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被送到功德林后，康泽便表现的又臭又硬，怎么也不愿意改变自己。不仅如此，康泽还煽动他人抗拒改造，对杜聿明说：“我们都是黄埔的学生，我们要坚持民族气节，不能做软骨头！”

除了抗拒改造之外，康泽还表现的特别自我，总想多吃多占。对于康泽的行为，邱行湘非常愤怒，但想到大家都是国民党战犯，便忍了下来。

1949年，北平解放后，解放军接收了功德林。不久后，康泽、杜聿明、王耀武和邱行湘等国民党的一些战犯，被送到这里进行学习改造。

在改造期间，康泽便表现得十分抗拒，还唆使他人抗拒改造，成为了功德林里一颗又臭又硬的石头。

对于康泽这位曾经的“复兴社”大佬的表现，作为陈诚系统中骨干的邱行湘，很是看不惯。邱行湘看不惯康泽，康泽也看不起邱行湘。

一次，在碰上康泽的时候，邱行湘虽然心里鄙视，但想到大家都是功德林中的同学，还是 主动凑上前去，陪着笑脸和他打招呼。

谁知，康泽依然摆着他的臭架子，对邱行湘的善意没有一点回应，竟连眼皮也不抬，就像没有看到邱行湘一样，让邱行湘脸上十分难堪。

当时，邱行湘虽然被气的面红耳赤，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为了和气，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将这件事情忍了下来。

然而，这颗压力炸弹，还是在一次小事中被压上了一棵稻草，引爆了。

那天，邱行湘捎来一桶面片后，让功德林的学员们分享。很快，大家按照惯例，把邱行湘捎过来的这桶面片分给了各组，倒在了他们组的大盆里。

在为各组分发面片的时候，邱行湘边倒边说：“今天吃面片，不分了，吃干吃稀，吃多吃少，各人请便吧！”

很快，各组的人便拿着自己的碗筷，排好队，一个接一个地把面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享受着面片的美味。

本来，这是一件好事。然而，康泽所在的那一组却出现了一点儿问题。当时，康泽好像馋肉了。他第一个来到大盆前，慢吞吞地把大盆里的许多肉沫，捞进了自己的碗里。

当然，这并不是说功德林的伙食差，吃不到肉。事实上，国家对功德林的同学们是非常照顾的。当时，功德林的伙食标准比作战部队的都好，鸡鸭鱼肉不断，他们的营养是足够的。这，也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看到康泽这样，组长邱行湘立即怒火中烧，指着康泽手中的面片，大声说：“倒回去！”

邱行湘的话，立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时，康泽似乎没有反应过来，手里还拿着勺子，勺子里还有他想要倒进自己碗里的肉沫。

看到康泽没有动，邱行湘当即将康泽手里的碗夺过来，将碗里的面片倒回了大盆，然后把空碗交给康泽，命令他站到最后面去。

那一刻，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康泽的脸上的颜色也不断地转变着：由红转青，由青转白。

过了好一会儿，康泽才开口，恶狠狠地对邱行湘骂道：“你 他 妈 的比共产党还要厉害！”

见康泽骂自己，邱行湘也不是若，当即回骂道：“你 他 妈 的就知道顾自己！你没有看见你背后站着老头子王陵基，他比你大十九岁，你好意思让他久等！你把肉沫都捞到自己碗里，人家吃什么！！！”

邱行湘说的也是事实。王陵基，1886年出生在四川乐山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字方舟，人称“王灵官”。

1903年7月，王陵基考入四川武备学堂，是速成班学习中有名人才。后来，王陵基跟随他人前往日本购买武器。期间，王陵基留在日本，在如东斌学校、成城学校参见了学习，并加入了同盟会。

回国后，王陵基在川军协统钟颖部担任了主任参谋。

1908年，王陵基担任了四川陆军军官学速成学堂副官，为日本籍课长当翻译。

那时候，刘湘、杨森、潘文华、唐式遵等一大批四川军阀都在这里学习过。由此可见，王陵基的资格是很老的。

辛亥革命后，王陵基担任了川军第2镇标统。后来，王陵基又先后担任了模范团标统、川军第2师先遣支队长兼川东宣抚使、第1师2旅4团团长，第1师5旅旅长、国防军第15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

1916年，王陵基听从张澜的劝说，将麾下的部队交给第3师师长钟体道后，前往了北京。之后，王陵基又担任了烟台镇守使兼烟台知事。

对于从部队到地方的任职变化，王陵基说：“一个师长不过带万把人，一个军长也就四、五万人，真正带人马多的还是县长，统率几十万到上百万，那个带兵官有这么多人。”

1922年，王陵基在外面不得意，便回到了淄川，担任了曾经的学生刘湘麾下的川军第2军参谋长。后来，王陵基又历任了第2军第6混成旅旅长、第28混成旅长、整编后的川军第3师师长。

1926年，王陵基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3师师长兼重庆警备司令。

1931年，刘湘被蒋介石为认为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此时，刘湘担心离开四川后对自己的地位不利，便委任王陵基为代总指挥，率部前往洪湖地区“围剿”红军。

对于“围剿”红军这件事情，王陵基十分上心。他说：“‘剿匪’既可发挥自己的才能，又可增长声望，还可借机谒见蒋介石，增加将来发展机会。”

然而，在与红军交手后，王陵基连连吃了几个败仗，部队伤亡很大。于是，王陵基只好退到了当阳、曾家集一线固守，再也不敢深入洪湖地区。

后来，王陵基又担任了六路围攻红军中第五路的总指挥。期间，王陵基借着红军主动撤退的机会，向上表功，并想趁机将第六路的部队收到自己的麾下，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被刘湘撤职。

1936年，王陵基被刘湘请回四川，担任了省保安司令部保警处长，并代行保安司令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王陵基被任命为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率部出川抗日。

期间，王陵基虽然对抗战做出了一些贡献，但也跟随蒋介石积极反共，还在皖南事变后，消灭新四军和共产党组织。对此，王陵基曾说：“委座曾指示过，对共产党宁可误杀三千，不可走漏一人，这句话很有道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王陵基担任了第七绥靖区司令。

解放战争期间，王陵基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为他稳定西南。

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后，王陵基仍然没有认清形势，继续跟随蒋介石的脚步，叫嚣反共到底。他说：“我已经65岁了，应该做一番事业。”

1950年2月6日，在化装潜逃时，王陵基被解放军抓捕。后来，王陵基被送到功德林改造。那时候，王陵基因年纪大走路都有些笨拙，连胡子还是杜聿明帮他刮的。

在和康泽发生矛盾的那天，邱行湘便是以王陵基年纪比康泽大19岁对他进行斥责的。

当时，听了邱行湘的话，康泽一下子蔫了下来。

后来，邱行湘虽然受到了批评，但康泽也受到了其他学院的指责，说他学习改造了这么长时间，对共产党还持这样的看法，太不像话了。有人更是责问康泽：“你难道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吗？！！”

此后，康泽的灵魂好像受到了冲击，思想也开始发生了转变。

1963年4月9日，康泽被特赦。获释后，康泽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