年代是远远早于日本的，同时期的他们还在前往朝贡魏国的道路之中。那么木屐究竟是怎么传入日本，并风靡全岛的呢？

木屐于汉代、魏晋时代盛行于中国，但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很快便被质地柔软的材质取代了。穿着坚硬的木屐，脚掌并不是特别舒适，在中国只有特定的环境，才穿着木屐。

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但隋唐年间起，质地坚硬的木屐，就只有在特定环境下才会穿戴。比如登山之际，李白为了追慕东晋大文学家谢安，便穿着谢公屐登山。登山便利是一方面，追慕先人的情怀是另一方面。而日本作为现今木屐最流行的国家，就是由隋唐年间引进本国的。

无论怎么看待日本，没有人否认它是一个善于学习，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国家。唐高宗年间，朝鲜半岛存在三个国度：高句丽、百济、新罗。其中新罗最弱小，也最亲近大唐，唐太宗年间弱小的新罗派出了最多的留学生。

但白江口之战后，大唐名将刘仁轨以1万水师，击败日本4万水师后。日本马上改变态度，依照两汉先例，远赴长安进行朝贡。而且不久后，长安城内的日本留学生，就取代了新罗遣唐留学生最多的桂冠。

日本留学生和使团，自唐高宗晚期时，将大量隋唐制度、文化、风俗等引入日本。大到隋炀帝年间，开创的科举制度；小到盛行于两汉、魏晋时代，已经呈现衰弱态势的木屐。他们对于先进的理念与生存方式，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并可以在引进之后，进行适合本国的有益改良，甚至赶超发明国的使用程度。

朱然墓的出土，向世人展现了1700年前中国木屐的实物。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中国人最先发明了木屐”，但我们不能否认“迄今为止日本成为了木屐最流行的国家”。我们需要反思：祖先的智慧结晶，还有多少可以供我们遗弃呢？此类事件，绝非个例，“汉服”复兴提出多久了，我们还在会为“汉服”出现惊奇不已，对街头身着“汉服”之人指指点点，这是传统文化遗失的后遗症！

参考资料：

《朱然墓出土漆木屐》、《汉书》、《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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