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1937年出生在哈尔滨，是周总理三弟周恩寿最大的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在周总理身边生活了15年，成为与周总理关系最密切的晚辈。这段时光对周秉德来说是快乐的，也是难忘的，而周总理对她进行的“平民教育”，更是让她的一生都在优秀成长，成了一个一生近于完美的“普通人”。

1949年夏天，周秉德搬入了中南海丰泽园，当时，她已经12岁，但总理却是第一次见她。总理说给周秉德的第一句话是：“来，让我看看，你长得像你爸爸，还是像你妈妈。”周秉德按照老家的风俗叫了周总理一声：“大爷。”周总理说：“以后就叫我七伯吧。”这才有了周秉德的“改口”。

12岁的周秉德

周秉德被安顿下来，周总理便忙工作去了。此前，总理找到弟弟周恩寿单位的领导，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弟弟的职位要尽量低一些，待遇要尽量少一些。

周恩寿1904年出生于江苏淮安，解放前在天津做党的外围工作。1949年举家来到北京，正式参加革命工作。所在单位是钢铁工业局，具体职位是仓库管理员。因为被总理“特殊关照”过，所以，在单位按照职位高低分房的过程中，只在东城区的一个胡同里，分到了两间仅有20平米的平房。

这20平米，住着周恩寿和妻子以及6个儿女，共8口人，每人仅有2平米多一点，再加上窗户小、通风不好，影响到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周秉德的弟弟身上长满了痱子，一到夏天的夜里总是哭闹个不停。住不开，房子太小、人太多，总理了解到情况后，决定将周秉德还有弟弟周秉钧、妹妹周秉建接到自己身边。这样，不仅能解决弟弟一家的住房问题，还能为收入很低的弟弟减轻一些花销的负担。

在总理身边生活，并不意味着会特殊起来。用周秉德的话说就是总理夫妇总对他们进行着“平民教育”。到了入秋时节，工作人员见周秉德衣着单薄，就带她去王府井订做了两套咔叽布衣服，一套是蓝色的，一大套是黄色的。不几天，衣服被送了过来，周秉德先穿了蓝色的，过了几天又换上了黄色的穿。

周秉德（左一）和周总理夫妇

没想到，这也被总理看了出来，问周秉德衣服是从哪里来的，周秉德说是警卫叔叔带去做的，总理不高兴了起来，说是小孩子衣服做多了是浪费，有的穿就行了。一旁的邓颖超赶忙解释说，周秉德已经是初中生了，需要住校，平时得有件换洗的衣服。但总理还是觉得有些浪费，就向周秉德说起了自己当年的住校生活，告诫她要养成节俭的好习惯。

在周秉德的记忆里，总理回家总是来去匆匆，而且总理走路很快，常在前面走着，身后的警卫需要小跑才能跟上。但就是在这匆匆的回家里，周秉德却很快迎来了总理对她的第一次批评。当时，她正在坐在院子里看书，解放军战士在打扫庭院，总理看到后批评她说：“你怎么能一个人在这里看书？”她一听马上把书摆下来，和叔叔们一块打扫卫生。这件事让她记忆犹新，也让她知道了自己虽然是总理的侄女，但跟战士们是平等的，不能有任何特殊。

在学校，周秉德也没有变得特殊，她上师大女附中干部子弟班，和大家没什么区别地都住在一个大房间的上下铺，一个月7块钱的伙食费，基本上吃不到肉，经常吃的是有一点油星的炖茄子和炖白菜。每逢周末回家，一些同学家里会派车来学校接，周秉德看着虽说多少有些不平衡，但她只能把这种不平衡装在心里。

周秉德与同学合影

周秉德的弟弟周秉钧、妹妹周秉建在八一学校上学，去学校，他们只有两毛钱的公交车费，有时两个孩子嘴馋，把钱买了冰棍，结果只能是走路去学校。有年寒假，两个孩子要带行李回家，却没有人来接他们。想来想去，他们找老师要了信纸和信封，给伯母邓颖超写信：“七妈，我们放假了，请派车来接，因为有行李。”但他们并没有等到七妈派来的汽车，警卫叔叔骑着自行车找到他们后，在校门口找了辆三轮车，把他们的行李拉回了家。为此，邓颖超批评周秉钧周秉建“口气不小”，并教导他们不能因为伯伯是总理，就有任何的特权思想，更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化。周秉德和弟弟妹妹把邓颖超的教导记在心里，在生活和学习中，他们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着一名普普通通的学生。

《乡村女教师》是由苏联儿童电影制片厂于1947年出品的一部剧情片，讲述了一名平凡的乡村女教师在经历了大半生的时间最终桃李满天下，展现出的不平凡的精神。作为苏联的经典电影，该片曾经感动和影响过全世界许多地方的人们。在当年建设祖国的火红年代里，中国的一代毕业生深受该片故事的影响，投身到教育事业的广大天地中，周秉德也不例外。

看《乡村女教师》是在初三那一年，主人公让周秉德热血沸腾，15岁的她因此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要报考中等师范，日后像电影中瓦尔瓦娜那样做一名的农村教师。周围一些好心的人开始劝她，想让她和当年众多干部子女一样，高中毕业后去苏联留学，但她不为所动。餐桌上，她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总理夫妇，邓颖超表示支持，还说了一些鼓励她的话，但总理只是埋头吃饭，什么也没说。邓颖超说：“你倒是说句话，表表态呀！”总理这才说：“孩子们到了独立思考的年龄，他们的事要是你说我也说，还哪有自己的想法？秉德要是经过深思熟虑了，她就应该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

周秉德参加演出后的照片

没有阻拦，周秉德如己所愿报考师范，这并非她冲动的结果，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很缺教师，做一名老师的想法在她的脑海也并非一天两天，《乡村女教师》的感染不过是她实施这种想法的催化剂。但这的的确确改变了她的后半生。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到城市20里外的学校，正式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之后又搞宣传、做文秘，因为离城较远，平时忙于工作很少回家，又因为不曾向别人透露自己是总理的侄女，以致人们都将她当成了一个“普通人”，而她几度想再上大学的计划也都被完全打乱了。

考虑个人问题，对周秉德来说是25岁以后的事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总理曾经对她说过，当时我国工农业发展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一些地方连吃饱饭都有困难，所以，他要周秉德这一代坚持晚婚，到25岁以后再考虑个人问题也不迟。

起初，周秉德的母亲王士琴将自己的一个亲戚介绍给了周秉德，对方是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见面后，周秉德感觉还不错，决定征求总理夫妇的意见。于是，周秉德写信给邓颖超，邓颖超觉得应先从组织上对男方进行了解，随后发现男方在情感方面有些不专一，恋爱比较随便，问周秉德还想不想再谈。周秉德没有丝毫犹豫，这段感情就此戛然而止。

1963年，周秉德已经26岁了，但她成天仍旧乐呵呵地，对个人的事情一点儿也不着急。女儿不急母亲急，看着女儿的样子，母亲王士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不久便托人为周秉德介绍了沈人骅。当时，沈人骅33岁，是空军大尉军官，还懂四国外语。王士琴觉得这真是喜从天降，追赶着女儿周秉德和沈人骅见面。

沈人骅

因为介绍人对周秉德的身份进行了保密，沈人骅并不知道周秉德是总理侄女，但她将近一米八的个子以及英俊、谦和、稳重的形象为周秉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随着两人感情的升温，周秉德来到西花厅（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生前工作处所和居室，最早在丰泽园），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向邓颖超报告了此事。

不曾想，沈人骅的爷爷沈钧儒早在1937年就与周总理相识，两人年龄虽然相差20岁，却无话不谈。沈钧儒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建立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沈人骅的父亲沈谦是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在中南海门诊当内科主任，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尽管如此，邓颖超还是叮嘱周秉德，这并不意味着沈人骅就是能够与她志同道合、共同生活的那个人，让她与沈人骅多接触，多了解沈人骅的人品。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周秉德于1964年春带沈人骅到中南海见过总理，两人打算于当年国庆结婚。总理将邓颖超在庐山拍摄的一张风景照送给周秉德作为结婚礼物，照片画面十分传神，含鄱口青山之巅飘动的白云若隐若现，像是仍在照片中流动。总理很喜欢这张照片，将它装在镜框里，一直摆放在客厅东侧。邓颖超也为侄女准备了相应的嫁妆，从缎子被面、毛巾、枕套、成对茶杯等准备的一应俱全。

婚前，周秉德找来纸盒将嫁妆打包装好，捆在自行车上，亲自把它们带到了婆家。看着儿媳妇的样子，婆婆笑着说：“真是时代不一样了，新媳妇都会自己上门送嫁妆了。”周秉德没有觉得不好意思，趁机上前向婆婆提出了这样一个请求：“现在很多婚礼都是在捉弄新人，很没意思……您看……我们能不能不举行通常的婚礼了？”婆婆含笑答应，一对新人在家中举办的“流水席”过后，真正走了一起。他们的婚礼既没铺张浪费，也没炫耀张扬。

婚后，周秉德和沈人骅的一直都很好，由于工作上的原因，周秉德随沈人骅在西安、贵州等地辗转居住，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和周恩来总理的关系，他们都是默默工作的普通人。周秉德说，在贵州工作时，条件十分艰苦，曾有人打听到她的身份后不相信，在互相议论时还说，她不可能是周总理的侄女，周总理的侄女怎么可能跟平头百姓一样受这份罪？如果她能和周总理有什么亲戚，那一定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姓周而已。

1974年，随沈人骅在外地生活了9年的周秉德回到北京。5月31日，邓颖超打电话周秉德，说是曾理约周秉德去中南海吃饭。周秉德很高兴，兴冲冲地赶了过去，但那天她见到的总理却和往常不一样——平常，总理都是衣冠整齐、利落，但那天却穿着睡衣睡裤。周秉德有些惊讶，总理说：“你也看出来了，我有点病，明天要住院了。”

听总理这么说，周秉德反而觉得有些高兴，因为在她的记忆里，总理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总没有充足的时间休息、休养，就说：“您平时那么忙，趁着生病住院，可以好好调养调养身体，那样，你就又能好好工作了。”总理送了周秉德两张在大寨的照片，说是留给周秉德作个纪念吧。由于兴奋，周秉德并没有听明白这个“纪念”的含义，她觉得作为伯伯，给侄女送礼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1976年1月8日，正在上海出差的周秉德，从广播听到总理去世的噩耗，立即买了机票，戴着黑纱回到了西花厅。邓颖超在客厅里等着她，她泪如雨下，邓颖超不停地安慰她：“别哭，要坚强，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这时，她才完全明白了总理送给她那两张在大寨的照片的真正含义，伤心和内疚不已。后来，她向邓颖超要了一件总理生前穿过的衣服作纪念，是一件毛巾睡衣，上面有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

每每这件毛巾睡衣周秉德的内心总是非常震惊，为此，退休后的她一直闲不住，经常到各地学校、团体奔走呼吁，传承红色传统、宣讲周恩来精神。2018年4月，她参与并主讲第二十三次长安街读书会：不忘初心 ，学习恩来。她说，作为红色后代，我们更感到红色传统不能丢，尤其是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而总理对她进行的“平民教育”，也让白发苍苍的她完成了“普通人”一生难得的成长。

本文参考了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新星出版社，2019年），图片来源于网络，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