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流逝，建国已成为75年前的历史。岁月如梭，许多初代开国功勋已经撒手人寰。截至2023年，只有涂通今、张力雄、文击和王扶之四位开国将帅尚存，均已年过百岁。但是不久的将来见证了无情的变迁，一年之内，三位英雄相继离世，只留下一位101岁的开国将帅仍然健在，他依旧身体硬朗。这位传奇人物是谁呢？
1940年，年仅12岁的王扶之通过巧妙地隐瞒自己的实际年龄，加入了红军，踏上了革命的征程。他的父亲深知前线的危险，仍然坚定地支持他的选择。作为一名农民，他明白红军是为了农民利益而战。在王扶之离家前往部队的那天，父子俩含泪告别。
到达部队后不久，组织上很快发现了王扶之的真实年龄。考虑到他的年纪，他被安排到了红26军的“少共营”，这是一个由年轻战士组成的特别单位，成员年纪最大的不超过17岁。
尽管是孩子们组成的部队，“少共营”的成员们在战斗中表现出了与成年士兵同等的勇敢和机智。
1935年，在陕北革命根据地，部队领导刘志丹和徐海东策划了一次围城打援的战术，成功地将敌军诱入埋伏圈。在这场战斗中，王扶之只有一杆长梭镖作为武器，他仍然在前线奋勇冲锋。当敌人嘲笑他们这些年幼的战士时，王扶之和他的战友们不畏强敌，勇敢地反击。正是在这种勇气的驱动下，他们迅速突破敌人的防线。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王扶之大声命令敌人投降，并用梭镖迫使一名敌兵交出了武器。经此一战，王扶之获得了个人的第一把枪，也确立了他在部队中的地位。考虑到他在战斗中显示出的敏锐观察力和智慧，部队领导不久后便任命他为测绘员，负责绘制战略地图。
1950年，王扶之作为39军115师343团团长，踏上抗美援朝的前线。面对装备先进的美军，尽管我军武器落后，王扶之及其部队依然表现出顽强的战斗意志。在朝鲜战场上，他们面临着持续的空中轰炸，但坚持着“打不过，但能躲过”的战术。王扶之带领士兵们在战场上筑起了坑道和防空壕沟，这些措施极大地减少了由于美军空袭带来的伤亡。
但是战争总是残酷的，尽管有坑洞作为掩体，仍然避免不了一些直接袭击的危险。在一个重大的空袭事件中，王扶之和他的战地记者以及五名高级军官正在坑洞中商讨战术。美军飞机群再次出现在上空时，他们都已经习惯了频繁的轰炸声。但是这次的轰炸异常精准，一枚炮弹直击他们的掩体。强烈的爆炸力使得坑洞几乎瞬间坍塌，将所有人埋在了废墟之下。
士兵们在尘土飞扬中只能无助地看着团长的掩体变成了废墟。等到敌机离开，他们立即赶往现场，试图挖掘废墟，寻找幸存者。但石块和碎土使得救援工作异常艰难，且救援设备匮乏，进展缓慢。压在坑道底部的王扶之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挣扎。炮弹爆炸时，他被爆炸的气浪推到了坑洞的一角，幸运地避开了直接的爆炸中心。虽然侥幸生还，但他被严重的废墟困住，动弹不得。
为了让救援人员能够尽快定位他们的具体位置，王扶之本能地开始敲击身边任何能够发出声音的物体。他的两位战友也跟着敲打，希望通过这些微弱的信号引起地面上救援队的注意。但是经过厚厚的土层和废墟的阻隔，敲击声变得极为微弱，战场上的嘈杂声也掩盖了他们的求救信号。几轮尝试未果后，王扶之意识到继续这样敲击只会徒劳耗费体力，便果断停下动作，选择躺下保存能量。毕竟他们不知道外界救援何时能到达，必须保持充足的体力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状况。
地面上的士兵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万分。王扶之平日为人和善，对部下关怀备至，许多士兵都视他为自己的亲人一般。如今他们的师长被埋在废墟深处，生死未卜，救援人员无不想尽快将他救出，但由于缺乏明确的信号定位，救援进展缓慢。
彭德怀获悉王扶之所遇险境后，立即组织了一支精锐的工兵救援队，开始了对王扶之的搜救行动。这支救援队由工兵组成，还包括了拥有丰富救援经验的老兵。他们使用所有可用的设备，从声音探测器到挖掘机械，全力以赴地进行救援。
时间是救援行动中的大敌。由于王扶之和同伴已被困一天一夜，救援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在地面上，指挥官不断调整救援策略，试图找到最快的方法打通到王扶之所在位置的通道。同时，医疗队也做好了随时进行紧急治疗的准备。
在坑洞的黑暗中，王扶之和他的战士们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和战场上锻炼出来的生存技巧，共同度过了一次次的生死考验。王扶之的领导力和冷静的判断为他们赢得了宝贵的生存时间。
在紧张的救援行动中，每一位参与者都严阵以待，几乎每一丝微风和细小的响动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下。一个工兵挖掘出一个新的小洞时，两只苍蝇从缝隙中飞了出来，这一异常现象立即被报告给了现场指挥。
彭德怀将军接到报告后，立即分析苍蝇的存在意味着该区域内可能有空气流通的空间，从而判断王扶之很可能就在附近。基于这一分析，他下令工兵们集中力量对苍蝇出现的区域进行深入挖掘。救援队员们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回报，成功挖通了通向王扶之所在位置的通道，救出了他和另外两名战友。当他们被救出时，距离他们被埋已过去38小时。这场生与死的抗争，王扶之是如何度过的，只有他自己能体会到那种深刻的绝望与希望交织的情感。
从此以后王扶之对苍蝇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激，他再也没有拍打过任何一只苍蝇，将它们视为自己的救命恩人。而那位在关键时刻发现苍蝇的工兵，救援任务结束后就匆忙离开，王扶之未曾来得及了解其姓名，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结束朝鲜战场的服役后，王扶之决定回访久别的故乡。到达家乡附近时，由于村内道路狭窄且颠簸，导致军车无法进入，王扶之选择步行。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上，他遇到了一位驾驶着驴车的老农。王扶之挥手叫停了车辆，希望能搭个便车。老农见是位军人，热情地邀请他上车，二人随即开始交谈。
老农的沧桑面容下隐藏着深深的忧愁。谈及家庭时，老农不禁叹息，讲述自己的儿子年仅十二岁便参军，此后音信全无。这一细节令王扶之心中一紧，因为这与他自己的经历惊人相似。
他急切地追问老人的儿子具体姓名。当老人吐露出“王扶之”这三个字时，场面顿时变得异常动人。王扶之眼眶立刻充满了泪水，他激动地大声呼唤：“爹！”原来，多年未见的父子俩就这样在偶然的重逢中相认。
王扶之和黄克诚两位老将军，曾在战场上肩并肩战斗，建国后分别担任新的职务，他们的友谊在和平建设的年代继续续写。王扶之在之前一次战斗中缴获的自行车意外成了黄克诚出行的工具，由于黄克诚视力问题，王扶之便成了他的"专职司机"，两人一起下部队视察。
1968年，王扶之调往总参谋部，他开始与高层领导如邓小平、叶剑英共事，参与了诸多重要军事和政策决策。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西沙海战中，王扶之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同年“文革”风暴愈演愈烈，黄克诚很快成为运动的打击目标，受到了极大的迫害。王扶之虽身处军事核心，面对老友的困境却感到无力，只能在心底默默叹息。
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黄克诚得以获释并恢复职位。那时王扶之已是山西省委书记，两人虽重新担任要职，但王扶之对于当年未能伸出援手的事情心存愧疚。1977年，得知黄克诚恢复工作的消息，王扶之深感复杂，一直在思考是否应当前去拜访，以表达自己当年未能为他做些什么的歉意，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担心给老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980年，随着有关黄克诚在“文革”期间处理的错误得到正式纠正的决定下达，王扶之终于鼓起勇气，前往北京拜访黄克诚。他们的重逢充满情感，王扶之诚恳地向黄克诚道歉：“在您最需要支持时，我未能为您做些什么，对此我深感抱歉。”黄克诚的回应充满了理解与宽恕，他安慰王扶之说：“你做得对，当时的情形特殊，你的顾虑是出于保护我，这我完全理解。”王扶之是中国最后一批开国少将之一。如今，年近百岁的他，是中国现存的五位开国将领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