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父亲突然宣布要我去学英语。
民国初年，除了考"洋学堂"之外，学英语﹣﹣当时称"英文"的用途有四：进洋行或考海关、电报局和邮政局。这几种职业是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子弟所不屑，而为小市民所艳羡不置的。因为这些都是铁饭碗：工资高，福利多，还有养老金等等。淮阴既无海关，也无洋行，电报、邮政却是有的，也颇有些人醉心于此，并终老于此的。比如我大哥的一位朋友，就在电报局里干了二十年，一本电报号码簿他可以背得"滚瓜溜熟"。发出的电报，他可以随手译出号码，不用查对；反之，收进的电码，他也可以读出汉字来，准确无误。简直是位机器人！机器代替人做工作很可贵；一个人像机器一样工作，大概是乏味的。至于邮政局职员，那我可领教过了，其傲慢的态度也不下于当铺的朝奉，只是柜台没那么高。另一个例证还是郁二奶奶的儿子，据说在一个叫"军粮城"的地方邮局里做事。那地方知道有多远！一年才回家一趟。而他却和他乐呵呵的母亲相反，板着一副面孔，像谁都欠他的债！这是个木头人。这些职业自然都为我窃所不取，而且自从懂得"英灭缅甸、法占安南"以后，颇具"排外"思想，自然也迁怒于英文了。
其实我父亲也并不崇洋。他常去上海，对"印度阿三"以及"三道头"之类深有反感的，但何以要我学洋文呢？事后我才揣度出来，这完全出于我二哥的主意。我这位二老哥是个聪明人，而且有点风流自赏，但娶了二嫂，虽极贤惠，颇得母亲的喜欢，却难讨二哥的喜爱。父亲为了安抚他，便将店里的大权交他掌管，自已只负责监督任务。为此，二老兄颇结交地面上的一些人物，其中便有位刘子云，是东门外慈云寺警察分局的巡官。巡官少爷要学英文，我便成为巡官少爷的英文伴读！
这位刘巡官是南京人，讲的一口南京方言。这种语言除了城南的老南京人以外，现在不易听到了。当时，我们都认为刘云是个大舌头，印象很不佳。印象更坏之处，则是他每天进城去警察总局以后回城外时，总要从我家门口经过；而每次经过都要进门坐上半个钟头；吃完一杯浓茶之后，又每每从长衫外面背心的小口袋里掏出系了链子的怀表来，故意"哎呀"一声说："他妈的，快十二点了！"这自然是要我二哥开口留他吃饭了。同样是吃白食，他可不及方大架子有骨气。方大架子，是位秀才，佚其名。他虽然很穷，一年四季，不管新旧，都在长衫外罩一件马褂，这是"大架子"之名的由来。其次，它虽然也在午饭之前从东门大街走向西头，一路上和在商店的老板们打招呼，希望有人留饭，但你不下个"请"字，他宁愿饿着肚皮由后街转回家去，也不进你的门。而刘子云更大的讨厌之处，是他的两只手：一会儿左手压得右手手指关节"咯的咯的"作响，一会儿又用右手压得左手关节响，不知是什么毛病。我曾问过父亲，他笑而不答。母亲却鄙夷地说："他是剃头的！"这可奇怪了：那个时代一个理发师能当上巡官？母亲不屑地补充一句："他有个好妹子呗！"到后来，我读了《安娜·卡列尼娜》，才知道有这毛病不一定是职业性的，卡列宁还是贵族哩！凭这一点，我就同情安娜·卡列尼娜了！她怎能每天忍受那"咯的咯的"声响？至于卡列宁，我倒怀疑他是否也有一个好妹子！?……
这都是废话！事实是：我还得去陪巡官少爷读英文！这件事，我曾求教于姜老师。但出乎意料，姜老师却表示可以学，应该学，并鼓励我好好学！
于是从第三年起，我从姜老师处放学回家，匆匆吃完晚饭，就直奔东门外慈云寺里去学英文了。因为刘子云的警察分局就设在慈云寺里。慈云寺是我逃学时代旧游之地，但此时上学可另是一番滋味：这不是游玩而是来受罪。况且日落西山以后，慈云寺门前的集市收场，空荡荡地颇觉荒凉！
第一晚到慈云寺见到我的新老师﹣﹣张巡长的印象很特别：他不是令我生畏或生厌，而是感觉他太可怜！
淮阴城里早就有个民谣：
没得法，当警察，
黑漆棍，腰里挟……
说明人非走投无路时，不会去干这种为下层市民所不齿的行为。至于警官，是可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者，另当别论了。刘子云身居"巡官"，自然是官。张老师名义上被称作张"巡长"，也算个起码的官儿吧？但他手下没一个巡警，也不挎指挥刀上街巡逻；他的任务是在分局里办理该他办和不该他办的一切杂务；上至起草公文，下至烧茶扫地，由他全包了，附带的，还兼管巡官大人的家务事；教少爷晚上读英文，更是附带之附带。至于我，当然要奉送"束脩"的，不能说是什么附带。但我的这一点点微薄酬劳，大概就是巡官大人刘子云所赐予张巡长唯一的酬劳了。要我读英文的真正动因原来在此！
张老师，即张巡长，年纪也不过四十左右，脸上黄皮寡肉，没有血色；两腿疲软无力，连一般巡警的架势都没有；而那身破旧的警服，已褪为灰色了！我第一天拜见时，他委委琐琐，站在一边。而刘子云的少爷，那个其笨无比的小坏蛋却大大咧咧地坐着。我是尊师重道的，一定要请张老师上座，他才在板凳边上悬着半个屁股坐下。然后开始教学了。
但我还得介绍一下这个教学的环境。张巡长在分局里并无堂皇的办公室，他"日理万机"的地方只是一张四方桌。而这张桌子不知为什么，却没个放处。这个警察分局是从慈云寺里割据了右侧一带厢房而成的，巡官和巡警不知是慑于佛法无边，还是寺里住持的方丈和尚有一定权威，对中间几座殿堂还不敢侵犯。张巡长手下既无一兵一卒，对上又不能与巡官大人平起平坐，于是只得在头道大殿即四大天王宝殿之一角，绝不有碍天王尊严的地方设下这小小的四方桌。其实他白天东奔西走，为分局、为巡官办理公事私事，也很少到此办公；只有抄写公文以及教授我等英文之时，才驾临这宝座。因此当我第一个夜晚接受教育之前，从桌上豆油灯有气无力的光圈里，抬头一看，面对着我的，正是四大天王之一、可能是北方"多阎天王"的鞋底；天王的全身，已隐约于昏黄的灯影之中，仿佛见到他还手持一把大伞。其他三位天王则完全藏到昏暗里了！我并非天生的无神论者，四大天王的尊容，白天里在另处见过，我忘不了其狰狞之状；现在藏在昏暗里，也不会改变容貌！况且"多阎天王"这鞋底正面对着我，别说他"显圣"，即使这泥塑木雕的鞋底倒塌下来，已足使我粉身碎骨而有余！要说不怕，那是说谎！嘴里念的是 A 、 B 、 C 、 D ，心里却战战兢兢，准备逃走。
张老师虽然可怜，但对他的教学，我不能不加以腹诽。他的英文，可能是"自学成才"的，读音是否准确，我不知道。但不懂教学法，则是显然的，除了跟着他念，就是跟着他写。说写，又特别：巡官少爷用的是蘸水钢笔，我用的是铅笔，而张老师很特殊，用他办公的毛笔。毛笔与墨是分不开的，而张老师也和我一样，懒于磨墨，我体谅他。蘸点水，在砚台上舔些余墨来写，未尝不可。但没水了，他便将笔伸进嘴里，以口水代替，这可不雅了！天冷了，砚台上冻，他以口水书写，更是理所当然了。因此，他在我练习簿上写的英文，第二天可像中国水墨画的远山远水了！我父亲看见了，便笑道："这是土产洋文！"
更使我不快的，是张老师不大讲卫生，他手指甲很长，而且藏垢纳污，他爱流口水，却不用手帕，手背一抹就是。特别是每到上课半小时以后，张老师先是眼皮打架，继之便口角流涎，最后倾身桌上，伸出藏垢的长指甲，睡着了。此时，巡官少爷便一声吼叫："张巡长！"张老师丢魂失魄地抓起课本便念：" It is a book ……"这时，我可又不直巡官少爷之所为了：应该尊敬师长，叫声"老师"才是，怎么也跟他老子学样，叫"张巡长"?
后来，听母亲说："张巡长有五个儿女，女人又是个痨病鬼，也真够他受的！"我才对张老师起了敬意。而且当他眼皮打架之际，我也就假充瞌睡，伏倒桌上。巡官少爷果然不再吼叫，而且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睡着了。这时，我觉得四周的黑暗愈来愈浓，而四大天王的身躯也越来越大……
最后，不知是谁先醒，而时间已到了，如此这般，夏天挨到九点，冬天挨到八点，我才离开四大天王脚下。此时慈云寺前一片漆黑，只有卖五香茶叶蛋的担子上一点点火光，像"鬼火"似的在飘荡，而那个外号叫"吴二鬼子"的叫卖声："又甜又酥的糖麻花儿哎，哪个吃糖麻花儿？"已远远地飘了过来。这说明小城里的人们可以入睡了。而我还踽踽独行，赶在关闭城门之前走回家去。这时，我自然想睡，但更想哭！
天可怜见，不知是由于父亲不满于远山远水的"土产洋文"，还是母亲不忍心我晚间苦读，英文伴读的生活结束了。在我，免此苦役，自然高兴，但可惜的是，一本可爱的英语教科书还没读到一半，这是我父亲特地从上海商务印书馆买来的，叫《包尔温读本》。它是淡黄色布面精装，很漂亮，据说是英国出的原版，即进口货也。尤其可贵的是，它有不少精美的插图。而接近最后的部分，有幅女孩子的半身像，不知是什么人，-﹣我还未读到此处。这女孩子圆圆的脸庞，大大而乌黑烁亮的眼睛，挺可爱的样子。为什么说可爱呢，因为我私下觉得她有几分像"潘人美"！但自从城头大战以后，"潘人美"渺无消息，美人不复见，多情的"才子"应该写几首情诗才对，可惜自从在顾老师门下学过对"对联"，毕竟还未到吟诗地步。姜老师呢，讲求实学的，自然反对做诗，我也只好嗟叹美人无情而已了。
其实，我之不忘那幅插图的洋女郎，还另有隐情在。
姜氏私塾基本上是没有女生的。即便有，读上一二年，至多三四年，便都退学而"待字闺中"去了。但我们不是见不到少女。起码有三位，是我们每日几乎都可见到的，那便是郁二奶奶的女儿郁大姐以及她的朋友韩小组和戴二姐。此三女者，大概也是读过几年书而今正待字闺中的姑娘。韩小姐亦即对门韩举人家的姑娘；戴二姐则是她同院住的小姊妹，是位商人之女，均佚其名。她们是好朋友，每日下午都要到郁家小聚的。临别时，郁大姐都要送她们出门。这时候她们一边有说有笑，一边向我们私塾里窥探，这已习以为常了，不以为异。但到第三年，我荣任大学长之后，我在塾中的座次移到最后一排、最外边一个位置上，这是她们进出必经之路的侧面，可不能不引起我的注目。郁大姐不用说，是个温文尔雅的姑娘，不多说话，从我母亲处早就知道的。韩小姐长挑身材，大概受举人之束缚，一双金莲还未解放；她爱说爱笑，而且尖声尖气，唯恐我们听不见。戴二姐介乎二人之间，天真活泼，但不显轻佻；她也爱笑，但不做作。三人之中，她最年轻，因此对她我颇怀好感。
日子一久，可坏了，她们，确切地说是戴二姐，如果有一天不来，我会感到失望。来了呢，又特别高兴。用鸳鸯蝴蝶派的话说，这该叫做"堕入情网"了吧？比如说，她那乌亮的杏眼，每和我的视线接触，我会感到它在对我说话。我想，她也会有同样的感觉的吧？但是每天只能见一次，每次又只能有半分钟的无声"对话"！我不免要诅咒那些所谓的"言情小说家"了，我这种崇高的爱情，如何"言"下去呢？百无聊赖，我随便翻开《包尔温读本》，自然又翻到那女孩子的半身像。哎呀！这可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么狂喜！原来这女孩子的面庞，特别是那双大眼睛，多么像戴二姐！-﹣当然，她也是有几分像"潘人美"的，但"潘人美"没有用眼睛和我说过话。对比之下，她自然更该姓戴了，从此，《包尔温读本》更成为我的腻友，随身携带，不可一日离了。
但纸上美人，不能治疗爱情的饥渴。我曾经幻想过各种各样接近戴二姐的计划，都是想入非非，无从实现。唯一可行之路，自然是依靠所谓的"绿衣人"或称"绿衣使者"，这是言情小说中常有的事：一封情书由绿衣使者送达对方，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而我，由于每天都收到《小说日报》，这位绿衣使者饶大哥已成为我的忘年交，我的情书贴上邮票，他便可以随手送到对门去了。可是难题又来了：她的芳名该怎么写呢？就写戴二小姐收么？那是否太唐突？又是否会被她父母或兄长所拆阅？那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她会被家庭所囚禁？而她又是否会寻短见？……又或者她敢于冲出家庭牢笼，效红拂之私奔，但她既非大胆的名女，我又并非英雄人物李靖，况且谁又是虬髯客呢？我的军师邵焕文么？……不像！他家既无多少财产，他也无权倾囊相助！"爱情呀，爱情！"我想，它并不像言情小说中所写的那么容易获得！我可对鸳鸯蝴蝶派小说产生怀疑了！
于是，我只能每天等候那半分钟的幸福，只能翻开《包尔温读本》欣赏画中美人！一直到我离开姜氏私塾为止，我未能和戴二姐说过一句话！这大概就是所谓崇高的精神恋爱吧？
但突然来个晴天霹雳：我父亲第二年强令我辍学，离开姜氏私塾，去"穿木头裙子"-﹣即站柜台，当学徒了！连这点崇高的精神恋爱也不能继续下去，哀哉！
别矣，进彩巷
在姜氏私塾读书的第三年，是最愉快的一年。《古文观止》读了不少篇，很有兴趣；《四书》中对《孟子》也逐渐理解了；算术一门的"四则难题"几乎都难不倒我……只有习字一课如故，但也混得过去：颜体写起来费劲，便临柳公权。由于身居大学长，早晨为老师打开水、买早点等等任务被豁免了。这一年的读书生活不仅不以为苦，而且有如鱼得水之势，只除了晚上读英文。
使我最感兴趣的自然是作文。不管老师出什么题目，略加思索，便可以在一小时内写上七八百以至上千字。而作文本子发回来，老师总给圈上几行密圈，而后边的"评语"总是嘉奖或勉励之词。不过那时可不曾想到做什么"作家"，因为我未见过才子，更未遇到过佳人，所以写不出什么"言情"、"哀情"小说来。至于所谓"娼门小说"，我倒是有那么点"生活"的。记得七八岁时，我那位二老兄已经掌握了店里的经济大权，便花天酒地起来，经常和三朋四友去城里一个叫"七道湾"的妓院林立之处去"打茶围"。他之所以带我同去，一来是真喜欢我，凡是他请客吃饭都是带上我的；二来也可能是用我"打掩护"：向家中证明他不曾去妓院。但那些妓女可没有一点"佳人"的样子，尽和男人打情骂俏，胡说八道，甚至动手动脚，拿男人开心。我吓得满脸通红。她们见我这样，有的便来逗我，有的更拖我过去搂住、抱住，甚至要亲我。她们身上那股脂粉和香水气味更熏得我难受，便挣脱开了。这又引起她们大笑，也更使我感到屈辱。她们根本不像那些小说写的"长三"堂子里的人物，自然更不像我们的电影《知音》里的小凤仙那么文雅而且那么洋派了。-﹣根据这点生活底子，我又能写出"娼门小说"来么？所以我那时确确实实没有做一个"鸳鸯蝴蝶派"的作家的妄想。
不过，这时我倒有了个"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名字。原来姜先生有位朋友叫经允文，是淮阴城内有名的堪舆家经筱亭老先生长子。姜先生有时因事请假，一天半天的，便让我们大师兄姜乃斌来暂代；如果要回涟水，那非三五天不可，便请这位经先生来代执教鞭。这时正巧我的作文本子用完了，特去买了一本特厚的作文本，封面是一种叫做"黄姑"纸做的，很光滑，我的那笔字写上去很难看，便恳求经老师的书法。他笑一笑答应了。但问我："你有了字没有？"是的，我该有个字了：大哥增禄字仰伯，二哥增荣字仲禾，三哥增庆字叔余，那我该字"季 x "呢？我只得回答说："还没有。"他说声"好"，我退回书桌了。不一会，经老师还给我作文本，上边已用浓墨写了三个字："陈征鸿"。我欢欣若狂，连声称谢。心想，经老师也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知音么？它的作者是惯用飞禽昆虫之类嵌入笔名的：周瘦鹃、严独鹤不用说，此外还有闻野鹤、姚鹅鸽、叶小凤、陈小蝶，稍后有张友鸾、秦瘦鸥；降至三十年代新文学作家遗风未改，还有姚苏凤、叶灵凤等等。后来知道，连我们名导演沈浮兄，早年也是此派的倾倒者，他的笔名曾叫沈哀鹃，虽然他体格魁梧，并无"鹃"气，而且他嘻嘻哈哈，也毫无悲"哀"之色……
毕竟我没做成"鸳鸯蝴蝶派"的作家，更没有用这名字发表过作品，但1926年到上海读书，我却以这个陈征鸿之名报考了。这是后话。
一年容易，又到放年假之日了。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准备玩个痛快，我已做好一只用活公鸡毛制成的毽子，绒毛雪白如球，毽羽乌光闪亮，踢来轻重适宜，不打脚，不轻飘，又是二嫂帮我精工制造的，准备约好附近几位同学，如纪家楼的邵焕文，大源巷的史万春、陈忻欣，张仙楼的李士贤等水平不相上下的，大战一番。但临放假那天傍晚，姜老师突然叫我到他跟前，看了我半晌，才淡淡地问我："明年你还念书么？"我有点奇怪，便答曰："自然念！"姜先生轻微一笑，说："好，去吧。"但又补了一句："年假里多温温书。"
新年前，我和同学们确实鏖战了好几场毽子。但到新年，亦即1923年的春节期间，除了拜年，却出不得门了。这是风俗，只能在家里与全家人团聚。而团聚之道，又只有赌博。打麻将、推牌九、掷骰子，我是自幼熏陶，样样都会。但有个脾气，我既不愿输，也不愿大赢。因为看见别人，特别是嫂子们和妹妹增华输了，我可难过。因为她们本来没有钱，过新年好不容易有点"压岁钱"，如果输了怎么办？我父亲此时并不"迷妈"：他或许与我同感，也或许是出于全家同乐的考虑，决不让打那只有四个人玩的麻将牌，更不许玩那"一翻两瞪眼"的牌九，却提议玩"抢状元"和下"升官图"。这两者不限人数，而且在春节中，无论翁媳、叔嫂、长幼都可同桌，并不禁忌的。再说，这种赌博输赢的差距不大。因此，我也每每附和此议。
"抢状元"，即抢"状元筹"。状元，当然只有一名，得六十四注，是最高级；抢得状元，基本上是赢家了。依次是"榜眼"、"探花"，各得三十二注，一直下至秀才，只得一注。秀才、举人当然很多。得什么，即凭你所掷六只骰子的品色决定。大家轮流掷，最后依所得注数计输赢。所以差距不大。"升官图"是一大张方形纸，中央画一回形圆图：由边上分三路向中央推进﹣﹣升官。这三路是正途、佐杂二路，正途中又分文武，故共三路。所谓正途，即经各级考试及第的生员、监生、贡生、举人、进士以至状元。佐杂则为非正途出身的低级之吏，如典史、县丞、吏目、孔目等等。但不管是正途与佐杂出身，都可逐级升官。文官由知县、知府、道员、布政使、按察使等，武官由都司、游击、总兵、提督等，而三路归一，都可升任巡抚、总督以至京官各部尚书、侍郎、都御史，直到最高级的正一品﹣﹣太师、太傅、太保、大学士。这张图上列着几百种官衔，是可以当着"清代官阶小百科全书"来看的。它的具是一只泥土做的大形骰子般的捻子，上下两面穿过一根细木棒，骰子四面分写四个字："德"、"才"、"功"、"赃"。赌博者各人以手指捻木棒使它旋转，倒下时看其上面是什么字。是"德"、"才"、"功"三字，都可升不同的官；是"赃"字则只好贬官了。但赃官再赌还可高升，一直到最后以先进入太师太傅高位者为赢。即使是当过几次赃官的，也不例外。这可算道尽古今中外"无官不贪"的真谛了。当二十二年后我写那部讽刺喜剧的时候，便突然想起这个赌具，因此便题名为《升官图》。可惜观众们，连同批评家都已经很少知道这种赌具"升官图"的来历了。只有画家丁聪兄还懂这玩意儿，他在舞台设计中悬了一只方形灯笼，就是以赌具捻子形状放大的，但灯笼四面各写一个"赃"字，真是画龙点睛之笔了。可惜观众中知音不多！
这年春节是热闹的。但春节过后不多久，霹雳一声，父亲却叫我停学了。母亲颇为愁苦地说："你大要你去学生意了。"但又安慰我："你也十六（虚岁）了，学三年徒也好给你成亲。"这些我听不进，只想着怎么答复姜老师的问话。我已经说过今年还要上学的。但母亲无可奈何地说："你大年前就跟姜先生说了。"
原来如此！我有何面目去见老师呢？
我父亲已经打消让我考邮政或电报局的打算，希望我去哪家大店铺去当学徒。这我无法反对，商之子恒为商，是不成文法的。况且我三位老兄都是如此，我岂能例外？但是要"吃三年萝卜干子饭"，我母亲还是不忍的。按商店学徒的规矩，满师以前他虽与正式店员同桌而食，也只能以腌萝卜干佐餐，不能向桌子中央下箸的。至于小店铺更苦，为师傅倒尿壶，为师娘劈柴、打水、洗衣甚至抱孩子，都是常事。因此，等到正月将尽，母亲便埋怨说："既找不到店家，还不如让增鸿上学去！"父亲叹气道："难啦！先在自家店里呆着！"
也是难。小店铺不敢收，大商家又不愿收。谁愿意在本街上收个不大不小的小老板当学徒？为了可以不吃三年萝卜干子饭，母亲也就妥协了。于是我便以小老板兼学徒的身份穿起"木头裙子"来了。"木头裙子"就是指木制柜台，因为那时还没有玻璃柜台。
其实商店的学徒就是被剥削的童工，而且除吃萝卜干子饭以外，不给报酬的。至于在商店所学的东西很简单，至多一二个月就足可"毕业"的。积我不足百日之经验，概括言之，不外四点：第一，就是学礼貌，商人叫"和气生财"。对顾客要陪笑脸，甚至有"唾面自干"的忍耐。第二，要有耐性，甚至粘性，顾客进门你总不能让他空手而去。第三，你得会说谎骗人。估衣店里特别讲究这一套。你买一件长衫，分明长了些，他就说："哪里？你仰起头来；一个人走路嘛，要挺起胸脯才神气！谁低头走路的？"短了些呢，他便说："你低头看看，穿长衫，拖天扫地像什么？"第四，是讨价还价。大商店如钱庄、绸布店用不上，京广洋货铺子就讲究这一套。所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一讨一还，一降一涨，不经过四五甚至七八回合，很难成交。顾客即使走远了，你得有本事叫得他转回来："生意不成仁义在嘛，你请回来。"于是亲呢地低声赌咒说："不瞒你说，手头不缺钱我才不肯赔本哩，骗你是孙子！再让你 x 毛！"这下子顾客心一软，成交了。其实，他并没真赌咒：谁不是他祖父的孙子呢？所以人们说："无商不奸！"
因此从这年春节到阴历四月间，我学习的总结，可以说只明白了"无官不贪，无商不奸"八个大字的真理。
但学徒的一般常识和技术，也学到一些。比如数铜元，要数得快而准确；敲银洋听得出"哑板"、"夹板"和"铅板"之类。至于上述四种经验，我并没学过，是观察得来的。这得感谢我父亲：自从开张之日起，我家店里竖起"真不二价"的招牌，除了讲讲礼貌，别的是不讲的。而我这小老板，连礼貌也不大在乎。
端午节前，一位旧同学来找我，说姜先生"叫你去一趟"。我傻了眼：开学后没去拜年，现在去怎么开口呢？
我万分惭愧地走进进彩巷，站在姜老师面前低头无语。
"你又不读书，又不出去学徒，呆在家里干什么？"老师平静但又严肃地问。
我回答不出来，又内愧又委屈地流下泪来。
姜老师连连跌脚说："你真糊涂呀，糊涂！"
我被这当头一棍打醒了，自认糊涂而痛哭失声。
老师心发软，又恢复平静："只要你肯上学，先回去。"然后又决然说："我找你父亲谈！"
我怀着鬼胎回家，什么也没敢说。第二天，郁二奶奶来了，她是我母亲的牌友，又是我进姜氏私塾的介绍人，我的心一动："莫非是？"接着姜老师进门了。但我父亲不在家，母亲很紧张。郁二奶奶向姜老师介绍了我母亲，并说："姜先生为你家四儿的事来了。"
我母亲如待上宾，立刻泡茶。但老师立刻发问："你家增鸿今年为什么不上学？"
母亲立刻高兴起来："是呀，我原说再上一年吧，怨他父亲......"
"不不不！"姜老师打断话头，他说，他的一点学问都已经教给我了，他要我去进第六师范学校。
我和母亲都愣住了，郁二奶奶便向我母亲解释说："姜先生说，师范学堂不收钱，还管吃管住……"
我已心花怒放，但母亲是"洋学堂"的反对派，还在犹豫着，姜老师却不明白，又说："陈大奶奶你放心，增鸿一定考得中！"
听到这句话，她也不无得意起来，便说："那让他考考看吧....."
到了晚上，母亲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父亲，并且加油添酱地渲染了一番。然后以"哀的美敦书"方式宣告："人家姜先生不是为自己收学生，是为了你儿子！我已答应，你怎么说？"我父亲是那副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一笑说："考就考嘛！"他就是这样"迷妈"的人！
但我并没有投考第六师范。因为第二天去向老师进一步请教时，他的朋友、涟水朱楼中学校长朱轶人也在座。他提醒说，我没有高小毕业文凭，六师不会让考。他主张我考李更生先生刚接任校长的私立成志初级中学，因为李更生是江苏有名的教育家，当过著名的扬州第八中学校长。姜先生倒也同意，但怕我父亲不肯：私立中学要交学杂费的。于是他又二次找我父亲。
对于考什么学校，我父亲自然是没有发言权。至于初中生的学费也不是出不起，食住两项横竖都在家里，并不增加新的负担，因此报考成志初中问题迎刃而解。
1923年暑假前我便考中了这所学校。我父母都很高兴，姜老师更为得意，但我并不满意：作为姜老师的得意门生仅仅考了个第十名﹣﹣倒霉的英语拖了后腿！我要为姜老师争取荣誉，发誓在今后的学习中争取第一名！
对于姜老师的感激，是难以表述的。它不以时光而减退，历时愈久，愈感到他的崇高与伟大。当时，只感到他挽救我免于学徒之苦进了学校。再后来，才认识到他是在我第一个生活歧途上的指路明灯，扭转我可能堕落为一个奸商的命运。解放后很久，我才又更进一步知道他还是我参加革命的支持者！
1963年春，我因去苏州、南京等地搜集太平天国史料，就近回了趟阔别三十五年的故乡淮阴，见到了姜乃斌大师兄。他那时已是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担任清江市图书馆馆长，改名姜慕伯了。他和另一位同窗老友邵天民﹣﹣就是外号"军师"的邵焕文请我吃饭。餐桌上的共同话题自然是回忆起恩师姜藩卿老先生，我进中学以后，姜先生也去涟水朱楼中学任教务主任，这我知道。后来他又全家迁居淮阴，住河北石码头街朝西的一家小院里，我每年春节都要去向老师和师母叩头拜年的。1932年我在淮阴经常去石码头一家猪行"接头"，却越门而过，不敢去拜望老师。因为：一来这是纪律不允许，二来也怕被老师盘问。我不愿对老师说谎，但又不能吐露真情。
"你那时常去石码头猪行，我父亲是看见的，也猜到你在干什么。而且他说，你干的对！……"慕伯师兄说。
我们举起的酒杯，不由得都轻轻放下了，"那年中秋你被捕了，父亲急得要命，又没法营救你，只有去向你父亲打听消息。第二年被判刑关在镇江，他曾想去看你，但他自己病了，而且一病不起……"。慕伯兄说不下去了。
半晌之后，慕伯兄才想起酒杯，又强笑敬酒，但还不无凄楚地说："我父亲爱你，胜过爱我们兄弟呀！后来我才追随你……"我俩都和泪吞下了一杯酒。
第二天我们去进彩巷访问已改为街道工厂的私塾旧址，门楼依旧，但更衰落了。由于休假，不得其门而入。此时我向慕伯兄立誓，要写一篇悼念恩师的文章。
待回到北京，那"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十六字真言已在内部传阅。"太平天国三部曲"的计划摧毁了！接着去山西、山东搞了两次"四清"，也未能挽救自家的命运。后来贬官江宁，进入"史无前例"的时代，一直无法提笔。1975年7月，我已回南京养病两年多了，曾搞过"地下"的"非法"写作，其中就写过篇题名《进彩巷》的文字。1977年初，姜慕伯兄先已恢复工作了，他旧事重提："文章写出没有？"当时我头上还顶着铁"桂冠"，我不敢透露真情，只好一再撒谎，搪塞过去。文章虽已写成，那时焉能发表？
1979年，我可以发表文章了，打算重写一遍，迁延未决，而慕伯兄却又谢世了！……我再不能将我的恩师﹣﹣姜藩卿先生只埋在我个人心中了！
【陈白尘（1908年3月2日—1994年5月28日），中国作家、编剧。原名陈增鸿，又名征鸿、陈斐，笔名墨沙、江浩等，江苏淮阴人。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后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7月任共青团淮盐特委秘书，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独幕剧。1935年出狱后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抗战开始后，在各地坚持进步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解放后参加创作了电影剧本《宋景诗》和《鲁迅传》等。文革后重操文笔，1978年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主持建立了戏剧影视研究所，这是国内第一个戏剧学专业博士点，培养了许多戏剧人士。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陈白尘对于讽刺喜剧有着独到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1994年5月28日病逝，享年86岁。】
