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华寺辟谣8万月薪招聘方丈”，“重庆民宗部辟谣5万月薪招聘住持”，这类新闻能登上热搜，显然是因为在公众眼中，高额薪资与佛教信仰太不相符。

人们将寺院视为不染尘埃的心灵净土，排斥寺院和僧众有金钱方面的向往，称赞“巡家乞食”“抱贫苦修”的僧侣才是真正的佛修。

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历史上的寺院和僧侣基本上都非常富有。“寺家巨富,谷麦烂仓,奴婢满坊,钱财委库”，像这样谷物堆积如山，奴婢挤满房间，钱财充盈库房的情形比比皆是。这么多的财富从何而来？历史上的寺院和僧侣们是如何维持生计的呢？

柯林斯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佛教寺院资本主义”的“佛教社会”，将寺院称作古代的土地交易中心、金融贸易中心和机械生产使用中心。这一观点虽然有很大争议，但也说明了古代寺院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还积极参与世俗经济活动。

皇室、贵族、信众的捐施一直都是寺院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所有寺院都能靠捐施维生，从事商业活动就成了寺院的主要收入来源。

寺院终归是一个宗教场所，最初的商业活动也都是围绕宗教展开的，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开设转轮藏。转轮藏是一种可以旋转的八角形书柜，原本是用来存放经书的。由于信徒们相信推动转轮藏可以获得与念经一样的功德，所以将转轮藏视为积累功德的法器，推动转轮藏又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因此转轮藏成为寺院的盈利工具。譬如，“祥符寺转轮藏成……郡人辐辏，日获数千”，描述了北宋祥符寺建成转轮藏之后，每天都能凭借转轮藏获取大量香火钱。

从书柜演变为盈利工具的转轮藏

除了开设转轮藏这样的宗教性商业活动，借贷、典当等金融相关业务是寺院最赚钱的买卖。寺院放贷并不会因为“佛”的神圣而低息或免息，反而规定必须收取利息，因为支付利息被视为展现信众博爱之心的一种方式。而且收取的利息并不低，例如“佛物出手十倍，法物七倍，僧物五倍”，利率甚至高达1000%、700%、500%等。

我国的典当业就起源于南朝时期的寺院，当时从事抵押放款的店铺被称为“质库”，根据南宋洪皓在《松漠纪闻》中的记载，在燕京仅一座延寿寺就开设有二十八个质库。

中国典当业兴起于寺院

连金融借贷这种看起来和弘扬佛法背道而驰的业务都在寺院的经营范围之内，其他一般性商业活动就更不在话下了。

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榨油业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寺院产业。不过，此类商业活动大多以出租榨油设备来盈利，寺院僧侣并不会亲自参与生产。

此外，还会利用寺院空置房间从事不动产租赁业务，如出租商铺、货栈、仓库等。经营项目涉及农林牧副、手工、金融等各行各业，以至于达到需要朝廷干预的地步，例如在大德元年（1297年），成宗下令禁止权贵、僧道占据矿山和煤矿。

不过，寺院所有商业活动所得的财产都归寺院所有，只能用于公共开支，寺僧并不会因为寺院的富有而过上衣食无忧的享乐生活，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营生方法。

大相国寺曾是京师最大的商业市场之一

佛教创立之初反对僧人聚敛金银和财富。但随着僧侣数量的增加和开展佛事活动的需要，托钵远游的苦行生活逐渐被舍弃，佛教戒律也不再禁止寺庙积累财产。在中国广泛流行的大乘佛教就主张使用有偿借贷或无偿赈济等方式来实施“财施”，这为佛教寺庙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佛教戒律书《十诵律》

为了平衡佛教教义和现实生活的物质需求，寺院经济产生了独特的运作方式。一方面，佛教将通过各种途径所得的财物定义为属于佛的圣洁之物；另一方面，又称这些财物是能够引起僧人污秽之心的“不净物”，不可以在僧侣之间进行分配，一些寺院甚至不为僧侣提供衣食。例如，敦煌寺院的收支账目中没有与僧侣衣食相关的财物支出，既然不能从寺院分红，那么就只有靠自己赚钱了。

知名僧人能得到大量信众的捐施，如“晋沙门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来……京师贵贱，赠遗衣物，以数千亿万，悉受之”，描述的是京城贵族和平民百姓们献给天竺僧人耆域的捐施价值上千万，这些针对僧人的捐施则属于僧人的个人财产。1093年，辽朝名僧通理恒策举行一次开坛授戒，所得到的钱财足以建造一座两丈有余的佛塔，收入非常可观。

《清明上河图》揽客的僧人

寂寂无名的普通僧侣会像其他工匠们一样，集聚在街口等待有需要举办法事、抄写经书的雇主。或者走街串巷的算命卜卦，售卖商品，甚至有僧侣违规贩卖私盐，《宋史·武德行传》中就记载了一位僧人将私盐藏进老人菜篮里，企图蒙混过关进入洛阳城的事情。

寺院有借贷业务，手有余财的僧侣同样会以个人名义放贷，放贷并不局限于钱财，还包括谷物粮食等。手头拮据的僧侣也会向世俗百姓借贷。如“道人弘度从翟绍远举西向白地锦半张……要到十月卅日还偿锦半张……若过期不偿，一月生布壹丈”，意思是说僧人弘度向翟绍远借了半张锦，需要在十月三十日以前偿还，如果逾期未还，增加额外赔偿生布一丈。

宋代《醉僧图》

人们总是认为佛教本应追求内心的清净和超脱，但历史上的僧人并不排斥对物欲的追求。有很多高僧都认为身处世俗并不能完全脱离红尘俗事，自然也会像普通人一样追逐物质利益。

如慧南禅师曾说：“清规戒律，不必严守，放之自然即可，否则会走上邪路”。甚至有僧侣“殖货不已”将经商赚钱当做自己必须完成的“宿业”。“钱如蜜，一滴也甜”这样的话语同样出自僧侣之口。

在过去，世俗百姓认为与僧侣交易可以积累功德，佛门的光环让僧侣们更容易进行商业活动。现如今，在街头巷尾兜售商品的僧侣反而会被视为江湖骗子。

在魏晋南北朝漫长的社会动荡时期，统治阶层将佛教作为统治工具，投入大量资金供养僧尼。北魏实行“僧祗粟制度”，由僧曹管理的“僧祗户”缴纳的赋税都被用于支持佛教活动。

北齐将国库三分之一作为资助经费供养僧尼，仅在邺都有8万僧尼，4000座寺院，全国则有寺院4万座和僧尼200万。皇室的支持让寺院拥有了大量财富和土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走向了自主经营的商业化发展之路。

北齐邺都为北方佛教中心

唐朝时期，政策和官方支持带动佛教高速发展，使寺院经济达到鼎盛。但是，“寸绢不输于官府，寸米不入于公仓”的免税特权引起了诸多阶层的不满和批评。

同时，有许多投机人士，将自己的田产以布施的形式寄名寺院进行逃税。当他们需要重新掌控这些土地或财产时，只需向寺庙支付一定的钱财即可“赎回”，严重动摇了国家赋税基础。为此唐朝就曾颁布《田令》禁止官员百姓将房产、土地、房屋等转移或者售卖给寺院，否则没收所有涉案资产。

唐武宗被称为灭佛皇帝

唐武宗时期，战争导致兵力匮乏，国家财政紧张。与此相反的是，僧侣队伍却在不断壮大，大量财力人力掌握在寺院手中，出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情形。

在这种情况下，唐武宗开始实行禁佛政策以缓解财政困难。“年四十岁以下僧尼尽勒还俗”，“废浮图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

在大规模的灭佛行动中，朝廷拆除了4600多座寺庙，迫使26万僧尼还俗，释放了15万寺院奴婢。寺院的金银佛像被送交国库，铁质佛像被熔炼用于制造农具，铜质佛像则被用于铸造货币，千万顷良田也被重新分配，经历了“会昌灭佛”的唐朝，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一度成为安史之乱后最繁荣的时期。

灭佛运动中被砸的佛像

宋朝时期，寺院直接或者间接经营的商业财产都被纳入国家税收体系，寺院经济完全由国家掌控。宋高宗实施了“寺观趱剩”政策。规定每年寺院除用于满足僧尼基本生活需求外，其余收入全部被充公。孝宗时期，寺观趱剩田产被朝廷标价出售，只能保留少量田产以维持寺院基本生活。寺院的度僧权也被朝廷收走，平民百姓想要成为僧尼必须通过朝廷审批，寺院不能私自度人。

朝廷对寺院和寺院经济的全面控制导致寺院朝着两极化发展。部分寺院在失去各项经济特权之后，开始减少寺产经营，专心修佛。另一部分通过结交权贵，成为依附于世家大族的功德寺，更加热衷于商业经营，僧侣们也几乎抛下所有清规戒律，变身为披着袈裟的权贵。

剃度法会

当前我国实行宗教自养政策，佛教寺院和僧侣不再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规定：“应根据宪法和法律、政策，引导佛教徒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兴办符合佛教特点的自养服务事业。”

《章程》提到的“岗位”“工作”等字眼，明确了当代寺院与僧侣的身份如同公司与职员，僧侣同样是一个面临着生活压力的“打工人”。

据2015年的一份宗教教风问题调查报告显示，宗教教职人员中有37.63％的修行懈怠，48.14％的信仰淡化，26.61％的道德失范，严格的宗教戒律已名存实亡。在法律未禁止僧侣结婚的情况下，僧人成家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譬如，大召寺有59%的僧人都已结婚。

僧侣的真实生活已经与世俗百姓相差无几，但世俗百姓对他们超脱尘世的期待反而更高了。佛教一直回避这种现实矛盾，既无法强制要求僧侣受戒，又秉持不在僧侣之间分配财产的传统。

根据《民法通则》和《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等相关法律规定，目前我国寺院自养事业所得财产属于佛教团体集体所有，僧尼们没有薪酬，但寺院会向他们发放补贴。

不同寺院的旅游、禅茶、佛事等自养事业收入不同，补贴标准也各不相同。一些寺院采用基础补贴和绩效补贴相结合的方式，根据进寺时间的长短来确定基础补贴，同时以10元/天的标准发放绩效补贴；也有采用每日固定补贴制的，如哲蚌寺每日补贴35元。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僧侣之间也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年补贴收入最高者有4万元，低的不足1万元。这样的补贴收入只能维持僧侣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即使遁入空门，也需要想方设法维持生计，如外出讲经、诵经、主持丧礼等。

部分僧侣可以通过接受信众捐施来增加收入，然而，能够得到信众捐施的通常是那些德高望重的知名僧侣，年轻僧人所能获得的布施非常有限，寺院生活也没有那么的安逸和轻松。

作者：林子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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