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他是中共特科秘密党员，潜伏于中统、军统、汪伪政府、又莫名其妙的成为共产国际情报人员，身“兼”五个特工身份，他的一生精彩绝伦。充满传奇色彩。他就是潘汉年、李克农领导的秘密党员袁学易，曾用化名曾达斋、袁 殊。

在川剧里面有一项绝活叫“变脸”，而本文的主人公袁学易，就如同川剧变脸，一变再变，让人眼花缭乱。

袁学易（后排右一）在日本时合影

翻开袁学易的档案：他曾是进步的左翼文人，却突然成为国民党中统的特务骨干；又摇身一变，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的情报人员；又因卷入所谓共产国际“怪西人案”，又莫名其妙的成了共产国际的情报员；抗战爆发，袁学易再次“变脸”，成了军统的少将情报组长；因军统特务王天木的叛变出卖，又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

然而，公开出面来营救他的，不是军统和中统，而是日本特务机关。 他还受邀率团访问日本，受到日本首相阿部及军部首脑的接见。之后，他再次“变脸”，成了汪伪国民政府的高官，官至汪伪国民政府的中央委员、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更为奇葩的是，抗战胜利后， 汪伪政权中人大都因充当汉奸而惶惶不可终日。袁学易却再次摇身一变，成为军统的抗战功臣，被蒋介石委任为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第五纵队中将指挥、军统站站长；戴笠亲临上海，准备亲自召见袁学易。然而，袁学易却不辞而别，销声匿迹。

这一销声匿迹， 便是近四十年。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四日，《新华日报》 刊发的一篇新闻通讯， 让消失了数十年的、 活着的袁学易重返人间。 人们这才知道， 这个与中统、 军统、日伪、共产国际，都有着密切关系的袁学易， 其实，早在 1931 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央特科成员， 一直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此后， 关于他的传奇经历， 进一步得到公开。时至今日，袁学易的档案彻底解密，他的种种传奇故事， 被广为流传。然而， 笼罩在他身上的层层迷雾，很长时间，却并没有被完全厘清。 全国解放后，人们在对他“五重间谍” 传奇身份津津乐道的同时，对其进行政治定位的天平，却一直因为“潘汉年冤案”的牵扯，摇摆不定。袁学易到底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还是国民党特务、或者是日伪大汉奸 ？本文用一万三千多字的篇幅，为你深度解密。

袁学易1927年北伐途中摄于皖赣边境

一九一一 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袁学易出生在蕲州东长街，其父袁晓岚是中国同盟会会员。 袁学易读书“过目不忘”， 加之袁父对其要求非常严格，袁学易打小就立志“干大事”。他为了生活曾做过苦工，当过学徒，深知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这更坚定其“救民于水火”的志向。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十四岁的袁学易参加了上海市轰轰烈烈的工人大罢工、商人罢市和学生罢课的大游行。两年后，满怀热情的袁学易投身北伐。然而，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进步青年遭到迫害。至此，袁学易对国民政府失望之极，于是，辗转去日本学习新闻学，期间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

袁学易在上海主持创办的周刊《文艺新闻》

一九三一年，年仅20岁的袁学易回到上海，主持创办了进步周刊《文艺新闻》，并且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积极向共产党靠拢。在此期间，袁学易不顾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政策和威逼利诱，率先在《文艺新闻》披露了左联五君子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引发社会强烈反响。此间，袁学易还写出版了著作《报告文学论》，成为中国报告文学专论第一人，为中国新闻事业作出了理论贡献，袁学易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胆量和才干，引起了中共特科负责人潘汉年的注意。

一九三一年十月， 袁学易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年 20 岁。潘汉年将他带入中共中央特科，潘汉年要求袁学易，加入特科后，就要褪去一切色彩，成为灰色人物。这意味着，袁学易要停办自己呕心沥血创办的左翼文联刊物《文艺新闻》，退居幕后，开始秘密工作。潘汉年告诉袁学易，以后中共党员王子春就是他的单线联系人，遇到难以抉择的事情可以请教王子春。不就，潘汉年就向袁学易下达了打入国民党高层、长期潜伏的秘密任务。

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潘汉年

为了完成潘汉年布置的任务，打入国民党高层。袁学易找到了自己的表兄、国民党党政要员贾伯涛。当年正是靠袁学易父亲的推荐，贾伯涛才进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一期毕业生，贾伯涛毕业后，深受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将他留在身边，担任侍从参谋。

袁学易表哥贾伯涛

之后，蒋介石安排贾伯涛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办公室机要参谋，第二十师政治部主任，不久，升任北路军总指挥部少将政治部主任。北路军改编为第三十二军，任军政治部中将主任。一九二八年转任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中将主任，一九二九年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中将主任，兼湖北省党部整理委员会常委、组织部长。在当时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中，贾伯涛也算是“”吃得开“”的大人物。

在贾伯涛的牵线下，袁学易认识了上海社会局局长、中统特务头子吴醒亚。吴醒亚与袁学易父亲袁晓岚也有特殊的关系。吴醒亚是湖北黄梅人，早年从湖北到上海的时候，曾受惠于袁学易的父亲。当时，袁学易父亲、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袁晓岚在国民政府做官。在袁晓岚的指点帮助下，吴醒亚才去广州投奔了陈立夫，在陈果夫的扶持下，吴醒亚历任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第三十七军政治部中将主任等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任国民政府安徽省委员、安徽省民政厅厅长。一九二九年八调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一九二九年底，升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所以吴醒亚对袁学易的父亲很感激。

由于袁学易有这两层特殊关系。吴醒亚对袁学易非常照顾。这样，袁学易顺利跨进了中统的大门。

时任上海民政厅长的中统大特务吴醒亚

袁学易进入中统之后，为了取得吴醒亚的信任，袁学易针对吴醒亚当时的主要工作——镇压学生运动和工潮。写一份《工作意见书》交给他。此举，让吴醒亚看到了袁学易的才华。当时，吴醒亚还兼任着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常务理事，对上海文化界的大小事情也非常关注，他也正急需一个文笔好，有才华的人，帮助他控制上海文化界。

于是，袁学易成为吴醒亚最信任的御用文人。一九三三年，吴醒亚在陈立夫、陈果夫的支持下，秘密成立中统CC系秘密组织“干社”，袁学易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正式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

吴醒亚认为袁学易有才干，有思想，于是，又安排他就任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以此公开身份为掩伏，从事中统特务的情报工作，由于有了这个公开的身份，袁学易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广泛接触政府高层，为中共获取情报。

一九三八年四月，日本在中国建立了外交口的专门特务情报机构，由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统领，称“岩井公馆”。“岩井公馆”的特务工作主要为四方面：政治、情报、文化、武装。四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在“岩井公馆”的四幢楼房内工作。这时的袁学易在中统正是风生水，他的身份和才干被岩井公馆的统领人岩井英一看在了眼里。岩井英一做情报工作多年，在他看来在收集中国情报方面，他相信中国人比日本人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袁学易身上。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上海、东京各大报刊上同时刊登了一篇署名严军光的文章，题目为《兴亚建国论》，文章中大肆宣传“中日亲善”的言论，这个严军光就是袁学易。岩井英一对这篇文章十分满意。

在岩井英一有意识的接近下，袁学易和他慢慢熟识了起来。不久之后，岩井英一就对袁学易提出，要每个月给他200元的“交际费”，帮助自己搞情报。随即，袁学易将这件事情向自己在中央特科的联络人做了汇报，由于这是打入日本特务机关的绝佳机会，中央特科立即表示同意。接着他又将此事汇报给了自己在中统的上司吴醒亚，吴醒亚更是乐不可支，满口答应下来。就这样，红色特工袁学易拥有了三重特工身份。

日本上海大特务岩井英一

当时， 中日正在谈判， 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 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学易有岩井这个渠道， 消息又快又准，立即成了中统红人， 在上海滩也有了名气，吴醒亚也对袁学易刮目相看。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两年内，袁学易获得了日本人的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他把这些情报源源不断的的分送给中共与中统。由于这些消息准确及时，中统头目吴醒亚对袁学易大加赞赏。

袁学易成了上海滩的知名人士之后，青帮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一九三四年五月，上海青帮大佬曹幼珊托弟子带话给袁学易，想收袁学易为关门徒弟。曹幼珊是青帮中辈分比黄金荣、杜月笙还要高的“大字辈”长老。这样，袁学易成为曹幼珊关门徒弟，在青帮中的辈分是与黄金荣、杜月笙平起平坐。打这之后，袁学易的身上多了一层帮派的保护色，对获取情报就更加有利。

不久，袁学易以青帮身份找到杜月笙，办起了《时事新闻刊行社》，杂志一出版，给社会上和青帮内部，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杜月笙主动与袁学易交朋友，于是，袁学易有成为杜月笙的常客。此时， 戴笠为获取日伪情报，急需在上海招募情报人员。但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日本关系的人。戴笠拜访杜月笙，杜月笙提醒戴笠说， 青帮有一个叫袁学易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 于是，戴笠亲自登门拜访袁学易。袁学易感到事关重大，立即请示潘汉年。潘汉年认为，机会难得，要袁学易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袁学易创办的《时事新闻刊行社》

戴笠给袁学易安排了两项任务： 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 二是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都必须坚持留在上海。 就这样，时年 26 岁的袁学易又变身军统特务，多了一个军统的身份。这样，袁学易成为拥有“四重身份“”的特工。

1935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奇案“怪西人案“”。据《申报》8月24日报导:"上海怪西人，又称神秘西人之约瑟夫-华尔顿，前因勾结刘燧元、萧柄实、陆海防等组织机关，刺探中国关于政治上及军事上之秘密，报告第三国际案发，经淞沪警备司令部于本年五月五日派探将陆海防捕获，继由陆自首指供，先后捕获约瑟夫-华尔顿，由于袁学易的中共地下党联络人，调去了共产国际工作，并担任华尔顿的助手，袁学易被偶然牵扯到“怪西人案“”。于是，袁学易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苏联远东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这样，袁学易拥有了五重间谍身份。

袁学易的多重身份是为中共特科服务的， 他通过各种关系获取来的情报首先是向中共汇报， 国共合作期间的日伪情报，也部分向军统、中统汇报。长期以来，袁学易利用其特殊身份，默默地为党的事业服务，他所做的大量的工作，都是秘密工作，是党的高度秘密，不为人知。但也有几件大事件，曾轰动全国——

1938年2月，日本外务省上海总预事馆恃别调查班负责人岩井英一。应负责汪精卫工作的影佐大佐的妻求，组织一个亲日的华人玫党，为日军服务。岩井英一确定以袁学易为中心的兴亚建国运动为新建政党主体，并推举袁学易为兴亚建国运动的负责人。据日军档案记载，当时兴亚建国运动，总人数已达到40万人（见中国社科院福研究院福研究院房建昌的《从日伪档案看岩井公馆与兴亚建国远动始末》一文），其规模之大，可见一斑。为迷惑日伪，取得日本人的信任，经中共党组织安排，袁学易受命在在“兴亚建国运动”总部，安插了大量的共产党人。在袁学易的安排下，潘汉年也成为在“兴亚建国运动”总部的顾问。

9月，日本外务省出版的《调查班一号》称，以兴亚建国运动为主题的政党组建，条件已经成熟。为了让日本政府了解．岩井带运动高级干部八名赴东京，日本政府对这访日非常重视，初步安排拜见了阿部信行首相、及杻密院议长近卫文磨，和陆、海、外务三省首脑，与袁学易的访问团见面。于是袁学易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带着极其秘密的重要任务来到日本。

1940年2 月，因周佛海的强烈反对，岩井决定不再组织政党，转向换为文化思想活动，加强对重庆的全面和平呼吁．除了机关杂志《兴建》，另外创刊大型《新中国报》月，支 那派遭军总司令部思想班任主过政信强烈支持兴建运动，在隶属师团长会议上，板垣征四郎总参谋长认为其乃对重庆思想工作的核心。

据周佛海日记6 月3 日条记载：下午．会晤日人岩井及袁学易，兴亚建运国动之目的。拟组建大众党，为本人所阻。今日不期而遇，托本人帮忙。与其逼其为敌，不如联之为友，因允援助。＂，该日记7 月 18 日又记载：今见岩井、袁学易，兴亚建国本部之分子，于以奖励，井允给月三万．今后此一部人，至少不至反对行辈也“。8 月 14 周佛海记载：岩井英一来见．谈兴亚建国同盟与国民党关系。”

由于周佛海反对组建大众党，在岩井英一的授意下，袁学易发表《告兴亚建国诸同志书》，宜告兴建救国运动结束。于是，兴亚救国运动成员与汪精卫的东亚联盄总会合流。袁学易等人进入汪伪国民政府高层，袁学易出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中南清香区政治工作团长、党务办事处主任、镇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江苏省教育厅长教育学院院长等职，袁学易成为了名噪一时的“大汉奸”。

中共地下党人陈孚木

我们回过头来，说说一说，袁学易做的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这件大事，与我们已经说过的，岩井英一联系日本政府，将袁学易的“兴亚救国运动”高层，带到日本的事情有关。

在东京，袁学易与同行的中共红色特工陈孚木一起受到日方高规格的接待。袁学易因为身肩重任，也顾不了当年留学时曾因抗日而被日本武装驱逐出境的愤怒， 与日本高层交朋友。当时日本在中国已打了两年多，已是外强中干。战略物资早已供不应求。战线越拉越长，兵源越来越少。在日本，到处看到在田里劳作的都是老人和妇女。日本“以战养战”、 “以战谋和”的战略思想，就是想以扩大战争来解决内外矛盾，当时，这种思想在日本国内已成为朝野共识。

日本激进派军人向天皇提出了“北进”还是“南进”两种思路。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陆、海、空三军之间早已吵得不可开交。 所谓“北进”，就是主张日军占领中国后北攻苏联，以独霸亚洲； “南进” 则是主张占领中国后向东南亚扩张，以独霸西太平洋。随着当时日美、日英、日苏之间矛盾的发展，日本未来的扩张趋势，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袁学易和陈孚木把自己的目光死死盯在了这个“焦点”上。 无论是接见、宴请、参观，还是与日本军方交谈，他都把注意力放在捕捉外交辞令中所表达出来的某种思想、 观点和情绪上。 例如外务省接见他们时，日本外相野村吉三郎“亲切”地和他们谈话， 袁学易从谈话中得出结论是：日美关系正在恶化，并判断出影响日本在东亚称霸的对手就是美国。

当时的日本， 陆军和海军、空军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战争中，日本参谋总部将陆军作为主导， 海军、空军都是配角。1938 年 7 月底 8 月初， 日军在中、苏、朝交界处的张鼓峰向苏军挑衅，1939 年 5 月， 日“满”军又在诺门坎向苏联和蒙古进攻，在苏军强大攻势下，日本战败求和； 日本的陆军两次进攻苏联都尝到了苦头，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地“北进”。

1939 年 8 月 23 日， 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9 月 1 日，德军进攻波兰； 威逼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等国， 而英、法两国于 9 月 3 日分别对德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

二战爆发对日本来说， 被认为是向外出兵的“天赐良机”。所以日本军方的宣传局长石岛和中国课长吉野在接见袁学易时， 谈话中毫不掩饰其好战姿态。袁学易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感到“北进”是啃硬骨头，捞不到什么油水，而英法已无力在远东地区再打一场战争， 因此， “南进”才是日本扩大战争的首选目标。

时任日本首相的阿部信行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和杻密院议长近卫文磨也接见了袁学易，这算是最高规格了。他俩的谈话内容就代表着日本官方的意向。 阿部和近卫的谈话，更引起了袁学易的注意。特别是通过到访日本官方通讯社和几家大报的编辑部，在与新闻官员和记者们的接触中，袁学易在自己的头脑里逐渐形成“日本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很可能是南进”的评估推断。 他还从一位刚由中国前线回来的日本记者那里获悉：有两个日军师团正在海南岛山区进行热带丛林战的演习，还有一位吹嘘日本正在建造两艘巨型“航母”， 每一艘都是按照能对付美国两艘航母的标准设计的。

日均两个师团正在海南岛山区进行热带丛林战的演习

袁学易虽然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但他把看到的听到的情况，经过思索、判断， 然后牢牢记在心里。 回到上海后，他就迅速整理成书面报告，向潘汉年汇报。1941 年 7 月 10 日， 潘汉年将袁学易发来的情报直接转送延安。这一重大的战略情报，果然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将其发给斯大林。

此后袁学易更进一步留心与日本人交谈的片言只语， 捕捉有用信息。在一次与日军海军特务金子大佐吃饭时， 金子无意中透露了一位他们都熟悉的日军陆军中尉即将开赴安南（越南）作战的信息。 1941 年秋日军换装时，驻苏州的部队应换冬装而士兵们领到的却是夏装，这无疑是告诉袁学易这支部队将向南方调动。袁学易准确地判断出日军即将“南进”。于是，他向潘汉年汇报了自己的判断，不久，中央再次将袁学易的情报发往苏联。

斯大林领导的莫斯科保卫战

1941 年 6 月 22 日， 德国开始实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 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 而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芬兰等国随即向苏联宣战。 苏德战争爆发。 7 月 9 日， 德军从各个进攻方向急速推进，起初苏联遭受了重大损失。斯大林从中共得到日军“南进”的情报，而非北上，不会进攻苏联，于是斯大林就放心地把苏联囤积在远东将近 100 万的精兵中抽调 50 万，最多时抽调80 万，全部调到苏联西线与德军作战。1942年 4 月 20 日斯大林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 1943 年 2 月 2日取得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完胜， 成为欧洲战场的战略转折点。袁学易的情报对苏德战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朱德曾评价袁学易，称他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袁学易的默默无闻的谍海生涯中，还有一次事件是因为当时“怪西人案”，而闹得全国沸沸扬扬。

在袁学易的潜伏工作如鱼得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意外。起源于军统方面，戴笠的军统湖北站逮捕了一名共产党员。面对军统的威逼利诱，这名党员变节叛党，并带领军统的人诱捕了中共方面的交通员陆海防。根据陆海防的口供，军统顺藤摸瓜，很快就抓获了共产国际中国总支部的负责人华尔顿。

共产国际在华情报网负责人华尔顿

关于华尔顿的身份，笔者查了许多档案资料，都语焉不详，最后在王正兴、卓朝阳著作《这才是战争》中，查询到关于华尔顿的身份。华尔真名叫雅科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布罗宁，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中负责军事情报工作的四局里的特工，军衔是上校。因为当时苏联原先在上海的主要情报力量都已转移，于是华尔顿只能通过陆海防重建了苏军领导的“共产国际”在华情报网，并以陆海防作为华尔顿的核心助理，负责与打入敌内部的各地情报人员联络。

而和陆海防联系的共产党人中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三军的上校参谋陈绍韩；另一个就是蒋介石武汉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刘燧元。陆海防供出刘燧元的妻子要到上海来与丈夫会合，戴笠便设下埋伏，准备在旅馆抓捕刘燧元，但刘燧元发现情况不对，已经转去泰山冯玉祥处。戴笠派人在东亚饭店附近盯梢，已经不可能抓住刘燧元了。

中共地下党人刘燧元

但是，戴笠却歪打正着。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陆海防违反了情报人员的基本原则，听说武汉来人，他急于得到其弟弟消息，竟然自己跑去东亚饭店看望刘燧元妻子。1935年5月5日，陆海防从刘燧元妻子房间出来时，被守候已久的军统盯住。军统的人根本没想到自己即将抓住一条大鱼，还以为这人必是刘燧元。

当陆海防踏上人力车时，军统沈醉手下的特工上前喊道：“刘先生，请留步。”没想到这个从事了这么长时间情报工作的资深交通员陆海防，却惊慌失措，居然回头说道：“我不是刘先生。”军统哪里会管他姓不姓刘，先抓了再说。当时负责抓捕的人是军统大特务沈醉。 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让抓他的军统老特工都不敢相信，只是吓唬了几句，陆海防就什么都招供了。当场表示愿意马上带军统特工去抓捕华尔顿。

沈醉其实也被这个陆海防搞得半信半疑，沈醉在他的回忆录中称：我抓了那么多共产党，从没见过这么快就叛变的叛徒。

上海提蓝桥监狱旧址

华尔顿被捕后，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但是他软硬不吃、一言不发，问他任何问题都不回答。这样，不但他的地址查不出来，连他的国籍、姓名都不知道，而军统方面只能从陆海防的招供中得知华尔顿是共产国际的人，却不知道其实是苏军高级特工。也因为华尔顿的一言不发，反而在当时造成了世界舆论的轰动，媒体因此给这位一言不发的特工起了个名字：“神秘怪西人”，这个案子也因此被称为民国最神秘一案。在法庭上，华尔顿当着指认他的陆海防，用英语怒斥：“叛徒！”接下来就再也不发一言。

1935年8月24日，湖北高等法院开庭审判“怪西人案”，最后判处华尔顿有期徒刑十五年。但是被陆海防出卖的第三军参谋陈绍韩却没有刘燧元和瓦尔敦的好运气，他因为潜伏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引起蒋介石震怒，虽然朱培德出面营救还是未能成功，很快就被处决。

华尔顿入狱后，苏军情报部门全力营救，但是无论巨款暗赎、求助中共地下党、还是发动鲁迅等左联文化人士公开施压，均告失败。这时，让人更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苏联方面为了营救这个华尔顿，不惜打出手中的王牌，那就是蒋经国。

上海报纸报道的“怪西人案”

1925年10月，年仅15岁的蒋经国成为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前往莫斯科。可是因为他家老头子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政变，蒋经国成为苏联人手中的奇货，从那一年起开始享受“特殊照顾”。斯大林这个人向来采取的是实用主义。在斯大林看来，蒋经国就是一颗棋子，一颗和蒋介石打交道时，可以待价而沽的棋子。

1936年西安事变后，面对日益增长的中日战争危险，蒋介石急需苏联援助，而日本战略重心南下可以减轻苏联在远东的压力，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于是蒋介石派中统的张冲前往苏联，与苏联代表最终达成秘密交换协议：蒋经国由苏联返回中国，华尔顿由新疆返回苏联。3月25日，蒋经国离开莫斯科回国，华尔顿也于1937年12月经新疆返苏。

怪西人案，本来与袁学易毫不相干。华尔顿隶属于苏联红军情报部。而袁学易则属于中共中央特科，其身份也是高度保密的，两人没有交集。那么，这个奇怪洋人是怎么牵连到袁学易的呢？

蹊跷就在华尔顿随身携带的一个笔记本上。军统局的特务们通过仔细的查找，在这个笔记本上赫然发现了袁学易的联系方式！于是，军统特务立即派人将袁学易抓了回来。可袁学易此时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糊里糊涂地成了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

原来，不久前袁学易在与潘汉年安排的联络人王子春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学习，临行时因时间紧迫，未能与袁学易见上面。王子春曾托夏衍联系中共，而夏衍将亲笔信交给了当时特科在上海的负责人蔡叔厚。

著名左翼文人、中共人员夏衍

而夏衍并不知道，此时的蔡叔厚已经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去工作了，属于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蔡叔厚认为远东情报局需要袁学易这样的人才，于是就将袁学易上报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情报人员。还为袁学易安排了新的上线接头人。但来不及联系袁学易，就发生了“怪西人案”。

袁学易就这样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正式成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人员，而华尔顿的助理陆海防正是共产国际安排给袁学易新的上线联络人。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共产党员蔡叔厚

陆海防，又名陆遂初，北平师范大学毕业，黄埔军校四期，湖南人。北伐战争期间到武汉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在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潜至上海，后在方文的引荐下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1933年，约瑟夫·华尔顿接替佐尔格的工作，陆海防为他的下属，主管情报资料整理，收集，是华尔顿的贴身助手。

无可奈何之下，袁学易只好称了自己为了金钱，在为共产国际做过事，但是对党内的秘密却坚不吐实。他仅仅只在交代材料中写了这样两句话：“希望蒋先生正视抗日事实，以民族大义为重。”除此之外，别无他言。

好在戴笠也认为袁学易是青帮的人，就是一个出卖情报的贩子，为了钱财给共产党提供过情报，于是结案。袁学易被判刑2年半，发往原籍湖北服刑。袁学易的父亲袁晓岚当时在国民党驻上海机关担任要职，得知袁学易被收押的消息之后，袁晓岚不顾重病找到陈立夫求情。碍于陈立夫的面子，加上戴笠并不清楚袁学易的真面目，所以，戴笠仅仅将袁学易在反省院关了8个月，就让他保释出狱了。

这个时候，潘汉年已经回到上海出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两人见面后，潘汉年表示以后袁学易的单线联系人就由他亲自担任。出狱后，袁学易又开始做自己最擅长的新闻工作。他一方面为郭沫若和夏衍的《救亡日报》工作，一方面以英国人的名义创办了一份《译报》，借此从外国的新闻社获取有价值的消息。

袁学易创办的《译保》

在袁学易的一生中，大多数时间是默默无闻的为党工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他也干了一些震惊全国的大动作——

1937年底，中日战局更加紧张。12月中旬，潘汉年撤离到香港，戴笠也准备离开，当时，袁学易已受潘汉年之命加入军统。临行前他向袁学易交待了一个新的任务。继续潜伏军统，恰在此时，戴笠让袁学易在上海成立一个秘密特别行动小组，这个特别行动小组的任务就是打击汉奸、袭扰日军后方。直接参与抗日行动，对袁学易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不过领命之后袁学易却犯了难，因为行动组从事的爆破、暗杀这一套，他从来没有干过。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于是袁学易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王亚樵，当时王是铁血锄奸团团长，有“暗杀大王”之称。

王亚樵对惩治汉奸非常乐意。王亚樵命的手下杀手王铁民加入袁学易的行动小组，这个王铁民一直追随王亚樵，参与过多次震惊中外的暗杀活动。通过王铁民，袁学易很快组织起了抗日特别行动小组。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袁学易决心一定要对日军还以颜色。几经商议，袁学易和王铁民决定炸掉当时位于虹口的日本海军军火仓库。

日本海军军火仓库，当时设在“本田纱厂”的后院。袁学易和王铁民化装成纱厂的职工，偷偷溜进纱厂侦察地形。他们发现，纱厂和军火库之间有一个高高的围墙，墙上还装有电网。

唯一的出入口，有卫兵把守，必须出示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出。用什么方法才能进去呢？袁学易派人侦察后，发现只有一个当伙夫的中国人可以自由出入。于是袁学易派王铁民化装成黄包车夫，以帮助买菜为名出面与那个伙夫搭讪，一来二去，王铁民与伙夫混熟了。经过大半年的准备，袁学易决定行动了。他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药交给王铁民，王铁民将炸药藏在送给伙夫的菜筐内，由伙夫带进库房，为了事发后不让这个无辜的伙夫受到牵连，他们及时安排了伙夫的转移。

待到深夜，一声巨响把日本海军仓库给引爆了，冲天大火划破夜空。这次行动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国内各大报刊均予以报道。事后，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够查出真相，只好对外宣称：“此次不幸事件，经查系内部人员不慎点燃汽油导致。”

远在重庆的戴笠听说这件事后，对袁学易大加奖赏，1939年5月，戴笠电召袁学易去香港参加军统局的骨干会议，会上对袁学易进行了嘉奖。袁学易借机在香港见到了潘汉年，向潘汉年汇报了自己的工作。

离开香港前，戴笠也单独召见了袁学易，并布置了一个新任务。这个新任务要比炸毁日本海军军火库还要凶险万分！那就是暗杀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

汪伪大汉奸李士群

李士群，生于1905年，是浙江遂昌人。李士群早年间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院、上海大学学习。1927年，李士群从上海大学毕业后，曾前往苏联留学。第二年，李士群从东方大学结业回国，并在《蜀闻通讯社》担任记者。期间，李士群利用职位之便，一直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捕，因受不了严酷拷打叛变，成为国民党情报局一员。李士群被中统释放后，一直为中统收集情报，因地下党员不知道李士群已叛变，而李士群为了怕给自己添麻烦，也尽量隐瞒了与他有联系的地下党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士群与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勾结，成立了臭名昭著的“76号”汪伪特工总部，为汪伪政府卖命。在“76号”，李士群残酷的迫害抗日军民，还致使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时任军统局长的戴笠，因此对李士群恨之入骨，交待袁学易一定要设法除掉他！

袁学易接待任务后开始着手策划除掉李士群的行动，这次他决定用对付日军军火库同样的手法，炸毁汪伪76号特工总部。由于袁学易与李士群同为汪伪政府官员，他找了个理由特意上门拜访了李士群，在拜访的过程暗暗记下了76号的地形，回家后画出了一张详细的图纸。

这次袁学易打算安排王铁民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好地道，之后埋上烈性炸药，这样只要引爆炸药就能把“76号魔窟”炸个底朝天。然而，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准备炸毁76号时，时任军统上海区区长的王天木却投敌叛变，并且将袁学易的计划和盘托出，李士群当即就带人抓捕了袁学易。

汪伪大汉奸丁默邨

袁学易被带到76号后，坚决否认，汪伪特务丁默邨主张杀掉他，李士群则想留着袁学易以供利用，但是不管李士群对袁学易如何威逼利诱，袁学易都坚决不从。于是李士群只好拿出杀手锏——日本人来威胁他。

可袁学易一听李士群说日本人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加轻松，甚至主动提出要见一个日本人岩井英一。一听到要见岩井英一，这就把李士群给震住了，他当然知道岩井英一是日本外务省驻上海的特务头子。坚称是日本谍报人员。在摸不清袁学易真是身份的情况下，李士群只好按袁学易的要求，为他安排洗澡，端酒上菜，派人通知袁学易的妻子马景星送来换洗衣裳。

趁着妻子来送衣服的当口，袁学易暗示她去找潘汉年。得知情况后，潘汉年告诉袁学易妻子马景星：打电话请岩井救人。

得知情况后，岩井英一立刻打电话让李士群放人，并且派人直接将袁学易从“76号”接回了自己家，酒饭招待、岩井英一为什么要救袁学易呢？我们前面讲过，岩井英一统领的“岩井公馆”是当时日本人在上海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刚刚建立的时候，岩井英一急需招揽中国人来充当自己的情报人员，由于袁学易懂日语，在中国还有广泛的人脉，，岩井英一就将袁学易发展成为日本特务。

袁学易在回到解放区前，还做了几件大事。这事曾在中共内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驻港英军一万多人在日军的空袭和炮击下，扯起了白旗，香港沦陷。与此同时，袁学易接到情报，汪伪政府的几个主要人物已经飞往香港，诱骗拉拢那些滞留在香港的知名人士到南京与汪伪政权合作。潘汉年也接到周恩来发来的急电，要求他紧急转移滞留在香港的进步人士。袁学易和潘汉年一合计，以想调回在香港的爱国人士及中共党员来增加上海的力量为由，找到了岩井英一。

岩井英一当然不疑有他，立刻开出了大量的通行证，袁学易和潘汉年就用这些通行证，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南京中央伪政府垮台。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国民党官员开始争抢敌产发“胜利财”。

袁学易赶紧和中共秘密党员翁从六等人一起把岩井公馆所属10多个单位，价值近千万元的财产集中起来，避过了国民党接收人员的侦察，全部交给共产党党。又把岩井公馆的一栋房屋，以及所属印刷厂的厂房、机器和器材，全都交给了《新华日报》使用。

当时的上海岩井公馆旧址

袁学易成为军统的抗战有功人员，被蒋介石委任为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第五纵队中将指挥、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 戴笠亲临上海，准备亲自召见袁学易。然而，袁学易却不辞而别，突然人间蒸发。

原来，袁学易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秘密撤离上海，回到解放区。为了袁学易的安全，组织上要他改名叫曾达斋，由中共 “特工之王”李克农领导，继续为党和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1949年，袁学易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1955年，袁学易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已经预感到“”大风暴“”即将来临，十分伤感地告诉袁学易说：“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不久，潘汉年就出事了，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袁学易也被捕了。袁学易曾以中统、军统、日伪等五重身份打入敌人营垒15年，可当功成之时同志们一个个都成了革命名人，而他却成了反动分子。即便如此，他在被捕后，仍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袁学易被判刑12年，1967年期满，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满，仍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就业”。

但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显然已不在人世了。1980年，袁学易被释放，却仍无自由之身，行动亦受限制。身边不明真相的人，大多将他看成反革命分子。

1982年8月2日，潘汉年冤案被平反，9月6日，袁学易亦被宣判无罪，10月7日，中调部和公安部人员给他送来了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判决书宣布：一、撤销本院1965年度刑字第15号判决；二、宣告袁学易无罪；三、原没收的财物折价人民币3764.49元，予以发还。

平反后，袁学易作为离休干部退休，在西苑中直机关大院，分配到了一套四室一厅的住房。然而。照理袁学易可以安享晚年了。进入1985年，袁学易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两度中风使他的脑组织受损，导致脑软化，身体每况愈下。

1985年，夏衍出版了《懒寻旧梦录》，也不知道为什么，夏衍在书中流露袁学易1935年因“怪西人案”被捕时，有可能叛变自首的弦外之音。夏衍认为自己险些被诱捕，怀疑袁学易叛变。

，夏衍的《懒寻旧梦录》

这对袁学易的打击非常之大。看到《懒寻旧梦录》后，袁学易十分恼火，带着重病，用抖动的手勉强写了份书面材料，要求组织澄清此事。老干部局局长朱玉琳说：“组织是根据事实来说话的，夏衍没有被捕，正说明你没有叛变”。但袁学易依然对这样的回答不满意，他认为自己一生贡献给了党，为什么会引起同事的误解？大院里的老干部局经常组织活动，下棋、打牌，请袁学易去，他从不参加。他一直为夏衍对自己的误解，耿耿于怀。

1986年后，袁学易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每况愈下，因脑血栓、白内障、高血压、糖尿病多次住院。他眼睛看不清报纸，抖动的双手也无法握笔写字，整天在轮椅上孤独的度日。1986年的一天，袁学易把全家人召集到家中，突然公布了遗嘱。将遗产主要分给了几个孩子（因袁学易到解放区后，组织上让他改名为曾曾达斋，孩子大都也改姓曾），遗嘱经过了律师公证，主要有三条：第一，南长街勤劳胡同20号院里的房子统归曾曜所有。第二，家中所有的物品统归曾虎所有。第三，所有的书籍留给袁学易的女儿马元曦的之女张晓丹。

第二天晚上七点，儿子曾虎接替曾龙值班。曾龙回家刚睡下不久，曾虎就打来电话，告知父亲不行了，正在抢救。深夜零时30分，袁学易离开人世，终年76岁。

这一天是11月26日，大雪。袁学易的遗体从病房推往太平间时，风停雪止，庭院里满树银花。袁学易去世后，七八本日记大部分都没了踪影。保姆告诉曾龙，曾见到袁学易在去世半年前烧了一些东西。子女们曾劝父亲写回忆录，但他说现在还不能写，儿子曾虎偶尔问起袁学易过去的间谍生涯，他会一脸神秘地说，这都是党的机密，不能随便讲。

革命英烈永垂不朽

1987年12月2日，国家安全部领导、干部数百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袁学易的遗体告别。之后，袁学易的骨灰盒被覆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安放在了八宝山烈士陵园的烈士墙上。革命英烈袁学易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