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卒话史
辽沈大地上曾出现过一位风云人物，他就是张学良。
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大家都很熟悉，但如果要问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恐怕三言两语很难说清，很难定性。他的一生经历过3个大事件，这些历史事件都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现在提起张学良，大多数人的印象就是“东北少帅”，或者说他是“京城四大公子之一”、“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但这些称号并不能完全概括张学良，甚至对他某个时段的评价都算不上。在影视剧《西安事变》《大帅传奇》《少帅》里都有张学良这个角色，不过剧本里的张学良跟历史上真实的张学良差别很大。
张学良生于1901年6月，病逝于2001年10月，活了整整100岁。他在世时对媒体说过，影视剧里的那些故事情节，有很多地方都不可信，甚至于由当事人说出来的话也不可信。因此他在看电视屏幕上的自己有时候会忍俊不禁。那么对于这样一位波谲云诡，极富传奇色彩的东北少帅，他在重大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重要抉择，直接影响了他的一生。
说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什么美男子、京城四少，这都不恰当。有人说他爸“东北王”张作霖1927年入主民国政府，成了陆海空大元帅，张学良是标准的“富二代”才是。但张学良并不是富裕出身，他可是张作霖的长子，他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张作霖一开始不得势的时候，带着张学良到处跑，没少遭罪。包括张学良的生母，张作霖的夫人最后就是因为没钱治病，在张学良11岁时，眼睁睁看着母亲去世。因为这些经历，让张学良变得几分早熟。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张学良的这种性格，在他追随父亲张作霖一起创业的时候一直到十七八岁，张作霖才请个教书先生教张学良。这个老师叫杨景镇，他的思想比较保守，出了个题目让张学良写作文。作文的题目叫《民主国之害大于君主》，很明显，这位教书先生认为眼下所谓的民主还不如封建君主制度，这是很明显的保守、落后的思想。
张学良那时候多少已经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一看老师给了这样的题目，心里就有点瞧不起，但他还是洋洋洒洒写了起来。不过他写的却是民主国之害大于君主，此乃坐井观天之论也。老师一看这孩子教不了。后来又陆续请了两位先生，但他们都说张学良不是念书的命，赶紧让他干点别的。
张作霖得势后，在奉天（今沈阳）开了一家东北讲武堂，相当于一所军校，奉系军阀里的中高级官员，大都在这里接受过培训，这个讲武堂对奉系军阀的壮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东北讲武堂跟云南讲武堂（朱德总司令就是云南讲武堂毕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并称为中国四大军校。
张学良一开始想学医，但张作霖不同意， 认为堂堂将门虎子怎么能学医呢，但张作霖想法古怪，一开始并不想让儿子去讲武堂，因为他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就希望张学良能有所改变，可没想到儿子不是读书的料。张学良这才跟张作霖提出去讲武堂，并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张学良在关内结识不少名流，甚至得到孙中山的青睐，并曾给他提过“天下为公”的匾额。也许就在那个时候，张学良才意识到，中国必须统一，不能是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这就为他后来东北易帜埋下了伏笔。
1928年，日本鬼子跟张作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僵，张作霖虽然是大军阀，但他不是卖国贼，至少说东北那块地盘是他的，他不会轻易送给日本人。张作霖可以做一万件糊涂事，但有一件事他绝对不含糊：不做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事。
日本人本想借助张作霖的势力霸占东三省，但最后发现他不好对付，根本不跟日本人一条心，所以他们就想除掉这个绊脚石。1928年6月3日，张作霖从北京返回奉天，但这个行程早已被日本人掌握，6月4日，张作霖专列在皇姑屯爆炸。张作霖弥留之际，对身边人说，抓紧让小六子回奉天。小六子是张学良的乳名。当时张学良还在北京。张作霖的意思很明显，自己不行了，得赶紧让张学良回来接替他司令长官的位子，把奉系军队给团结起来，千万不能让日本人有可乘之机。
张作霖一死，张学良马上出任元帅，这才有“东北少帅”张学良。值得一提的是，6月4日这一天是阴历四月十七日，这一天恰恰是张学良的生日。
张作霖死后，日本人开始巴结讨好张学良，土肥原贤二，原张作霖的顾问，就对张学良说他有帝王之相，甚至要推举他为伪满洲国皇帝。张学良当然拒绝，因为他心里清楚，父亲的死肯定是日本人干的。虽然当时东北军实力不敌日军，但如果作为一个血性男儿的话，张学良肯定会跟日本人拼个鱼死网破，但这事没有发生，说明张学良是很冷静的一个人，而冷静的背面很可能就是软弱无能。
事实上，这个“土肥圆”发现张作霖对他阳奉阴违时，就策划了皇姑屯事件，不过这不是土肥圆下的一步好棋，张学良怀着杀父之仇，于1928年7月1日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换上了青天白日旗，率领东北军归国民政府蒋介石领导，做出了他人生当中重大的选择。
打不过日本人转投蒋介石，这在当时来看，张学良是无奈之举。东北易帜看上去是张学良血气方刚的冲动行为，也可能是他冷静之后的慎重选择，但有一点不容否认，他的这个决定让当时中国南北方实现了短暂的统一，只不过基础不牢罢了。如果不是这样，北洋军阀控制的民国政府，一直跟蒋介石的国民党打仗，造成中国混乱不堪的分裂局面。
1930年，蒋阎冯李四派军阀打得不可开交，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大家都认为他跟蒋介石是一条心，但张学良做事有时候难以捉摸，四派军阀打仗的时候，蒋介石本以为自己可以胜出，认为张学良的军队虽然在关外，但杀过来之后就能平息势态，就能助他一臂之力，但张学良却没有听命于蒋介石去打他身后的阎锡山、冯玉祥这些人，反而提出调停，要当各派系之间的和事佬。这让蒋介石气得不行。
张学良跟蒋介石的关系很微妙，一方面张学良对蒋介石比较忠诚，但有时候也会拆蒋介石的台。在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对蒋介石没有实质性帮助。但有个历史事件让张学良辩白不清，也是很模糊的一件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的国耻，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可张学良带着部队去了关里，完全没有抵抗。
当时有一种说法，这件事不怨张学良，只能怪蒋介石。说蒋介石找到张学良，叫他不抵抗，因为张学良手下那点有限的兵力很难对付日本人，如果日本人打进东三省，就赶紧撤出来，到时候找国际联盟撑腰，就告日本人侵略，让国际联盟主持正义，由他们收拾日军就能不费一兵一卒。不管有没有这回事，张学良没有出兵，他百口莫辩。后来张学良回忆这段历史，说责任在他自己，因为对战事战时失察，判断失误，他没想到日本人会直接侵略进来。
从这一点来看，张学良在军事上的敏感度不够，还是缺乏审时度势的大局意识，对时局判断有误。到底有没有蒋介石干预，完全有这个可能。不排除当时张学良确实有点害怕，怕自己军事力量不及对方，怕惨败收场。就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也希望关键时候蒋介石拉自己一把。可是日本人的突然进攻包括后来国际联盟在日本侵略事实前的软弱无能，最终让张学良背了不抵抗的锅。后来也许是因为张学良遭受太大的舆论压力，才有了张学良态度的急剧转变，才有了他西安事变时的变化。
张学良一辈子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西安事变。这件事他干的有目的，目标很明确。日本人于他来说意味着家仇国恨。父亲张作霖死于日本人之手，东三省沦陷，自己又承担不抵抗的骂名，因此张学良特别希望全国上下能一条心抗日。但张学良本人又有着浓厚的封建忠君思想，既然归顺蒋介石，所以对于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这种犯上忤逆的事，他又感到很抵触，内心充满矛盾。后来历史学家考证发现，西安事变的发起者不是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杨虎城、张学良，杨虎城是主要策划者。两人都爱国，都认为国家已经千疮百孔不能再打内战了，必须一致对外。
可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非要跟共产党作对，两位将军跟蒋介石观点不一，那么究竟要不要在西安扣下蒋介石，杨虎城态度坚决，必须逼蒋联共抗日，但张学良不同意，两人产生分歧。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没办法，在这种形势下，两人一起把蒋介石软禁起来，并通电全国要逼蒋抗日。
在杨虎城看来，蒋介石反复无常，如果不杀他放虎归山，那么两人日后必遭报复，但张学良说宁可自己遭到报复，也不会杀蒋介石。杨虎城退而求其次，不杀蒋也行，就逼他下台，换成白崇禧等人。但张学良还是不同意，非但如此，蒋介石被逼无奈同意抗日后，张学良最后还护送蒋介石回了南京。张学良到了南京还主动向军事法庭请罪，作为审判长的李烈钧，最后判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利5年。张学良也主动向蒋介石认罪，写忏悔书。到1936年，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因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余生都被蒋介石扣押起来，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
从东北易帜、九一八不抵抗，再到西安事变，这三件大事，都能典型地反映张学良一些性格。张学良不像他父亲张作霖那种强势的行为做派，没有太多的军事能力；在关键问题的决策上优柔寡断，算不上一个有能力有魄力有担当的军事家。
非政治家、非军事家的张学良，在乱世被送上政治舞台，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身处风口浪尖，他不决策也得决策，所以常常受别人所影响，这是独属于张学良的历史悲剧，无人能替。
客观来说，张学良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国共两党和其他一些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对张学良会站在各自立场去诠释此人。
电影《西安事变》中，周恩来有句台词：在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在这里我们不想再对不起第二个姓张的朋友。在我党方面，让张学良回去，觉得有点对不起人家，因为张学良的这次西安事变，对当时处于弱势的中国共产党军队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也使全国上下尽快建立起统一战线进行抗日，这不得不说是张学良的历史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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