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作者：樊锦诗
上一节我们讲述了樊锦诗在敦煌的文化苦旅。这一节，我们走进樊锦诗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人，他就是丈夫彭金章。
今天的女性在职场上，常常面临家庭和事业如何兼顾的问题。正如中国第一位女航天员刘洋所说，这是一个伪命题，女性想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背后一定是家人的付出和托举。对于樊锦诗而言，丈夫就是那个将她高高托举起来的人。
樊锦诗的丈夫名叫彭金章，是武汉大学考古系的开创人，也是樊锦诗背后的男人。他与樊锦诗的相爱相知相伴，既是学术界的佳话，也是敦煌事业的佳话。
相识未名湖
彭金章是樊锦诗的大学同学。他是班上的生活委员，因为年轻时白头发就很多，樊锦诗一直叫他“老彭”。老彭和班里同学的关系都很好，他留给樊锦诗的第一印象，就是热心诚恳、办事负责。
对于樊锦诗，老彭更是格外照顾，经常帮她提前占好图书馆的座位。说起来，老彭应该很早就喜欢樊锦诗了，但他的表达，却有一种“憨憨”的劲头。比如看到樊锦诗用手帕，老彭特意买了一条手绢送给她，可惜“直男”的碎花审美，让樊锦诗很是无奈。吃到了好吃的腌臭鸡蛋，他也赶快带给樊锦诗，让樊锦诗觉得这个家伙真是朴实地可爱。
有一天，老彭突然提出，要带樊锦诗去大哥家做客。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爱意的表达，就好比今天的回家见家长。于是，樊锦诗知道了老彭的心意。
在大哥家，樊锦诗知道了老彭的身世。老彭小时候家境贫困，是兄嫂将他拉扯大的。大哥参加革命后留在北京工作，将老彭也带到北京上学。老彭很感激大哥的培养，学习非常下功夫，做事也非常认真，成绩很好。樊锦诗觉得，老彭是一个可靠又真诚的人，对他也心生好感，两个人时常约着去未名湖散步。
从“我等你”到“我等着你”
毕业分配时，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则去了敦煌。但学校承诺三四年后就可以派新的毕业生来接替樊锦诗，到时候他们依旧可以在武汉团聚。分别的时候，老彭说：“我等你。”
第二年，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樊锦诗。樊锦诗带着他看了敦煌的许多洞窟。许久未见，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从考古到艺术，一直聊到深夜。但关于两个人的未来，他们却谁也不敢轻易触碰。这种一别万里、音讯全无的日子，他们已经承受了一年，这滋味不好受。难道将来的每一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的痛苦吗？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许许多多的问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就在这种极度的幸福和极度的茫然中，两个人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八天。离开敦煌前，老彭拉起樊锦诗的手，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等着你……”
从“我等你”到“我等着你”，樊锦诗泪流满面，她看着汽车开走，前方是老彭的路，背后是她的路。虽然老彭用一句“我等着你”表达自己的心意，但樊锦诗的心里却更难受了。因为这份爱，既是她期盼的，也是她无法承受，更无法给予回应的。
两年后，趁着樊锦诗探亲，两个人结了婚。婚后他们时常通信，老彭对樊锦诗非常关心和体贴，是个可靠、有情的丈夫。父亲不幸去世后，在樊锦诗最疲惫的时候，她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一个人本就孱弱，还要带个孩子，所以樊锦诗最强烈的念头就是离开敦煌，到武汉去。她觉得只有到武汉，到老彭身边才能感到安全。
但那时正值特殊时期，很难解决分居问题。好在两个人是同学，能够互相理解。他们从来不会说“我爱你”，但会把最好的东西给对方。生老二时，老彭把樊锦诗照顾得非常好，给她做饭、炖汤，什么都不让她动手，晚上也是老彭起来看孩子。
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
因为工作无法照料孩子，两个孩子最初都是送到老家让老彭姐姐养育，等到需要上学，再由老彭接回武汉。他一边教学、办专业、出差，一边带孩子，又当爹又当妈，辛苦可想而知。
如果赶上出差，老彭就只能把孩子交给同事照顾，这次交给这一位，下次又交给另一位。因此，他也急切地希望樊锦诗能调往武汉，儿子也特别期待妈妈能来。因为武大那时盖了一批教工家属楼，符合入住条件的老师都搬到家属楼去了，儿子的小伙伴也都搬了。由于老彭只有自己的户口在武大，不符合条件，儿子就特别着急，还给樊锦诗写信抱怨此事。那时候“十年动乱”已经结束，已经可以按政策解决分居问题了。
可真到了可以走时，樊锦诗又犯了犹豫。她既对老彭有感情，想念丈夫，想念孩子，想去武汉；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为敦煌干点事。加上甘肃和武汉大学都不愿意放人，希望对方让步，双方争持了很长时间。甘肃省委甚至派了一位处长去做武汉大学的工作。武大没办法，就让夫妻俩自己商量决定。
樊锦诗曾经在采访里说道：“如果我先生说不行，你必须得走，那我也就走了”。可是老彭明白樊锦诗的心意，知道她离不开敦煌，他不愿意妻子纠结其中，便主动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
老彭就这样离开了武汉大学，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考古系，选择来敦煌，从头做起。对此樊锦诗非常感动，她说：“我绝对不会因为敦煌放弃家庭，甚至离婚，我没有那么伟大。但是老彭知道我离不开敦煌，他做出了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分居了十九年，一家人终于真正聚在一起了。此时大儿子都念高中了，小儿子也已念完了小学，家终于像个家了。只是老彭算是彻底改行了，樊锦诗一直怕老彭在敦煌研究院待不下去，可老彭也爱上了这里，他在敦煌找到了新的兴趣和方向，重新发挥了他的价值。
伴随着研究的深入，老彭越来越喜欢敦煌，每天都是高高兴兴地去北区考古，浑身一天到晚都是尘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莫高窟北区石窟首次被发现，开辟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北大的老师高兴地说：“彭金章不错！”
老彭走了？老彭没有走
2008年，老彭突然被查出直肠癌，樊锦诗陪他在上海手术，出院后天天给他做饭，度过了一段平淡而温馨的时光。老彭被樊锦诗从80多斤喂到了120多斤，身体基本康复。
经过这次生病，夫妻二人更加珍重在一起的时光，他们偶尔会一起出去旅游。但樊锦诗因为担任了研究院院长，公务繁忙，无法陪他出去痛痛快快地玩。老彭就自己散步、喂猫、学玩微信，到接待部和年轻人聊聊天。那十年老彭过得很愉快。
可2017年他又突发不适，到医院检查，结果直接被留院了，这次老彭患的是胰腺癌。胰腺癌是癌中之王，一经发现就是晚期，并且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樊锦诗感到绝望。老彭这一生不容易。小时候家境贫困，是兄嫂带大的；娶妻生子，两地分居，家也不像个家；自己开创的考古专业为了妻子也中途放弃了；还没等享受天伦之乐，晚年又得了重病。老彭这辈子太苦了，樊锦诗不想让他再经历疾病的痛苦，便听从医生建议，进行保守治疗，以延长生命、减少痛苦为主，不搞抢救。大家也对老彭隐瞒了病情，谎称他得的是慢性胰腺炎，要在医院慢慢治。
在老彭最后六个月的时光里，樊锦诗陪伴在他的身边，细心地照料他，给他做他爱吃的食物，尽量减少他的痛苦。
起初，老彭的情况还比较稳定，心态也很乐观，时常开玩笑，说治好了要给大家发红包。但到后来，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痛的浑身发抖。可即便身体已经极度痛苦，老彭还是特别怕麻烦别人，上厕所要自己去，夜里翻来覆去睡不下，还连声给照料他的大儿子道歉。一看见医生来查房或看他，他还露出笑容。
樊锦诗心里明白，她最爱的老彭正在一天一天慢慢离她远去，直到最后看不见。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想各种办法，好好护理他，不让他受更多的罪。
与病魔抗争了半年，老彭终究还是走了。临终前，樊锦诗大声叫他，老彭用眼泪做出了最后的回应。在上海举行完告别仪式，樊锦诗又回到了敦煌。一切都是老样子，只是她的老彭不在了。樊锦诗很难过，一下子瘦了十斤。可她又觉得老彭没有走，他就在那里，一直陪着自己。每次出门，她也都想着要轻点关门，因为老彭身体不好，不能影响他休息。她还把老彭自己最喜欢的照片放大，就放在自己身旁，连春晚也叮嘱老彭和自己一起看。老彭走了吗？老彭没有走，他永永远远，活在了樊锦诗的心里。
他们的爱情是平淡的，更是伟大的，没有老彭的托举，也许就没有樊锦诗的成就。正如樊锦诗所说：“我的先生很了不起，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遇上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