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那会儿，李敏的舅舅，也就是贺子珍的亲哥贺敏学，被派到了福建当副省长。他一到那儿，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福建前线的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中去了。十年时间里，他费了不少心思，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在当地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可是，好景不长，随着特殊时期的到来，之前那种蓬勃发展的势头没了，贺敏学的工作和生活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贺敏学可不愿顺着那些造反派的意，去揭发领导和同事的所谓“错事”。他反倒为了守护其他领导同志，自个儿跑到省委去，增加了值班的频次和时间，拼着劲儿和造反派斗智斗勇。

好多人都劝他出去避避风头，可他偏偏不听。到了1967年2月，造反派直接拿着家伙上门，硬是把他从家里带走了，关了起来。

贺敏学和贺子珍兄妹情深，都有着共同的革命信念。他们俩在20世纪20年代就加入了共产党，还在井冈山上帮毛主席和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地方队伍建立起了信任和合作关系。

可贺敏学万万没想到的是，袁文才和王佐心里头有些犯嘀咕，怕毛主席一旦离开井冈山，会对他们不利。于是，他俩琢磨着，要是能促成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好事，或许就能稳住局面了。

毛委员才华横溢，志向远大，但人生路上哪有总顺风顺水的，当他的妻子可不是件轻松事儿，你得好好琢磨琢磨。

这是贺敏学当时对贺子珍说的一番心里话。贺敏学特别了解自己的妹妹，知道她性格倔强，不管是在革命事业还是家庭事务里，她都绝不会让自己处于下风。而毛主席呢，他的路肯定是越走越高，肩上的责任也会越来越重，这样一来，可能会顾不上家里，顾不上妻子。这两个人要是走到一起，免不了会互相伤害。

贺子珍没理会哥哥的劝说。结果，贺敏学那会儿的担忧真就应验了。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革命最苦的十年，可到了1937年，贺子珍和毛主席因为一堆误会大吵了一架，最后决定分开了。

贺子珍离开延安后，一路辗转去了苏联，一边学习一边治病。贺敏学心里挺担心的，但两人相隔太远，他也只能是干着急，帮不上什么忙。

后来啊，新中国成立了。贺子珍在苏联那边遭了不少罪，吃了很多苦，幸好有我们党的同志出手相助，她才带着女儿李敏踏上了回家的路。一回到国内，贺敏学这个哥哥兼舅舅，立马就把她们母女接到了自己身边，好好地照顾起来。

这也是为啥李敏跟舅舅贺敏学特别亲的一个大原因。

说到毛主席这边，尽管他和贺子珍因为一些误会而分开了，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对贺敏学疏远。实际上，因为贺敏学在革命中有不小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搞城市建设也是干得挺出色，毛主席对他很是夸奖，也很乐意看到李敏和贺敏学走得近。

比如说，当李敏住在中南海那会儿，只要贺敏学因为工作来北京，毛主席就会专门告诉李敏，让她去舅舅贺敏学住的酒店聊聊天，然后再把舅舅请到中南海来，大家一起吃顿饭。

1967年的时候，李敏听说贺敏学遇到了麻烦，她立马就想到了找自己的父亲帮忙，想让父亲出手把贺敏学救出来。但没想到的是，毛主席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动作，只是简单说了句，贺敏学是个好同志。

毛主席没答应李敏的请求，亲自去保贺敏学，这背后有好多说不出的缘由。不过，他说了贺敏学是个好同志，这就已经亮明了他的立场，表明他是在支持贺敏学的。

听到他说的那句话后，周总理虽然晚些时候才得知贺敏学被关起来、受了苦的消息，但他心里立马就有了对策。

周总理先是一通电话直拨福建军区，简明扼要地传达了中央的命令，说要“赶紧把贺敏学放出来”。接着，他又给贺敏学的爱人李立英打了电话，让她留心记下自己的话，然后直接去西湖疗养院找军管会，要求他们把人给放了。

周总理给李立英打电话，主要是想让她心里踏实点，别再为了救贺敏学而到处找人帮忙了。另外，他也有点不放心，怕福建军区那边接到命令后拖拖拉拉，或者是在跟军管会交接时出了啥岔子。所以，总理就让李立英直接去找军管会，催他们赶紧把人放了。

不出所料，李立英找到军管会后，军管会的头头答应会把这事上报给军区，接着就让人走了。这样一来，贺敏学在被扣押了83天之后，总算是重获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