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严谨的作家在去世之前会清理一些个人杂物，清理一些私人书写的东西，不让人们发现，也不公开发表。公开发表的那些东西只是让人们看的，却不一定袒露作家的心迹，也不一定说了真话。而私人书写的东西就是作家真性情的流露，说的都是真话，却容易被人抓住把柄。于是作家们很谨慎，知道什么该拿出去发表，什么该自己私藏。

发表的作品形成一个市场，在市场中有很多的平台，这些平台就是出版社、杂志社或网络媒体等等。这些平台对出版的作品有一定的要求，尤其要作者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符合人们的风俗习惯和法律法规，不能随便乱写。权力系统会管理作品市场，尤其要管理出版社、杂志社或网络媒体等诸多平台，对他们提出要求，甚至权力系统会组建一个审核作品的部门，专门审核出版的作品，要对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反复审核，宁可安全一些，也不要随便发表，以免蛊惑人心，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这种审核的初衷是好的，但审核过严就很容易弄得，作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不能产生好的作品，反而产生一大堆庸俗的作品，当然也就弄得作品市场没什么好的发展势头了。

作品是人们的精神营养，给人们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但写作作品的作家并不一定都写正能量的事情，需要写一些负面的事情，甚至抒发负面情绪。因为文学是对社会的反映，社会上有什么事情，文学作品就会反映什么事情。虽然经过一些加工和改造，但作品并非是单一和偏颇的，而是要全面反映社会生活，反映人生。在严格的审核制度之下，很多说真话的文学作品无法发表，很多坦露心迹的文学作品被限制出版。一些作家喜欢言论自由，要进行自由书写，或者在创造作品的同时，有了自由书写的欲望，就会打一部分草稿，而作品成型之后，作家只会拿作品去发表，而不会把草稿拿出去发表。很多作家打的草稿都有一定的价值，可以展现作家思考的轨迹，也可以为作家创作另一部作品提供一定的素材。作家发表作品要符合审核机关的要求，也要符合媒体平台的要求，更要符合读者的需求，在这些要求的约束下，作家很难袒露心迹，很难说出心里话，只能按照要求来写，当然也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市场需要这样的作品，作家也要吃饭，也要花钱买东西，就要适应市场的需求，写出一些挣钱的作品，不然作家就要饿肚子了。

真正的好作品都是作家沥尽心血写成的，却不一定能拿出去发表。就像一些诗人，发表的诗歌都是他们认为不好的诗歌，而真正好的诗歌他们都藏在自己的家里，从来不拿出去发表，也不一定给别人看。其实文学有一定的自恋性质，真正自认为好的作品，只有自己能欣赏，别人不一定能读懂。拿出去发表的作品，一定是适应了文学市场的需求，适应了审核的需求，适应了读者的需求，却偏偏让作家说了违心的话，让作家认为那样的作品不是自己的好作品。作家的好多作品都是自己私藏着，不会拿出去发表。于是就有了很多人搞私人写作，尤其是在政治环境不好的情况下，私人写作蔚然成风，但大家都不说，都藏着。文革期间，一些作家偷着写，写完之后塞到墙缝里，塞到暖气管子里，以免被别人发现。一些写作朦胧诗的诗人就是在文革期间写了一部分朦胧诗，文革结束后才拿出来发表，一时名声大噪。作家冯骥才在文革期间写了一些小散文，就藏在墙缝里，藏在地板的洞里，藏在暖气片之间，藏在抽屉的夹层里，不被发现，文革结束后才整理出来发表。但在整理的过程中仍然加了小心，删去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私人写作让作家获得了一定的书写自由，但作品并不一定拿出去发表，而公开发表的东西不一定是作家最好的作品，很容易成为庸俗媚俗的东西。由此来看文学奖的评选，评出来的获奖作品大多都是“矬子里面拔将军”，在庸俗的作品中评出相对不庸俗的作品，当然也就不能引起轰动了。私人写作可以训练文笔，可以让一个人提高思想境界，甚至可以让一个人变成哲学家。而公开发表的作品大多和私人写作大相径庭，哪怕作家宣称发表的作品是私人写作的结果，也不要相信，因为作家不会说真话，也从来不会直截了当。倘若他们都说了真话，都直截了当，文学作品就没有优美的属性了，都成了真话集，也就不能发表了。

读者最好能够阅读作家私人写作的东西，而不要只读他们公开发表的东西。就像读鲁迅，只读他的杂文，并不能了解他的人格，读一读他的散文和书信集，尤其是读他的书信集，会发现一个充满温情的人性化的鲁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也是如此，不妨读一读他们的书信集，读一读他们的草稿，或许就能全面了解他们了。读他们的获奖作品，基本上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甚至会产生很大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