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列举了数项关键依据：其一，鉴于山东地区未设巡抚一职，且所设巡抚兼任提督衔，其实权范畴与总督并无二致；其二，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山东相较于四川，地理位置具备更显著优势，同时肩负河道漕运管理职责；其三，四川地区因有成都将军屯驻防守，对总督权力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
御史为撰就此文，一方面深入研习电视剧《丁宝桢》，另一方面详阅《清史稿·丁宝桢传》。接下来，将就此话题与诸位展开详尽探讨。
从清代职官制度体系深入剖析，三省巡抚在职责范畴与实际权力方面，虽与总督存在一定程度的类同性，却并非全然一致。清代官制中，督抚皆有特定兼衔配置。具体而言，总督依例兼任兵部尚书与都察院右都御史之衔，而巡抚则循例兼任兵部侍郎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之衔，此为两者差异之重要体现。
从行政级别角度审视，总督与巡抚在品级方面存在显著分野。总督于加衔之后，官阶为从一品；巡抚加衔后，则为正二品。尽管仅一阶之隔，然而这一差异映射于政治待遇层面，实则有着霄壤之别。
在封建专制时期，官员品级是其社会地位的重要标识。于官僚晋升体系中，无论京官抑或地方官员，均需遵循既定规程，依据资历循序渐进地升迁。例如，巡抚若获升迁，通常会擢升至总督之位；而总督进一步升迁，一般会荣任尚书或大学士。
从官员晋升程序的制度逻辑而言，巡抚若欲升任尚书，通常需以总督一职作为进阶过渡，此乃常规路径。以《丁宝桢》一剧所呈现的历史情境为例，彼时丁宝桢于山东主政期间，政绩斐然。基于此，慈禧太后特颁旨意，令其入京进行陛见。
从传统政治逻辑而言，身负地方重责的封疆大吏，若因功绩显著而获入京觐见圣上之机遇，往往预示着仕途晋升。彼时，慈禧太后出于制衡恭亲王奕䜣势力之目的，意图将丁宝桢纳入军机处，借此拉拢为己所用。然而，丁宝桢洞察朝堂局势波谲云诡，权衡利弊后，并未顺应慈禧太后的意愿，拒绝选边站队于其阵营。
尽管慈禧内心有所不悦，但鉴于丁宝桢功勋卓著，为彰其功绩，遂委以四川总督之职，将其外放任用。
在清代职官体系中，以巡抚身份直接进入军机处，此情形与常规晋升路径相悖。就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这一事件而言，其过程符合正常的官员升迁逻辑，并非所谓“明升暗降”。从这一具体事例可见，应客观看待官员职务变动，避免片面解读。
【山东比四川更重要有待商榷】
从经济层面剖析，山东省在年度赋税缴纳数额上，确较四川省更为可观。然而，评判一个省份在国家经济格局中的重要程度，绝不可单纯依据赋税额度这一单一维度来定论。
四川，自古便以“天府之国”闻名遐迩。于清代行政区划体系（特指晚清新疆、台湾及东北尚未建省的时期）内的十八行省之中，四川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彼时，其每年均需向江浙、陕甘等省份实施大规模的粮食调配工作。
从军事战略层面审视，四川在地理位置上，堪称西北之关键藩屏，亦是拱卫西藏的前沿要冲。自康熙时期起，每逢朝廷对西北区域展开军事行动，四川便成为至关重要的粮饷转运枢纽。无论是旨在实现西藏地区的统一，还是达成收复新疆之目标，四川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军事后勤保障方面，其地位无可替代。
从地缘政治角度审视，与四川相较，山东在地理位置方面并无优势。由于山东毗邻京畿，基于政治中心安全及统治稳固考量，朝廷一贯对山东之地秉持信任态度。
毋庸置疑，河道治理与漕运管理，向为山东巡抚职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丁宝桢就任山东巡抚之际，大运河历经太平天国运动冲击，已然呈现出近乎荒废之态。彼时，大部分漕粮皆经海运抵达京师，朝廷囿于国力，实难对运河进行疏浚整治。由此可见，就彼时的山东巡抚而言，漕运事务在其履职范畴内，所能产生的实际增益已颇为有限。
在河务管理体系中，河道总督肩负着河道事务的主要职责。而山东巡抚在这一事务中的参与程度相对有限，通常仅起到辅助河道总督统筹管理本省境内河务的作用。事实上，这种情况并非山东一省独有，推及其他省份，其督抚在河务管理中的角色亦大体相似，即河务并非山东巡抚所专属事务。
【八旗驻防对督抚的影响】
回溯至咸丰朝之前，毋庸置疑，于彼时的行政架构中，各省的八旗驻防将军与都统在权力格局方面，对督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衡。
太平天国运动过后，八旗军于国家军事力量格局中逐渐式微，不再充当支撑国家军事体系的关键角色，其原有地位渐被湘、淮军所取代。
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后，地方督抚所掌握的人事、经济及军政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每逢朝廷面临重大事务，必然会向握有地方实权的督抚咨询意见。在此背景下，八旗驻防将军的地位发生显著变化，其原本肩负的监督汉族官员、镇守地方等职能已基本丧失，实际上近乎成为有名无实的职位。
在众多事件中，“刺马案”颇具典型性。该案件发生后，朝廷随即颁旨，责令江宁将军展开彻查。然而，江宁将军鉴于湘军势力庞大，心存忌惮，因而未敢介入。在此情形下，朝廷最终决定调遣直隶总督曾国藩前来主持相关事宜。
丁宝桢虽未隶属湘、淮派系，却亦凭借军事力量崭露头角。其于四川总督任上时，成都将军恒训仅处次要地位，无论从何种层面而言，皆无法对丁宝桢形成有效制衡，遑论威胁。
据《清史稿》所载，丁宝桢于膺任四川总督之职后，举措多端，功绩卓著。其秉持峻法，严究贪墨之吏，以正官场风纪；创设机器局，助力工业肇兴；修缮都江堰，保障水利民生。与此同时，丁宝桢还采取裁撤夫马之役，以恤民力；革除陋规积弊，以恤吏困等举措。在盐政方面，亦实施变革，推行官运商销之法，对地方治理与经济发展影响深远。
在上述诸多事务的相关记载里，均未出现成都将军恒训的踪迹。由此可以推断，在丁宝桢主政四川的十年间，其权威处于一种高度集中且不容置疑的状态。
光绪十二年，丁宝桢溘然长逝。朝廷追赠其太子太保衔，赐谥号“文诚”。丁宝桢籍贯本属贵州，然而，彼时山东民众出于对其深厚的感戴之情，执意恳请朝廷恩准将丁宝桢归葬山东。直至当下，山东民众对丁宝桢依然怀有崇高的敬意与深切的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