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政务处分法》作为《监察法》的配套法律，明确了监察机关对违法公职人员的政务处分权，同时赋予任免机关、单位对其所属公职人员的处分权力，由此构建了公职人员“双轨”处分制度。《政务处分法》是首个全面规范公职人员行为的惩戒制度，作为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关键部分，“双轨”并行处分制度内涵丰富，运行时需政务处分与内部处分相互配合衔接，并与党纪处分、行政处罚、职务犯罪刑罚等相衔接，共同构成公职人员惩处体系，维护公权力依法运转。《政务处分法》有效提升了监督公权运行水平，增强了惩治与预防腐败的效果，但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它也存在不足。 “单轨”处分制度，即仅由单一机关主体对公职人员违法违纪行为实施处分的模式，与“双轨”处分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允许两种主体分别作出处分决定。作为监察体制创新改革的重要成果，《政务处分法》确立了政务处分“双轨”并行的法律制度，实质上是内部惩戒与外部惩戒的并行实施。公职‬人员‬“双轨”处分制度制度既承袭了传统处分的精髓，又融入了新元素，打破了行政机关内部独享处分的局面，构建了公职人员政务处分与内部处分并行的“双轨”制度，兼具“内部管理监督”与“外部法律监督”双重性质，且两种处分方式实体规范一致，确保处分结果与公职人员所受不利后果相符。 公职人员“双轨”处分制度兼具全面性与统一性。其适用对象覆盖《监察法》规定的所有六类公职人员，实现监察全覆盖，不再局限于高层，而是涵盖所有层级管理人员，甚至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招生教师等，通过“公权、公职、公务、公财”四要素精准识别。同时，“双轨”处分统一了处分种类与期间标准，与《公务员法》相衔接，确保了处分的一致性。违法情形与情节规定也趋于一致，为监察监督和单位监督提供了统一标准。同时，“双轨”处分在名称、惩处原则及流程救济上有所区分，政务处分与处分各有其名，遵循“一过不二罚”原则，分别适用《政务处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 专责监督与内部监督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监察体制改革，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公务员法》，新增第57条，为行政机关监督处分所隶属公务员提供了法律支撑，同时划定了行政机关与监察机关的监督管辖边界，搭建起政务处分与处分制度的共存互补框架。监察机关聚焦公职人员公权行使中的廉洁问题，对职权滥用等职务违法行为予以政务处分，涉嫌犯罪者则依法移送。任免机关、单位则全面监督隶属公职人员的思想行为，涵盖多个非公权直接关联领域。两者监督范畴各有侧重，职务违法为界。轻微非职务违法由任免机关、单位处理，重叠事项则由监察机关依法监管。 任免机关、单位与监察机关均负有监督公职人员的职责，前者实行内部管理，即“同体监督”；后者作为外部监督，即“异体监督”。改革前，“同体监督”占主导地位，但存在监督主体多元、职权分散、推诿扯皮、正当性不足等弊端，监督效率低下，长期受到批评。改革后，原行政监察机关升级为国家专责反腐机关，标志着“同体监督”向“异体监督”的成功转型。在人大制度下，监察机关与“一府两院”并列，为专职监督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务员法》和《政务处分法》明确了两处分机关的分工、配合与制约关系，监察机关在“双轨”处分中占主导，并对“同体监督”进行“再监督”，实现了监察的统一领导。 政务处分与党纪处分能紧密衔接，对违纪人员可同时实施两种处分，且不违背原则。党纪处分是党的纪检机关依据党的纪律制度和程序，对违纪党员干部或普通党员进行处分的制度。截至2023年底，党员已达9918.5万名，公职人员与领导中党员占比高。两者在规范依据、性质、权力主体、处分对象及程序救济等方面存在区别。政务处分依据法律法规，由监察机关行使；党纪处分依据党的纪律规范，由党组织或纪检机关行使，且党纪处分无前置报备程序，政务处分异议需经复审后复核。党纪处分对保障公权力依法行使具有重大作用，与政务处分制度既重合又独立，共同构成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轨”处分与刑罚均是对违犯公职权力行使行为的法律制裁，且二者责任不相互转换。实践中，政务处分、处分与刑事处罚常被视为递进关系。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察部门查清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再依法提起公诉，进入司法程序。政务处分与刑罚在法律责任上差异明显。“双轨”并行属法律和行政制裁，移送审查起诉是刑事制裁起点。二者‬主体不同，分别由监察机关、任免机关、单位和法院执行。二者‬手段不同，包括警告至开除等处分和管制至死刑等刑罚。“双轨”针对公职人员，刑罚针对自然人或单位。“双轨”处分较轻，刑罚最严厉。适用时，需依据刑事责任界限区分，遵循“先处后刑”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