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这一年张一民还在读高小。他参加了读书会，跟一些同学一起，写抗日文章，到街上的商店里，去查日货，抵制日货，不准商人卖日本的东西。
高小毕业之后，张一民进入翠英中学。翠英中学是美国办的教会学校，因为校方不允许学生参加抗日活动，为了继续宣传抗日，张一民和几个同学选择了自动退学。后来经过朋友介绍，张一民进入博济医院学习，再后来又进入济人医院做医助。
在济人医院期间，张一民开始接触到一些中共的地下工作者，虽然当时张一民还不是党员，但大家都很信任他，经常请他到中共办的农民讲习班讲一些医疗知识。
“七七事变”之后，张一民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地下党员单洪。单洪是负责为部队采买药品的地下党，在济仁医院前边是一个药房，叫做鲁南西药社，他为了买药的事来找张一民，然后两人就认识了。
单洪正在准备筹办一家医院，需要用人，他觉得张一民很合适，于是主动提出让张一民加入，和他一起办医院。在济仁医院张一民感觉很受束缚，那里精神上都是教会的那一套。单洪一说张一民就同意了，他也没问什么具体情况，心里想的是，只要能开医院就行。
张一民帮他找了医生，把医院支撑了起来。他刚去的时候不了解，后来慢慢地知道了一些情况。单洪经常到处跑，医院里进进出出好多人，这些人并非都是病人，很多都是来找单洪的，单洪对人介绍这些都是他的同学，但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同学呢？后来大家都熟了，彼此都信任了，单洪才告诉张一民。那些人实际上都是地下党员，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占领济南，党组织撤到泰安，准备发动游击战争。这个时候省委书记黎玉和副司令赵杰，还有司令员洪涛到了徂徕山。他们当时先到的徂徕山的大寺，因为那里离敌人的公路太近，不安全，于是转移到了光化寺。
因为怕韩复榘的军队把医院抢了，于是张一民把医药全部转移到刘杜的南山，单洪的一个亲戚家里。张一民一个人留守在那里，同时为当地的老百姓看病。
后来刘少傥和赵玉也到了刘杜镇，他们发现医院已经没有了，听说医院转移到了南塘，跟着也到了南塘。两人跟张一民汇合后，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在刘少傥和赵玉的帮助下，张一民连夜把药品运到了徂徕山。
几人是晚上到的徂徕山。路上走了一夜，张一民穿的是大褂长袍，晚上那个小路有酸枣树，把衣服挂得都破了，好容易到了徂徕山。光化寺外边有两个站岗的，一喊要口令，张一民懵了。幸好刘少傥他们知道一点，就答应了。刘少傥说我们来集合的，我们和张医生一块来集合的。
这两个站岗的，一个是北大的，一个是天津的，两个女同志，拿着一个马拐子，就是那种短的枪，两个人拿着一个枪站在那里。这第一个人就是杨纯，她解放以后是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另一个是孟英，她是天津的，后来做了宣传科长。
张一民到了司令部以后先是当医生，接着当卫生处长，再后来是负责人。从徂徕山下来以后，来医院看病的人多了起来，人手渐渐不够用了。于是医院就找了部队上的一些女同志去值班。可是她们都没有受过培训，连换药这种小事也不会做，看病的来了，她们根本帮不上忙，只能在医院做一些杂事。
后来来了一个叫韩豁的女同志，她是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学生，韩复榘的亲侄女，她跟着共产党走。韩豁虽然学过一点基础课，但并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医学，在医院能做的很有限，所以最后她也离开了。
再后来慢慢地，到了梁庄以后组织发展了一个女医生，后来又发展了一个牛医生，这样医院人手紧缺的压力暂时得到了缓解。刚开始用的药都是张一民从刘杜那个医院带去的，没有补给。后来大部队在莱芜会师，医院才买了八毛钱的阿司匹林，那时候没钱。
1939年罗荣桓的115师来到了山东。平型关一役日军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对于115师鬼子是心存畏惧的。后来，徐向前走了，由罗荣桓整个负责，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黎玉则任副政委兼战工会的主任，那时候战事工作委员会就等于现在的省政府，所以黎玉算是第一个省主席。
1943年，在日寇的封锁下，胶东根据地通往外界的补给线路全部被切断，军需药品和医疗器械供应更是紧张。为能够拥有自己的制药工厂，给抗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参谋长贾若瑜决定成立自己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机构。
同年11月，在时任胶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张一民的协调下，刘浪、董永芳、董星伍等18名有一定医药知识的八路军战士，来到原牟平县后垂柳村，成立了一个制药小组，在这里进行药品的研制和生产。这就是山东新华制药的前身。
几个同志开始研究制药，其中一个是曾梅婷（音），一个是刘浪，一个是董云芳，还有一个是董星伍。刘浪原来是搞药材的，董云芳、董星伍等人则是搞药品收发的。后来董云芳他们几个成立制药组，做一些研究，从那以后董云芳一直在做制药研究，慢慢地有了制药小组，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开始是中药，后来是西药，还有麻药，其他的像化学药品等，都制造出来了。
抗战结束之后，疫苗等稀缺药品才从东北运进来。日本投降以后，部队从大连请了一批日本专家和一些医生，都是很有名的一些人。他们原来所在的这些医院都是地方上的官办医院，并不完全是属于军队的。
来了以后，这些人都有些恐慌，张一民等人就再三地给他们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仇恨的，你们是日本人民，我们对日本人民都是欢迎，都是受害者，我们是受害者，你们也是受害者。然后张一民等人请他们吃饭，那时都是四大碗，多半是鸡、鱼这些东西。
这样一讲，这些人都哭了，都流泪了，他们本以为自己会被当犯人来整的。结果医院的这些专家在这个地方都卖命地干。这是我方对待人民的态度，效果非常好。在那儿学得很快。这些医生直接带着药厂的一些干部讲课。药厂请了两个懂日文的同志来做翻译，很起作用。我们的干部学得很快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