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冒了，嗓子痛，头也疼。"他踮脚把医保卡推过柜台，声音还带着变声期的沙哑。店员瞥了眼这个够不着柜台的男孩，指尖在键盘上翻飞："要见效快的还是温和的？"没等回答，各色药盒已在玻璃台面上堆成彩色丘陵。
杨天盯着那些烫金药盒上的外文说明，像面对天书。店员的笑纹里藏着刀光："这个消炎，那个止咳，搭配吃三天准好。"扫码枪的红光扫过19盒药，总价1760元的数字跳出来时，杨天正盯着门外梧桐树的新芽——那抹绿多像去年春游时，班主任说的希望的颜色。
回家路上，塑料袋勒得他手心发红。父亲杨先生看到药山时，紫砂壶盖哐当撞在桌沿。"谁让你们卖这么多药给孩子的？"药房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店长正在整理处方单，"价格都标着呢，自愿购买。"玻璃柜台映出杨先生扭曲的脸，像哈哈镜里的怒目金刚。
这场荒诞剧在法律条文里早有伏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如未拆封的药盒，静静躺在法典里。杨天作为消费者，本该拥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可那些拗口的药名与外文说明，在他12岁的世界里不过是彩色积木。更遑论《未成年人保护法》筑起的堤坝，在利益洪流中溃不成军。
"我们按症状给药。"药房的辩解轻飘飘的，像随风散的柳絮。可《药品管理法》第十三条明明写着：销售者须准确提供药品并说明用法。19盒药的用量足够治愈整个班级的感冒，店员却忘了最该开的其实是"责任心"这剂良药。
杨先生举报后的第七天，监管部门来人时，药房门前的电子屏正在滚动促销广告。穿制服的调查员在货架间穿梭，如同在迷宫中寻找真相。街坊们聚在橱窗外观望，张阿姨摇着蒲扇："现在药房比超市还会推销，上次我买钙片，非塞给我三盒维生素。"
网络上的声浪更高。有母亲晒出孩子被推销的儿童保健品，有老人展示买降压药搭售的护肝片。
四月的晨雾里，杨天终于康复。他站在阳台看上学路过的同学，书包在晨光中跳跃。父亲把剩下的药整理进纸箱，药盒上的日期新鲜得刺眼——这场春天的感冒，竟让某些东西提前过期。
相关部门最终认定药房存在过度销售行为，处罚通知贴在药房门口那天，电子屏换回了天气与用药提示。杨先生没再去理论，只是把经历写成帖子："我们教会孩子警惕陌生人，却忘了告诉他们，穿白大褂的也可能藏着陷阱。"
这起事件像片退烧药，让社会暂时退热。可当我们在药房遇见推销时，当孩子在柜台前迷茫时，需要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是医者仁心的回归。毕竟，药箱里可以没有19盒感冒药，但人间不能没有良知这剂万能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