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瑞，女，山东省胶东地区的文登县高村镇下夼村人。1928年出生，在1942年秋参加革命。1947年春，被调到第三野战军九纵队后勤部机要组任代组长。1949年春随大军南下进驻上海，分配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机要处办报科工作，不久调任华东局办公厅专职团总支副书记。
1957年，王文瑞29岁，被组织上调到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任党支部书记、副院长，一干就是27年。
党支部的办公室是用破碎的旧砖头垒起的，屋顶用破铁皮、破瓦片盖住，地是泥土地，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冬天地面结冰，黄梅天渗水。王文瑞到保健院后，张佩珠为使行政工作与党支部密切配合，也搬到这个所谓的屋子办公。
王文瑞到保健院报到的第一天，副院长张佩珠（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后升为院长）给她介绍医院情况。她愁眉苦脸地说，医院目前很困难，缺少技术人员，办不成事，一个全子宫切除手术都没有人能够做，孕妇、婴儿死亡率很高。
张佩珠的话得到了王文瑞的共鸣。她很快地找到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李云求助。李云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参加革命，做地下秘密工作和机要工作，平易近人，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关爱下级。
对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这种状况，她很同情。不久，李云亲自带着王文瑞，一去见时任市卫生局局长王聿先、党委书记何秋澄，二去见二医党委书记张明秀（红军将军夫人），三去见一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洛三（老红军），恳求他们能够忍痛割爱，抽调几名好的主任、副主任医生到宋庆龄创办的医院来充实医学力量。大家都表示竭力支持。
很快，一两年之内，医院就调来了九名主任、副主任医生，王文瑞又从市人事局半路“截”来了几位医生。这样，张佩珠如虎添翼，把他们分别安排在产科、妇科、计划生育科、儿科、中医科、病理科等部门担任学科带头人，医院一下子兴旺起来了。
同志们干劲很足。青年医生、青年助产士、护士大都住宿在医院，医院有事，特别是遇到抢救病人的紧急情况时，要人有人，要血有血，而且张佩珠往往会带头献血。
接着，医院又聘请了妇产科医院王淑贞院长、 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胡志远主任、中医学院陈大年名中医师、市儿童医院的宋杰教授做医院的顾问。这些专家经常来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传授中外医学先进理念和技术，帮助医生选定科研选题、修改科研论文。这对提高医院的科研与医疗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在张佩珠的带领下，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这样一个专科医院发展很快，率先在上海市医务系统进行了城乡劳动妇女妇科检查、子宫脱垂防治，率先成立了临床计划生育科、中医科，率先实行了产妇病员食堂制度。当时上海各医院实行的都是统一的六角钱一天的伙食，市卫生局为此在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召开全市推广交流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还率先实行产前检查一贯制，率先成立围产期保健实验室。从1961年至1963年，医院近三年没有发生产妇死亡。
1962年中央召开全国文教群英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被选为上海市医疗系统的八面红旗之一，张佩珠代表医院赴北京出席会议，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接见了张佩珠。宋庆龄非常开心，说保健院的同仁为中国福利会增了光，嘱咐张佩珠今后更好的实行实验性、示范性、科学研究的方针，更好的为广大妇幼服务。
1960年，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李云打电话通知王文瑞，说宋庆龄要见她。他还说，宋庆龄问他，医院的那个王同志怎么样，他回答说，王工作还可以，就是厉害一点。王文瑞听后想，我岂止厉害一点，是很厉害，批评起人来不讲情面，不分场合，会弄得人家很难堪。但是王文瑞有一条原则，批评应当严厉一点，但是绝不给人组织处理。
接过电话后，王文瑞带着受批评的心情，跟随李云到了淮海西路宋庆龄住处，但是情况并非如她担心的那样。
进到会客室，宋庆龄祥和地坐在沙发上，微笑着让她坐下，请人送给她一杯茶水。宋庆龄亲手用叉子送给她一只小苹果（那个年代上海没有大苹果），说：“你吃吧！吃苹果不要削皮，皮有营养，已经消毒了。”空气很缓和。
王文瑞向她汇报了医院的情况，一年要接生近万人，也说了张佩珠工作的情况，还有其他情况等等。宋庆龄听后很高兴。她说：“张佩珠是个好人，是个好医生。”王文瑞又告诉她医院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缺房子，最忙的时候甚至要把职工食堂、办公室都让出来加病床，所以很容易发生交叉感染。她点了点头。
1962年，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在宋庆龄的寓所召开执委会会议，讨论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增加病床的事情。到会的有柯庆施、陈丕显、刘季平、金仲华，还有文化、教育、出版、卫生等局长们。
中福会的领导提出造个四层楼200张病床。王文瑞听后就急了，当即提出200张床位不够，根据发展需要顶少300张床位六层楼。中福会的领导给我打手势，没让她讲下去。散会后，王文瑞急忙跑到柯庆施车前，说：“柯老，200张床位确实不够，请批300张床位。”她这一莽撞的行为起到了作用，市政府确实批准建造300张床位六层楼，还有一个大地下室，外加一幢钴60镭锭放射治疗室房子。
然而，这件事日后成了她的罪状，批斗她的时候，说她胆大包天，竟敢伸手要钱造什么反动的大楼。
王文瑞做这些，既是职责使然，也是她想尽力支持张佩珠的工作。
王文瑞和张佩珠共事近30年，可以说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两人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姐妹。王文瑞说，张佩珠是她一生遇到几近无可挑剔的好人之一。
张佩珠几乎没有节假日，不顾家庭、孩子，是一位常年的“住院”医生。她对王文瑞十分信任。医院一遇有抢救病人的情况，她都把王文瑞叫到抢救现场以助她一臂之力，或者请会诊医生，或者给参加抢救工作的人送水送饭，或者做患者家属的工作。
每逢王文瑞在家中，深夜街上有喊“老王”的声音，王文瑞就知道医院又在抢救病人了。有一次深夜王文瑞被喊醒，由工人同志用自行车骑带到医院，一进抢救现场，王文瑞发现张佩珠又在挽袖子，就知道她又要献血了。王文瑞说：“请别人献血，你还要负责抢救！”张佩珠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抽我的！”
遇有医患矛盾，王文瑞挺身而出，保护医护人员躲开。
有一次，医院试验天花粉引产，受术者被感染了，虽经大力抢救，仍不治身亡，医患矛盾一时尖锐。王文瑞站在死者丈夫、子女面前，诚恳地认定是事故。由于她是站在死者家属立场，用感情说话，不回避医院责任，后来取得谅解。公社派大卡车来接送尸体，王文瑞和死者家属坐在卡车上尸体旁，伴送尸体到了公社一村庄。
王文瑞又只身找到公社党委书记，说明事故真相，取得了谅解，当即说好后事处理事宜。公社和家属没有让医院出一分钱。这件事发生时，医院大多数人是不让王文瑞去的，怕王文瑞挨打，但是王文瑞悟出一个道理：错了就承认错误，她是医院的负责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民是通情达理的，不会胡来。
王文瑞在与张佩珠共事的过程中，凡是她提出的为医院发展的事，对人民群众有好处的事，与实验性、示范性、科学研究有关的事，她都予以支持，密切配合，并肩战斗。从调配人员、选拔人才，到做思想工作、处理矛盾，王文瑞都甘当配角、做善后工作，让她牵头大胆干。
1962年，在国家困难时期，张佩珠把多年积蓄的四万元人民币作为党费，委托王文瑞代为转交给中福会当时主管组织工作的一位党员干部，经办人说张佩珠做得很好。
在那个特殊年代，张佩珠被关进私设的，整天见不到阳光的潮湿的小牢房中。王文瑞先被安排在造房工地搬运泥土，干重体力劳动活，还不准干活时喝水。王文瑞因战争年代受伤致残，鼻子不通气，不喝水真是难受。后来，王文瑞被安排在医院洗衣房监督劳动。洗衣房没有机械设备，没有防保措施，她的双手整天浸泡在渗有污血的水中，结果双手被感染到霉菌，一直不愈。
两人成了挨斗时的伙伴。斗张佩珠王文瑞陪批，批王文瑞张佩珠陪斗，小批天天有，大批三六九。有一天，忽然来了一批人马，与院内人马联合批斗她俩。
张佩珠因被用铁丝拴牢的大黑板挂在脖子上，站不起身，只能跪在地上，王文瑞脖子上也被挂了一块木板。王文瑞看见来人中，有当年接受张佩珠党费的那位经办人，心中想，今天自己可以讲话了。
当批判张佩珠交四万元党费是“吃小亏占大便宜”时，那位经办人也站出来说：是的，这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王文瑞一肚子怒气无处发，手指着那人说：当时我把张佩珠的党费交给你时，你说可是张佩珠很好，大家要向她学习，今天你倒来倒去，你颠倒黑白……结果又遭到一片喊打声。她被禁言。
1983年12月28日，医院正在召开职工大会，安排元旦、春节工作。会议当中突然接到中福会来电，通知王文瑞三件事：一是已经给王文瑞办理了离休手续；二是下个月王文瑞的工资在退休职工中取；三是可以马上交接工作。王文瑞说好的，然后继续到会场开会。
第二天，王文瑞正在办公室清理办公桌抽屉，张佩珠兴冲冲地来找她商量工作，见状就说：你在搞卫生大扫除啊！王文瑞笑笑说：中福会让我离休，办交接手续。张佩珠吃惊地“呀”了一声，并说她要到总会去要求王文瑞与她再共事几年。王文瑞说：不要，党员在行动上要听从上级安排。张佩珠一下子就哭了，哭得很伤心，久久不愿意离开办公室。
张佩珠先后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张佩珠患了重病，住进肿瘤医院，王文瑞经常去看望她。
张佩珠病危了，王文瑞去看她，将右手放在她的腹部轻轻按摩，想减少她的疼痛。张佩珠的右手用力握着王文瑞的左手，轻轻问：医院好吗？王文瑞点点头。张佩珠又问：我一生对得起党吗？王文瑞流泪了，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用力点点头。
张佩珠同志一生为人民服务，为妇幼保健事业拼搏奉献，临终前还惦记着事业，怀念着党，她有多么深的党的理念啊！这一场景让王文瑞刻骨铭心。
正在这时，不知是哪位摄影师给她们拍了一张合影。这也是俩人相处30多年唯一的一次合影。王文瑞并不知道合影的事。90年代初期，中共上海市委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展览厅展览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王文瑞在参观时，才发现自己与张佩珠的合影。
王文瑞说，自己沾了张佩珠同志的光，能和她一起以影像出现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展览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